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史上父子同为宰相、尚书、督抚的例子并不少见，但父子在同一时期担任朝廷重臣或是地方督抚的例子却不常见。有清一代仅有两例，一为王崇简、王熙父子同为尚书，二为杨遇春、杨国桢同为督抚。
王氏父子的情况之前御史有过发文，这里不多加赘述。这次主要讲的还是道光朝的杨遇春父子。
一等昭勇侯杨遇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清代汉人封侯爵的仅有17人，绝对是稀缺品种。而这17个汉人侯爵中，又有不少是清初时期的前明降将，真正入关后靠军功封侯爵的，恐怕只有张勇、施琅、杨遇春、杨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几个。
杨遇春是武举出身，他所处的年代正是大清盛世落下帷幕之时，乾隆晚年他跟随福康安打了不少的仗。但真正建立军功则是在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他因功授轻车都尉世职，实任固原提督。
嘉庆一朝，汉人中最能打就属杨遇春，曾多次带兵平叛起义，他属下的陕甘绿营也被时人认为是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嘉庆十八年，杨遇春镇压天理教起义，被封为一等男爵。
道光继位后，杨遇春再立新功，加太子太保衔，赐双眼花翎，代理陕甘总督。道光八年，杨遇春擒获匪首张格尔后，爵封一等侯，实授陕甘总督。
清代八大总督中，论地位以直隶、两江为最高，但以任职资格而言，陕甘总督却排在第一位。从历任总督的情况来看，直隶、两江总督都有不少汉人担任，其他各省总督亦然，唯独陕甘总督不轻易授予汉人。
御史大致查阅了一下，历任的六十多个陕甘总督中，咸丰以前汉人仅有岳钟琪、刘统勋、杨遇春、林则徐数人。至于太平天国以后，汉人充任督抚已是常态，陕甘总督自然也不例外。
朝廷为何不轻易把陕甘总督授予汉人呢？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清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历代中原王朝不同，清代基本上没有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明之蒙古的袭扰。有清一代，唯独一个新疆让统治者头痛不已。
自康熙时期一直到光绪时期，新疆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几次重要的战事都发生在西北边疆地区。陕甘这个地方作为西北前线，经过历朝的战事，其绿营军队不管是数量还是战斗力，都公认是全国最强的，康熙帝在平定三藩时就说，陕西绿营最为彪悍。
因此，陕甘总督自乾隆朝形成定制后，一般都不授予汉臣，多为旗人担任。皇帝看来，汉臣多少还是有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一旦陕甘不稳，朝廷就难以应付了。
这也是道光帝一开始只是让杨遇春代理陕甘总督，而没有实授的根本原因。直到平定张格尔叛乱后，道光帝才对杨遇春真正放下心来，予以实授。
道光帝让杨遇春担任陕甘总督已经是皇恩浩荡，再让他的儿子封疆河南，显然是有悖于朝廷的人事任免制度的。因为大清有定制，父子是不能在朝中同时担任要职的，也不能同时委以疆臣的，这就叫亲属回避。
杨国桢这个名字是有异议的，有的史料记载叫杨国栋，御史偏向采信杨国桢之说。
杨国桢也是科班出身，他于嘉庆九年考中举人，但几次会试皆不中未能登进士第。但他毕竟是将门之后，不仅入仕之路通畅，而且起点也高，一上来就是户部郎中。嘉庆十一年，他官至安徽颍州府知府，此后历任云南盐法道、云南按察使。
虽然是典型的官二代，但杨国桢为人却很低调，办差也勤勉谨慎，几次受到朝廷的表彰。道光六年，杨国桢就任山西巡抚，不久调任河南巡抚。
杨国桢调任河南巡抚时，杨遇春正率军与张格尔叛军决战，道光八年，杨遇春凯旋回师实授陕甘总督时，受到了道光帝的亲自接见。奏对时，杨遇春提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上任时皇上能给几天假，让他在河南驻足几日，当面指导儿子有关营伍之事，并建议从陕甘地方调任几个善于带兵的将领辅佐儿子。
杨遇春的这个建议按说是不符合官场礼制的，因为他们虽然有父子关系，但就职务而言都是封疆大吏，陕甘总督不能干涉河南的政务与军务，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必然会被同僚指责越权。
道光帝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还是欣然答应了延遇春的请求，还嘱咐他要将平日带兵的心得一一传授给儿子，以便将来好为朝廷出力，也可继承杨氏尚武之家风。
史料中对此有一段评价：“以武调文，及父子同时为督抚，皆开国汉员所仅见。然忠武公父子继世忠贞，毅然以国事为家事，亦差可仰酬异眷。”《郎潜纪闻二笔·卷四》
杨遇春生有二子，国桢为次，长子国佐因年寿不永早故。道光十九年杨遇春去世，其一等昭勇侯爵位由杨国桢承袭。杨国桢一生为官有政声，后来官至闽浙总督，《清史稿》中为他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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