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中国，宏大叙事从来都不是和人民尊严相对立的。恰恰相反，宏大叙事正是为了人民尊严。
我国驰名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女士有这样一句经典论述，“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曾一度引发舆论场上的激烈辩论。似乎此二者是决然分裂的，人们不得不在价值上做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取舍。似乎一切宏大叙事都是建立在人间血与火的代价之上，“有良心的人”必须选择“小民尊严”来对抗“大国崛起”这一宏大叙事的人间“暴政”。
我们似乎不应对龙应台女士进行过多的痛斥和批判，因为龙女士这番话道出了资本主义文明演进的真实情势，控诉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要热情讴歌人世间所有同龙女士持相同观点的人们，他们能够退回到资本主义历史、跨越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对正在走进历史墓碑的那个文明不忘再来最后一口唾弃。
龙女士之流为何如此痛恨大国崛起这样的宏大叙事呢？因为世界历史目前还仍处于资本主义文明所把持的时代，我们至今仍处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宏大叙事之中。只有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才能读懂龙女士之流所发出的悲鸣。君不见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过程是如何带着殖民、奴役、枪炮和疾病叩响着落后民族的国门，君不见这些国家殖民世界之前是如何用羊和工厂压榨着本国无产阶级的血汗。
时至今日，它们未曾改变。它们用精心编造的谎言，去颠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政权，让那里的人民深刻明白“虽然他们失去了一切，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这至高无上的天赋人权。它们罔顾国内民众安危，将新冠肺炎说成是电子烟肺炎，并将祸水东引，引发全球新冠疫情，给世界人民造成严重的安全危机。它们罔顾本国死亡人数高筑，却还要坚称病毒无害，号召人类与病毒共存共荣。数不胜数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它们这些国家政府及其统治者都是王八蛋、禽兽、畜牲、寄生虫。
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因。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事故，并不是反常，而是资本主义文明照耀下的常态。170多年前，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历史地阐述了资本主义文明推动世界发展的磅礴伟力，当然这只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直到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300多年后，越发地清晰起来：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三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造成的破坏力，比过去一切世代造成的全部破坏力还要大，还要多。这是历史的规律。历史从不会只给世人带来美好的东西，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与之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不可告人的血腥与污秽。尤其是西方世界所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20%人的岁月静好要靠80%人的负重前行。
我们丝毫不怀疑在轴心时代西方也曾拥有过灿烂的古文明，但信奉这些文明的城邦和公民却在野蛮人的攻击下消失殆尽。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古文明消逝之下的西方世界熬过了漫长的黑暗时代，低贱的下层人士备受压迫才想起来那个古文明的力量。托古改制开始了。
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终于使曾经的下层人士重新沐浴在文明的日光之中，获得了无尽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终于准备要将惨无人道的中世纪埋葬。中世纪的宏大叙事戕害了多少小民幸福我们不得而知，而弱者挥动拳头砸向更弱者的行为我们倒可预见。那些给当时弱小的资产阶级提供帮助的市民阶层却在革命胜利后被无情地踹翻在历史的舞台之下，接下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参加了革命，却落得一个惨痛的结局。在中国，也只有叛徒才会沦落至此。既然无产阶级并不是叛徒，那么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定有叛徒。
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宏大叙事为——甚至曾经是革命同路人的——无产阶级创造的悲惨世界，这就是西方文明的“请君入瓮”。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王权和资产阶级都做出过同样的事情：“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盟……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而王权则以奴役和掠夺回报它的盟友。”“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竟无一例外。
西方的宏大叙事建立于野蛮民族开化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是西方的，又是资本主义的。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这样讲道，“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只有不断的轮回。”我们否认他的判断，但我们可以这样遵循他的逻辑：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从本质上看是有历史的，只是并不多罢了。
当公元前1世纪，日耳曼民族刚以文明附庸的身份被记入史册时，中华民族早就集中全国力量将彪悍的北匈奴彻底击败。当西欧以封建制度进入漫长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巩固。一个是碎片化的城市治理模式，一个是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模式，这其中的治理智慧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文明进步与积淀的不同历史阶段。不是他们故意要贬损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而是他们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制度是远超于他们国情的现实最终所采取的必要的且唯一的制度形式。
这其中有对百姓的抚恤，有对和平的向往，有对周边的照顾，有对权力的约束，有对未来的期许，这是这个文明的内核与创制，或者讲，这才是文明的真正追求。反观西方世界，由于文明积淀少，导致其文化上的野蛮性；由于提前步入商品经济，导致其经济上的扩张性。野蛮同扩张叠加，必然导致其这个历史阶段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给世界人民带来痛苦。
西方的宏大叙事很早——可以说从一开始——就丧失其进步性，而沦为人、社会与自然的反面，发生了文明的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借用欧文和傅里叶的论述，将这种异化解释为“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并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这种所谓的文明只能带给少部分人以文明，而带给最广大群众和世界人民的，带给社会和自然的，只能是灾难。甚至不应该用异化的概念来对这一相反相成的现象进行概括，因为这个现象及其本质本身就寓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内核的深层，是其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个文明内核，则不成其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以用“异化”这一过程（延续性）概念来对其进行总结似乎并不合适。
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宏大叙事不同，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宏大叙事由于其带有中国文明的和合性以及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因而必然带有深彻的希望与未来。
中国文明历经三皇五帝的氏族公社、夏商时期的奴隶社会、周朝“分、封、建”以及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其间文明并未断裂。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古罗马帝国及罗马法都泯灭烟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大量借助其他文明文献的基础上，陆续发现并重构了古希腊文明”。而中国文明则是自始至终，依靠着统一的文字、文化、度量衡、政治体制、疆域，构成了从未间断的文明统一体。
这个文明统一体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依靠国家政治和军事力量治理水害、开凿河道、抵御游牧民族掠夺，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礼法制度。这一套从经济到政治、军事、文化的制度不是像启蒙思想家那样在理论上建构的“契约国家”“利维坦”“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暴政”，而是通过不断实践的方式去发现国家治理的规律，不断发明改造与之相匹配的体制机制，为了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政治统治的长期稳定。
这套体制可以说是最合乎理性的，这里倒可以引用一句黑格尔的经典论述，“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因为其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世界史上仅此一家。又因为小农经济本身趋向于稳定（“农耕家庭……是一种稳定的小家族”），中国古代政治也寻求稳定（“政贵有恒，不求屡易”）。当然也存在一些动荡与不稳定，但这个文明的内核却是追求稳定的。毕竟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毕竟中国自始至终在延续和践行这个理想。
而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就更加突出。自古以来，不论东西方，因为阶级社会的存在，人——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在自然灾害、疫情疾病、兵祸战乱面前，只能是“命如草芥”。想想西方中世纪的黑死病，想想圈地运动的“羊吃人”，想想“凡尔登绞肉机”；想想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工具和物资的“两脚羊”，再想想近代史上的花园口决堤、长沙文夕大火，想想电影《1942》，更不提日寇对我的铁蹄践踏。不是让大家想这些重大而沉重的历史灾难，只是让大家想一想那些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一个一个的如你如我的鲜活的生命。即便不是如此这般重大的灾乱，光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日常，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初期“血汗工厂”的童工，就足以令人胆颤。
当然，大家常说，没有共同经历就不能感同身受。所以一些人只是在头脑中营造了一幅民国的美好光景，就充满了那样的向往。这是自然。毕竟那个时候低贱的祥子、虎妞、孔乙己等人不能再穿越到现在来让那些人产生所谓的“共情”。“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并不是一句教科书样的场面话或宣传词，而是时代和一个又一个如你如我的鲜活的生命所组成的最广大劳苦大众的心声。
有意思的是，他们这些人不能和最广大劳苦大众“共情”，反倒能积极地同那些被批判的黄世仁黄老爷们“共情”，岂不怪哉？共产党解放了的四万万劳苦大众在他们眼中一文不值，人民翻身起来批判黄老爷们及其阶级，反倒戳中了这些人的痛点，对共产党指指点点，真是闻所未闻的人间神迹。在他们这些人眼中，似乎人民群众只是一群没有情感不值得同情的“乌合之众”，而那些剥削阶级却成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是什么狗屁道理？
共产党让一个族群几亿人在短短100年间摆脱了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而迅速地增长为十几亿人，让这么多人全部地、一次性地拥有全部政治权利，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如果能够认真对比中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所作的一切可谓彪炳千秋。时至今日，她仍在领袖的坚强带领下，继续地创造中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甚至是人类的历史。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苏联的利益和人类利益是一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这绝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庸俗的“投名状”，绝不是中国为获得苏联支援而讲的违心话。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信，对人类发展前途命运的期望。半个多世纪后，他参与缔造的党正在他的后继者的率领下，朝着他指明的方向大步迈进。
宏大叙事是为了族群的延续，但党从不轻易放弃每一个希望。宏大叙事往往是历史主义的眼光，它着眼于整个族群的未来，是同历史发展的“熵增”进行较量。我们可以这样讲，历史是无情的，它有着自身演进的逻辑，并不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一致，有时甚至相悖。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道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作风问题、阶级（阶层）压迫和固化问题就是历史演进的“熵增”；资本主义发展至今所形成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亦然。这些东西因其能够给人带来物欲享受、不思进取，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强大的统治惯性。这种统治惯性带给人的危害极大，迟滞、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社会要发展进步，必然需要与之进行殊死的较量。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负面新闻，如新冠疫情初期，许多医护人员牺牲、感染者离世——假设这个病毒是自然形成的，那么——这就是历史演进的逻辑之一，它是时代的“一粒灰”，但不是因为有这个时代，所以才有这粒灰；相反，如果没有这个时代的积极守护，如领导者封城决定、军地医护携手、英雄城市人民守望相助，那么就不是一粒灰了，而是埋葬庞贝古城的火山灰。那样中华民族整个族群的安危就面临生死一线。
也不是说去世的人就应该去世（我是说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不需要温情，历史的车轮只会无情推进。而我们的党却敢于去同这种历史进程相较量，敢于同阎王爷相较量，不惜一切代价治病救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疫情防控战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就是宏大叙事带给老百姓生命安全的最好保障。但并不否认其中，甚至至今，仍有一些罔顾生命、机械执行命令的情况发生。这些不是宏大叙事，这些是历史进程中的“熵增”，是迟滞和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是我们要坚决反对并与之较量的东西。有人将这种历史的“熵增”简单地等同于历史的“宏大叙事”，那就是缺乏深入思考，犯了简单化问题的错误。
历史是残酷的，我们要反历史的残酷无情；封建道统是腐朽的，我们要反封建道统；资本主义逻辑是无情的，我们要反资本主义逻辑。然而历史、封建道统、资本主义逻辑在演进和衰退的道路上必然会造成人、社会和自然的危害，我们要避免、对冲、消灭这些危害，这就是宏大叙事。这就是社会主义和中国文明带给人类的光。
然而个人在面对这些情境的时候往往是无力的、悲观的。在电视剧《罚罪》27集中，面对赵家势力的无法无天，宋光明向常征坦白，“我是一个警察，却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个体——即便是警察个体——在面对黑暗时所产生的无力感和窒息感。但这种无力感和窒息感并不是刺破黑暗、带来光明的武器，在面对一些负面新闻时我们尚且常常如此，更何况我们面对的，还有延续几千年、几百年的黑暗与不公。一个一个的个体，无数的个体，在一起只能产生无尽的无力和悲观，而要去突破这样的黑暗与不公，则需要强大合力与凝聚力。
人类进化的实践证明，这股力量只能从组织中来，在现代社会，就只能从具有强大信仰、组织力、号召力的政党中来。当人还是原始状态的时候，就知道必须协作配合才能捕获猎物；当发生灾难时，人民群众会团结自救；但当重大灾难来临时，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党中央和解放军。党中央面对的挑战和斗争是历史性的、系统性的、极其复杂繁重的，涉及外部环境、全要素生产、自然生态环境、科技发展、共同富裕等等各类覆盖整个社会面，甚至具有世界性。
这就是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宏大应对。这就是尽可能地保障更多的一个又一个如你如我的鲜活的生命所进行的必需且唯一的正确的举措。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我们的事业和人民的生命才有正常发展延续的基础；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我们的事业和人民的生命才能够有和平发展延续的可能；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取得成功，我们的事业和人民的生命才有继续发展延续的勇气；扫黑除恶、抗击疫情、中美较量不断取得胜利，我们的事业和人民的生命才有继续发展延续的动力。党和国家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可能有千般意义，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
我们的事业是艰深的，要付出与之相匹配的努力和牺牲才能获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鼓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应该读懂五年前这篇报告中的话。
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征、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些胜利来之不易，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是靠这些英烈的生命换取的。然而，生存权与发展权不可能永远垂幸中华民族，《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要得到一切，必须去争取。”而争取就意味着付出与牺牲。
想想吧，数千万一个又一个如你如我的鲜活的生命为了争取民族的延续与发展，将生命定格在了我们这个年龄。和平年代仍有那么多同志——子弟兵、警察、检察官、公务员、海关、医生、维和部队——依然需要用生命去维护共和国的安宁与公平。他们就像是这台庞大的、给人民提供一切保障的国家机器的一个个小小的补丁。
国家发展、历史进步、人民幸福不是什么天赋之物，也不是躺在那里就能自然获得的东西。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应当形成的，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我们当然要去做点什么，每一个个体的行动与付出都有意义。“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长征路是什么？是不劳而获？还是等着天上掉馅饼？都不是。长征是要死人的，是要准备付出重大损失的，是要同不一样的敌人去争夺娄山关、腊子口。
当然，和平年代不一定要死人，因为我们的先辈已经用生命将难填的沟壑填平了。但在同一切无情历史的、封建道统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敌人进行较量所生成的代价，我们应当去肩负、去承担。这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的属于自己时代的压力与牺牲，不为别的，只为能够像英烈们敢于去牺牲生命那样去维护中华民族的延续与发展。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任何组织都会有背叛者、懦弱者，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不能回避，只考虑自己的生活，我们无可厚非。背叛者和懦弱者自然想不到族群的利益和后代的安宁这么长远的事情，这永远是有志之士和人民群众的专利。
每一个个体的行动固然可贵，但要同无情历史作斗争、同封建道统作斗争、同资本主义逻辑作斗争，只有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才有意义，才有可能。只有真正为了人民，才能真正代表人民。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看看世界上那些至今仍徘徊在阶级压迫、战乱不宁、病疫困扰的国度，我们真该庆幸中国出了个共产党。这支人民的队伍，在100年间将中国从愚昧落后、羸弱不堪的境地解救出来，将穷困潦倒、一穷二白的中国送到了世界舞台中央，使四万万同胞的血脉得以延续。这得是多么强大的组织力和领导力，这得有多么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这就是人民的信任和历史的选择。否则，靠谁？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还是英美诸强？还是那个写日记的委员长？
历史给了各位几十年的机会和窗口期，但是有些人不中用那有什么办法？这个使命责无旁贷地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神奇的是，这个共产国际不看好的组织，英美诸强强烈反对的组织，写日记的委员长使劲围剿的组织，起初只有50来人的组织，革命中牺牲数百万力量的组织，就是这么着在她的领袖带领下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还开始和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逻辑进行斗争，和有数千年历史的封建道统进行斗争，和历史演进的无情进行斗争，和宇宙的熵增进行斗争。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气魄的组织，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斗争，她能成功吗？我会说，她将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成功走向成功。希达在《天空之城》中这样讲，“根要扎在土壤里，和风一起生存，和竹子一起过冬，和鸟儿一起歌颂春天……只要离开土地，就没办法生存。”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组织始终牢牢地扎在人民之中，吸收着来自于人民的磅礴力量，我始终坚信，她能赢。因为，我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好学生。
这支队伍是人民的好学生，是领导我们事业前进的中坚力量。我们很高兴地看到，2012年以来，这支队伍是如何净化自身肌体、如何加强执政能力、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如何回答时代之问的。十年过去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支队伍的不断涅槃，看到祖国人民的始终团结，看到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进步。
“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没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当前，民族复兴全局、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摆在这里，我们事业的基本盘是向好的，但前进路上仍有许多挑战。光明的前途给我们带来自信和勇气，曲折的道路让我们更加冷静和清醒。国家经济增长问题、金融问题、中小企业生存问题、人民群众生活问题、青年住房工作婚恋问题、人口增长问题、前沿科技卡脖子问题、祖国统一问题、外部环境问题等等等等，问题很多。但我认为，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这支队伍是一定有能力有决心办好这些事。
这些问题关涉长远，需要在政策上久久为功、长期坚持。
历史上，李悝公元前422年任魏相开始变法，到前395年，使魏国成为中原第一大国；
商鞅变法从公元前356年到前338年，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北魏孝文帝改革，从公元471年到499年，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融合作出了重大发展；
日本大化改新从公元645年大化元年开始至701年《大宝律令》编成，使日本步入封建社会；
日本明治维新从公元1968年至20世纪初，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行列……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大凡成功的改革，都需历经数十年的持续努力才能够取得实质上的成功，即便是失败的洋务运动（1861年至1895年）也持续了35年。20至3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小半辈子过去，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项改革而言，却才刚刚步入正轨。改革开放至今都快45年了，尚在继续深化进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艰巨的使命，我们应该有耐心，更应该给这支队伍以足够的时间。“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我想，也只有在如此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中国才能够取得同历史的无情、封建道统、资本主义逻辑斗争的阶段性胜利，才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上真正挺起脊梁。也只有如此，才能够不断地给人民带来尊严。
宏大叙事，从来不是“小民尊严”的对立面。当我们仔细分析其中的来龙去脉、逻辑关系，才会发现二者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最后，还得是老人家的告诫，“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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