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魏晋人士形象(世说新语是规范魏晋士大夫言行举止的)(1)

《北齐书》

导语: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侄子、临川王、江州刺史刘义庆率领一班幕府文士编成的,原名《世说》。所谓“世说”,就是世间各种道理的解说,通过讲故事而说道理称为“说”,这样的“说”,又通常包括言与行两方面。《世说》分为36门,1100多条,大约8万字,所记主要是东汉晚期、三国、两晋时期贵族名士、雅道风流的特言独行、逸闻趣事。

古往今来,《世说新语》获得的评价极高。明朝的王世贞推崇:“正史之外……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几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冯友兰先生认为:《世说新语》堪称“中国的风流宝鉴”;鲁迅先生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就连当代历史学者葛剑雄先生为《南京传世名著》中的《世说新语》写推荐词,他写到:“论文辞优美,简朴隽永,此书可谓篇篇珠玑,是文学中之极品……妙语玄谈,虚实僧俗,寓意深刻,境界无穷。”某种意义上说,《世说新语》可谓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与思想风貌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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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节选

以王子猷为例,看《世说新语》对名士言行的影响

虽然中国的文人,有正有邪,有雅有俗,有清流有迂腐有酸臭,但主动或被动之间,还是习惯自视为名士或愿意被视为名士的。那么,如果您也想做名士,不妨对照对照《世说》里记载的名士,照着他学,起码在形式上就可以了。

我们以《世说》里一位大名士王子猷为例,他是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王徽之字子猷。他出生于338年,逝世于386,我们看看这位东晋大名士的言行做派。

比如做官,《世说》记载:“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处,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做官而不管事,竟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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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猷种竹图

比如任性,《世说》记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想见朋友了,就赶一宿的水路,不想见朋友了,就造门而返,率性以致任性如此!

比如喜好,《世说》记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原来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诗意出自王徽之的这类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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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

魏晋名士三类名士与《世说新语》

当然,《世说新语》之所以被推为“名士的教科书”,还在于书中记载的众多名士,言行做派各具风格,比如按照传统的说法,魏晋名士可分三类:

第一类名士以活跃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的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为代表,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服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嗑药。

《世说》记载何晏之语:“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这五石散又名“寒食散”,是由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石硫黄五种矿物质调配而成的,据说服五石散,既能长寿,还能锻炼减肥,使得身材如玉树临风,双目则清澈明亮,这又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真是何乐而不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当昂贵的五石散,归根结底是种毒药,久服或过量就会引起中毒,导致死亡。悲剧的是,按照当时道家与医家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矿物质都被列为上品之药,所以服散致死者,可以理解为服法不当,而公认最会服散的何晏又是被杀的。于是这场服散嗑药运动,伴随着魏晋南北朝,持续了300多年,多少的名士因此残废甚至丧生!

同样悲剧的是,服散以后种种有异常人的举动,又被视为名士风度,为世人与后人仰慕。比如服散以后,周身发热,导致皮肤敏感,容易磨破,所以不能穿新衣服或洗后浆过的衣服,而服散以后的快速散步,又会出汗,两相叠加,于是尽管熏香、仍然充满汗渍的宽大的旧衣服里,便会长出虱子,这样就有了“扪虱而谈”即一边捺着虱子、一边挥麈清谈的名士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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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

第二类名士里最典型的就是“竹林七贤”,即以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位为代表的一派名士。曹魏正始、嘉平之间,他们经常相聚于竹林之下,相聚后的主要事情就是清谈喝酒,除了嵇康以外的六位也都非常能喝。其实能喝酒、酒量大,与是不是名士没有必然关系,那么竹林名士是如何喝酒的呢?

以刘伶为例,《世说》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反击讥笑他的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屋室是我的裤子,你们诸位干嘛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呀?”

意思就是说,我喝我的酒,你们管我那么多干嘛!

《世说》又记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这是说,夫人劝他戒酒,刘伶要夫人准备酒肉,他要敬祝鬼神,发誓戒酒,刘伶发的誓言却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就又喝酒吃肉,酩酊大醉。如此喝酒,才当得上名士吧,而在竹林七贤之后,酒才成为中国文学“永恒的主题”、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标志。

“中朝”本来指西晋,其实中朝名士可以包括两晋南朝的大多数名士。《世说》记载东晋名士王恭“不打自招”的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也就是说,这些名士的外在表现是,无所事事或者不务正业,酣畅饮酒,又“为赋新词强说愁”或“吾将上下而求索”地清谈着人生的困惑、生死与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妙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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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伶醉酒图

魏晋三类名士现象背后的实质

《世说新语》记载的这三类名士,您倾向哪一类?其实,您要想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士,关键还在于透过上述的现象,理解名士的本质。

从本质上说,第一类正始名士处身宗室曹爽与重臣司马懿的争斗漩涡之中,纠结于到底选择哪个主子、上哪条船?一旦选错主子、上错船,就有可能身首异处乃至夷灭三族,所以他们感慨人生无常、悲伤性命短促,反过来,这又促使他们执着于服散嗑药,以追求生命的长度。

至于第二类竹林名士的肆意畅饮,看似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其实,他们喝的大多是闷酒、苦酒、含泪带血的酒,当其时也,司马师、司马昭阴谋篡窃之势已成,并且残酷地剪除异己,于是竹林名士借酒浇愁、借酒远祸、借酒装糊涂,毕竟喝酒有助于进入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酒后说错话、做错事可以有回旋的余地,久醉不醒也是逃避政治斗争、远离人事纠纷的有效手段。

而相对于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大部分的第三类中朝名士,位居显要,锦衣玉食,他们的服散纵酒,既没有痛苦的思索,也缺乏光明的追求,他们少了正始与竹林的精神,有的只是空虚的、病态的乃至变态的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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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总结:

当然真正的名士不局限于《世说新语》里面记载的这三类名士,还有《世说新语》里没有记载的陶渊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命为“五柳先生。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著《归去来兮辞》,写《桃花源记》,他的诗中篇篇有酒,这样的陶渊明,堪称六朝名士最后一抹灿烂的晚霞。

如今,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知世论人,知人论书,才能读懂《世说新语》,才能亲近《世说新语》里面的名士,与他们对话,从而成为当世真正的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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