最近看了一些烟台和胶东地区音乐类史料，深深感觉烟台也保存了很悠久的音乐化石，等待着有心人的发掘。把几个想法记录一下，不一定成熟，只是思路。
一、双管与九孔管
胶东地区的道教音乐历史悠久，据《道臧·混元圣记》载，可上溯至北魏。
烟台一些村、庙保存着古老的乐器和工尺谱手抄本。
例如烟台阳主庙道人朱相坤（其祖父、父亲都为该庙道人）善吹管子，并于1948年时，将技艺传授给现管子演奏者杨懋铎。1986年为全省普查时，杨懋铎是山东省唯一一位能演奏同宫成套连缀大曲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全真道教音乐省级传承人。
杨懋铎在吹奏管子。（邢建国摄）
胶东道教音乐常用“四大调”，分别为：上字调、乙字调、勾凡调、靠凡调。
关于工尺谱及谱字的含义，我以前写过文章，这里不再赘述。想了解的可以搜我以前写的《谈谈工尺谱》。
我想在这里说的、胶东道乐最特别的一点，是四大调中的“勾凡调”。分两部分来说：
第一，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上图杨懋铎老人吹奏的是两根管子连在一起的乐器，被称为“双管”。双管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最早见于东汉郑玄为《周礼》所作的注释：“管如篴而小，并两而吹之，今大予乐官有焉。”我在做田野调查时，亲见北京民间艺人演奏双管，也听说河北曾有老艺人能奏双管。
第二，胶东道乐所用管子为九孔管。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的人都知道，现在哪怕保存着一些古乐的大部分农村地区，所用的管子也多是八孔管了。
根据宋代《太平御览》记载，管子这种乐器起源于龟兹国。传入中原后被称为筚篥。根据北宋陈旸《乐书》中记载，管子原有九孔：
孔的分布是前面7个：五、凡、工、尺、上、乙、四。
后面2个：六、勾。
据《明会典》载，明代九孔管依然在宫廷雅乐中使用。
到了清代，据《五礼通考》载，管子分为大、小两种，大管依然是九孔，小管变为了八孔。少的那一个孔，就是背面的“勾”。
管子由九孔变为八孔，不止少了一个乐音这么简单。这个乐音可以通过“以上代勾”来完成演奏，但乐器变化引起了音阶体系和转调方式的变化，这才是真正深远的影响。这是音乐学的专业范畴，我就不在这个科普号里多说了。
胶东道乐因为保存了九孔管，所以才能保存因存在“勾”音而成立的调式“勾凡调”：
“勾”是升高半音的意思；
“勾凡”就是升高原凡音半音。
勾凡调是以角音来命名的调式，即角音为勾凡，所以它的宫音就在“尺”上。因此如果以宫音来命名的话，就是尺字调。换句话说，勾凡调与尺字调是同宫系统下的两种不同的调式音阶。
胶东道乐保存着古老的乐器和调式音阶，“四大调”中的“上字调”与西安鼓乐等地保存的工尺谱中“上字调”的用法一致。曲牌中有许多与《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一致（具体参见艺研院徐倩的研究）。这显示出中国古代音乐，曾通过某种方式实现了上下贯通的一致性。
烟台的九孔管
二、芝罘咯鞭与蓬莱烧纸调
不止道教音乐，我在了解烟台地区其它非遗音乐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感觉。
例如芝罘咯鞭（磕鞭）。传说是清乾隆年间，有一位京城艺人路过此地，没了盘缠，便与当地“耍会”会首协商，以传艺的方式换取回京盘缠，于是留下了盛行于北京民间及宫廷的民间艺术表演“走会”中的“霸王鞭”、“四大景”等。在烟台当地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风格的“芝罘咯鞭”。
实际上，这种以“鞭”为主要道具，集舞蹈、音乐、戏剧与一身的表演形式遍布全国各地：在北京和山西叫“霸王鞭”，烟台叫“咯鞭”，福建叫“钱棍”，云南叫“打花棍”。等等。
烟台芝罘大疃村咯鞭（磕鞭）表演。
北京“霸王鞭”
重庆高观镇“钱棍”舞
河北、山西等地的花棍秧歌
故宫博物院藏“霸王鞭”。
故宫官网对该词条解释为：霸王鞭又名“金钱棍”、“花棍”，在约1米的竹棍内，间隔距离镶以铜钱，并以彩绸条、彩线作两端装饰。玩耍时可单打，也可双根对打，棍上各枚铜钱因磕击而发出阵阵响声。
蓬莱地区的“烧纸调”，是在祭祀、驱邪祈福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套曲，它依附在民间祭祀的“烧纸”活动中，因此得名。
“烧纸调”老艺人照片
一方面，“烧纸调”与东北跳大神所用“烧香调”颇有渊源。也融合了胶东道乐的演唱形式（一人领唱、多人齐唱）和伴奏方式（唱时只用单皮鼓伴奏）。
另一方面，根据《高密县志》、《蓬莱县志》等文献的记载，“烧纸调”的祭祀仪式与当时“朝廷颁布”的官方仪式多有相似，例如官方迎神、初献、亚献、谢神、送神等仪程，与蓬莱烧纸调的仪程多有相似。
不论管子、咯鞭（磕鞭）还是烧纸调，都呈现出中央与地方的某些一致性和传承性。
我自己有个模糊的想法：就像项阳老师曾在山西乐户研究中发现中国古代曾存在中央、地方乐户的轮值轮训制度一样，也许烟台这些与中央及各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音乐项目，也是古代某种自上而下的制度造成的产物。
听说蓬莱的一些农村里还有鼓乐班和吹鼓手，会吹大杆号等乐器，希望有机会能去实地考察一下。我觉得烟台地区的这方面很值得挖掘，认真去做的话，也许成果不止一篇硕士、乃至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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