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隐私”已经不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陌生的词汇。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大型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巨头的影响力日增，对智能技术侵犯隐私的讨论频频出现。近日颇受关注的纪录片《监控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就又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惊悚的现代社会图景：在大型科技公司的各类算法科技面前，每一个智能手机的使用者都是“透明人”。隐私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化和观念的隐私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一面“时代之镜”，映射出历史的隐秘变迁。
因算法、平台的崛起而产生的“隐私”焦虑，仅仅是隐私观念与日常生活互动的漫长历史中的一小段。英国公开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大卫·文森特就在《隐私简史》一书中将目光投向更久远的历史，以英国为例，带领读者一探隐私观念发生变迁的那些重要时刻中社会生活的图景。在文森特的生动描摹中，我们会发现从中世纪开始，隐私的观念就始终与技术、政治、消费等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发生着密切的互动。人们对隐私的日益敏感能让私密的信件如雪片般往来各国，让大作家狄更斯惊叹于邮筒中“甜言蜜语汇聚成尼亚加拉瀑布”的盛景。隐私观念的背后也蕴藏着阶级的不平等，私人住宅的发展伴随着公共空间的透明化，中产阶级享有不被打扰的清净的同时，大街上的流浪汉越来越无处藏身。
一部隐私的简史其实同样也是一部人性的历史。雷蒙德·威廉斯曾将电视扮演的角色视为一种“流动的藏私”，这是现代人隐私观念的绝佳隐喻，也反映出背后的人类天性：既渴望借助媒介、交通工具保持高速流动和信息开放，又希望随时能退回一个自足的个人小天地中。而文森特无疑揭示了另一种：隐私也是一堵诱人的高墙，越是戒备森严，越是吸引着它跟前络绎不绝的人群前来窥伺。这或许能解释，迈入现代社会的人们面对隐私为何总有如此多的困惑和焦虑。
以下内容摘编自《隐私简史》一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隐私简史》，[英]大卫·文森特著，梁余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0月。
原作者 | [英]大卫·文森特
摘编 | 刘亚光
19世纪伦敦的“隐私”：城市中产阶级的私密性和流浪汉的可见性
19世纪，应对猛增的外来人口成了伦敦的当务之急，伦敦导览手册的复兴也反映出这一点。1820年，皮尔斯·伊根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伦敦生活》。书中再次使用了老套路——见多识广的朋友带领着无知的乡下人，向他介绍都市的乐趣与危险。它是沃德《伦敦密探》风格的直接延续者，但由于阅读市场的成长，其影响力被成倍放大。伊根的这个产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由于它真实可靠。读者被带着走过真实的街道，他们进入的集会厅、剧院、俱乐部、小旅馆、体育场馆和酒吧，都可以在现实中按图索骥。伊根解释道，城市中的危险无处不在:
因此，作者为他的读者们选择了暗访摄像式的视角，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还因为这很隐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能够暗中观察又不暴露自己......不必冒着水火之灾、手脚伤残、被打肿眼睛、丢失财物或进看守所的风险，不用担心因为捎上一个妓女就被安上行为不端的罪名扭送给治安长官，就能将伦敦的生活尽收眼底。
要认识伦敦，就要将它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来接受，这让伦敦越来越难以成为外来者的乐园。越难通过直接体验来了解全部街道与房屋，寻找另一种了解途径的需求就越是迫切。除了指南类出版物和周边产品外，娱乐业大亨们还发现了全景图的市场需求，即将大量各类建筑呈现在同一张地图中。其中的登峰造极之作便是托马斯·霍恩的《伦敦全景图》，于1829年在雷金特公园新建成的伦敦大剧院中展出。它所展现的是观察者从圣保罗大教堂穹顶上远眺所能看到的方圆32千米范围内的城市场景。这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联姻，通过世界最大的油画纵览世界最大的城市。民众愿意花钱去看自己居住的地方，这反映出他们坚信自己正置身于当代的奇迹之中，个中精髓只能通过文字或视觉媒介来掌握。
19世纪的伦敦街头。
到这时，隐私已经是妇孺皆知的概念，甚至被用滥了。“神圣面纱”既体现出其道德力量，也说明它实际上很脆弱。韦斯特麦考特后来成为新闻工作者，他发现要以合法的方式进行观察十分不易，对伦敦生活的描绘也仅限于某类人或某种职业，或是知名人士的公开行为，或恶意违背了公序良俗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作为评论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隐姓埋名的权利属于家庭，而不属于街头。从大门关上的地方开始，不受窥视的权利即告生效。
在门槛以外，能见度却变得越来越重要。伦敦街头在1807年首次出现了煤气灯。到1875年，伦敦已经铺设了8000千米的煤气管道，这让伦敦成为第一个工业化不夜城。此时要追求的是找到相遇与相知之间的恰当平衡。黑暗的小巷已不复存在，人们无处可躲。城镇的法条规划都更倾向于开放原本封闭的场所。每条道路都要彼此相连，以促进交通及减少私人场所。在1835年的《公路法》颁布后，主干道的宽度都受到统一规制，人行道被专门划分出来，用于实现人车分离，让出行更加安全。人们可以自由在街头会面，但得稍微快些。在新版伦敦导览面世时，法规已经要求行人必须保持行进。1822年的《流浪者法》已经在司法上区分了穿过公共街道的行人和在街道旁无目的游荡的人。因此，长时间驻足并交谈被视为可疑的举动。
印刷品的高产是引起变化的另一原因。总的来说这增加了居家放松的机会，而那些文学爱好者可以足不出户，就享受到戏剧带来的乐趣。在1825—1850年间，积极进取的书商就开始发行戏剧和喜剧的翻印版，供人们在家中阅读。约翰·邓库姆和约翰·坎伯兰出版的《英国戏剧》
(British Theatre)
重现了一大批舞台作品，你可以重拾演出当晚的美好回忆，或是带家人朋友自排自演，所费却不过一张座席票钱。自助排演手册、戏服和道具一样唾手可得。更富有的家庭里，孩子们还能获得剧场模型，里面有点着蜡烛的微缩场景。乡间的宅邸更加宽敞，就像德文郡公爵1833年建的查茨沃思庄园，其中会建造私人剧院供家庭聚会观看。19世纪早期典型的集体娱乐活动现在却成了家庭娱乐，这反映出家庭功能的深远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增加投入，以便能不出家门就享受到各类丰富活动，对于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
查茨沃斯庄园。图源：Chatsworth House FB Page
从信件到电话：媒介技术与虚拟隐私
人们越是被限制在私生活范围内，就越发看重虚拟隐私，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见，从中世纪晚期开始，信件就已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脆弱纽带。到18世纪末，中产阶层社会对邮件的使用就已司空见惯。采用寄达付款制的便士邮政在城镇中随处可见，让改革家深信建立史上首个全国性通信系统的可能性。平价预付费机制既能避免需求受限，又能控制成本。改革的大潮在1840年由英国的一便士邮政开启，并很快风靡全欧洲乃至北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着重强调的，按伯恩哈德·西格特
(Bernhard Siegert)
的说法，是“媒介技术史上”的一次“裂变”。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创新仍然有其延续性。对通信的大量需求早已初露端倪，而在地区以内或之间以较高速度传递信息的途径也已经存在。大容量的邮政马车速度已经很快，而新式火车又带来了进一步提速，可谓意外之喜。机械的创新尚在其次，更关键的是其设计目的。一便士邮政的支持者首次指出它对隐私具有促进作用。
1837—1838年的特别委员会正式表明支持罗兰·希尔的项目，并发表了一系列观察证据，证明它有助于维系日益分散的劳苦大众之间的联系。“我毫不怀疑，”一位见证者指出，“因为穷人心中也怀有同样的情感，他们很快就会形成这样的喜好，与远方的亲朋交谈并乐在其中。”由于职业变动和城镇化的关系，劳工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高，这也威胁着他们的精神与物质支持体系，让同宗同族变得形同路人。能让他们远距离维持亲密关系，就能强化家庭作为情感与惩戒单位的作用，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发展经济及维护政治秩序。这常常能打动饱受相思之苦的妇女，她们或有外出工作的丈夫，或有离家的子女。这场运动紧紧围绕着私人通信与公共教育的轴心，形成了一项成本高昂的创新。国家同时投资于基础教育与价格低廉的邮政服务，两者相辅相成。识字教育使人能够读写信件，而对通信需求的觉醒又反过来增加了教育需求。
在早期，改革后的系统回报并不如意，但随后便开始稳定增长。在19世纪，英国人均通信数量从8封增长到60封，位列欧洲邮政通信量之首，是新兴竞争对手德国的整整两倍。有限的统计证据表明，尽管不符合最初的设想，但中产阶级人士才是国家投入的最主要受益者，他们借此在不断延伸的社会与家庭网络中拓展业务、维护关系。刚受了点儿教育的人还没养成书信往来的习惯，直到19世纪末出现了半便士一张的明信片，对格式的要求因而有所放松。在那之前，收信或写信都并不常见，而且往往是集体活动。不过即使在改革之前，也已有迹象表明，可靠的邮政服务、基本的读写能力和印刷产业化能够共同改造面对面的情感表达。在乔治王时代末期，情人间的手写卡片就变成了商业产品，这显然是对2月14日信件的曲解。当收信方不必再承担情人来信的邮费时，信件量进一步增长。在1850年的情人节，查尔斯·狄更斯透过位于芒特普莱森特的伦敦中央邮局的窗子向里张望，并惊叹道:“那些容器里安静地存放着成百万行热情的话语，汇成语言的尼亚加拉瀑布倾泻而过，却连一点一滴都没有留下。”大多数情话都是批量生产的打油诗。由于购买和寄送邮件十分方便，就使得文字与情感之间产生了间隙。卡片不再能表述情感，而只是个象征符号，它们的统一制式能够带来随后的亲密谈话，但也可能成为阻碍。
查尔斯·狄更斯
在虚拟隐私方面，老式的通信技术直到20世纪仍占据着主流媒介的地位。当一便士邮政开始应用时，电报技术也正在研发之中。它能使通信不再受时间与距离的限制，这让当时及以后的评论者都兴奋不已。“每个人都知道信件在日常生活中有多重要，”一篇关于欧洲发展的早期调查评论道，“但我们很快就要进入新的时代，所有社交与商业通信都会通过电报完成，而从邮局寄出的信件则只会被用于核实电缆所传输的信息。”全国电报网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已铺设完毕，1852年在巴黎进行了首次跨国通信，在经历多次失败后，首条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在1866年投入使用。电报服务应用于部分商业、报纸和通讯社，让大英帝国有能力管理日益扩张的疆土，也让国内外时间计量得以标准化。不过，尽管电报与数字革命有着隐约的相似性，它却没能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因特网。到19世纪末，社会交流的主要方式仍然是语言与文字。即使是在时空差距都更大的美国，理查德·约翰写道，电报“仍只是一种特殊服务，客户仅限于商人、议员和记者”。一部分问题出在成本上，但这里面还有保密性的问题。信件可以用新发明的量产涂胶信封来密封好，只有借助政府许可令才能打开，而电报技术则要求操作员把要发送的内容逐一念出来。虽然这些职员都被要求“对所有电报内容、业务及其他事项严格保密”，但政府与商人都仍对敏感信息感到忧心。电报业直接导致了加密信息的复兴。人们投入大量精力来隐藏信息，如历史学者所言，“成就了今天的密码学”。
电话是19世纪的一场电子通信革命，同样也经历了高期望到低使用率的落差。这次的费用麻烦更大，而且通话双方都需要支付。由于技术尚不稳定、资本要求激进、公共基金受限，在1875年后诞生的电话网络既无效率，又很昂贵。收费方式是高昂的统一服务费，结果就是只有少数用户能在家中安装电话线，但可以无限量进行通话。在第一版专利过期20年后，一项国会调查指出：“付得起固定年费、通话数量也够多的人往往会认为这笔费用物有所值，这种通信模式能使他们自身受益，而他们的通话对象所付的费用和他们差不多，使用频率也类似。”但接线员的存在又对保密性构成了威胁，早期的人们还得大声吼叫，来盖过线路的杂音，这再次带来了被窃听的问题。贝尔的这项发明在美国更受欢迎，因为电话可以用来串联起各个孤立的农庄，但早期的合用线路也会令人担心窃听的可能。这项技术不再需要读写能力就能使用，而此时的挑战就是如何对着电话那头管理好家中的隐私。接听电话就等于对未表明身份的访客甚至商贩敞开大门。电话用户保护协会的负责人对此辩解道，让仆人来接电话就会好得多。
新闻业的困局：揭露骗局还是刺探隐私？
隐私的作用源于背叛的可能。对私人信息的保护与侵犯相克相生。隐藏的内容越多，曝光的动力越足；外部威胁越大，房子的围墙就越厚。让隐私在19世纪显得摩登的并不是对独处的渴求——这已经有很长历史——而是公开与隐匿之间的辩证关系。约翰·普尔的戏剧版《保罗·普赖》在乔治王时代晚期的伦敦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中的一句台词捕捉到了这种紧张关系。“但愿我没有冒犯什么”，这其中的否定既表达了对侵犯隐私的高度敏感，同时也带着对别人私事的好奇与兴奋。在戏剧结尾，保罗·普赖对女主角的求爱遭拒，因为他实在太爱打探。“呸，呸!”他愤愤不平地答道，“探究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特征。”好奇是种具有颠覆性的举动。对它的赞颂升温意味着开放战胜了封闭，理性战胜了阶层，美德战胜了虚伪。这是构成发展中的自由政体所必需的，国民应当自由探究自身所处的环境。且不说别的，发掘信息本身就结合了活力与乐趣，不论是发现新知识，还是揭露已经存在的问题。这种精神影响了许多领域，娱乐、文学、新闻、政治，只有探索精神才能带来满足，只有积极宣传才能赚到钱。
《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的文化》，[美]迈克尔·舒德森著，郑一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以皮尔斯·伊根的著作与戏剧的成功为标志，关于隐秘伦敦的指南类读物在19世纪20年代伊始达到了顶点，而在此时又获得了新的优势。进一步明确调查的合法边界变得很有必要。记者和警察在19世纪前中期都获得了新的职业定位与影响力。不过，随着日报与周刊内容范围日益拓展，编辑们发现，比起警察，他们认可并贯彻职业道德标准之路要长得多，也没那么完善。如果公共领域的新闻业龙头要求政府重视此事，那么层次较低的同行恐怕就得事事打官司了。一系列企业家都与蓬勃发展的色情文学市场有着紧密联系，他们正在探索如何将隐私变为金钱。
19世纪的英国报纸。
他们的利润来源于人们对八卦的热衷，并将传播方式从口头变为纸媒。19世纪的城市街区高速发展重塑了施行群体规范的古老方式，也滋生了对色情的好奇。它对可耻行为予以曝光，但自身在道德上也有瑕疵。谈论邻居的所作所为得在私下进行，内容本身也是秘密。“谈论八卦是种社交行为，”斐迪南·斯库曼评论道，“由于不能对谁都讲，这也是一种私密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隐私与八卦在披露程度上都受到限制。”尽管编辑声明义正词严，但很多廉价周刊已经发现曝光骗局与刺探隐私之间的隔墙并不严密，并感到其中有利可图。1856年的一期《保罗·普赖》发出了立意高尚的出版倡议：
讽刺作家们，是时候揭露这些谎言、欺诈、放荡与骗局了，很不幸，这些都已成为当今行为的主要动因。那么，就让我们作为先驱，以促进政治、社会与道德进步为己任。
它及时打击着各类丑闻，比如食品掺假、借贷公司的恶行，以及对性骚扰女接线员的指控。但它的封面故事却是路易·拿破仑的一名情妇的《秘密回忆录》，然后注意力又转到本地民众的不端行为上:“亚皆广场布赖顿街的S-t-l-s夫人在丈夫暂时外出时与比尔偷情，应当悬崖勒马。已婚妇女离开美德之卧榻，这是大家所不想见到的。”这本杂志每周都有一个专栏，列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流言蜚语，都列明了发生地点，对所涉及的个人信息也只是稍加遮掩。这些事情本来只会在某个街区里流传，现在却吸引了全国读者。其他小报群起仿效，同时这家周刊也发现，在普适道德准则灰色地带的行为在读者中很有市场。由于纸媒上的八卦是以批判的口吻写就，这等于一边侵犯着隐私，一边又在支持这一公俗。如果一切都是社会运动，那么这些看客既可以视自己为卫道士，同时又能兴奋地享受种种细节。
它证明为隐私保密也能带来收入。编辑们给流言的受害者们提供了另一选项，只要付费就能避免被刊载在专栏里。反过来，邻居们也能以给当地小报寄匿名信为威胁来敲诈一笔。曝光变成了勒索，记者被告上法庭。法律被重新修订，为家务事提供更大保护。1843年《诽谤法》
(Libel Act)
的第三节就是为了应对被称为“保罗·普赖侵害”的问题。它指出:
任何人若以发表或者威胁要发表有关他人的诽谤内容、直接或者间接威胁发表相关信息、直接或者间接表明可放弃发表能影响他人的任何事件或情形为由，意图索取金钱、金钱抵押物或任何有价物品，都应被定罪，并处3年监禁。
独立的个体和“友伴式婚姻”：隐私与现代生活方式变迁
在20世纪中期，汽车成为隐私观念的革命的又一大推动。在1914年以前，汽车只是精英人士的专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为中产阶级商务人士所拥有，而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工人阶级中的上层也有能力购车了。从1950—1970年，路面行驶的汽车总数从200万辆增长到了近1000万辆。和花园一样，驾车立刻成了室内隐私的替代品与衍生物。当汽车在机械构造上具备了一定可靠性，就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种涉入乡间生活的新形式。到20世纪30年代末，到景点“周末自驾”的家庭和参加教堂活动的家庭数量不相上下。有车家庭的范围在战后进一步扩大，让这种逃离住宅的方式更为普及，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私密空间。正如观察者们开始意识到的，汽车对室内空间的影响与其他交通方式都有所不同。正如马克·艾布拉姆所解释的那样，其作用独立于旅途本身：
或许可以说，有车一族的扩大部分满足了英国人日益增长的家庭隐私需求，因为汽车能载人远离近邻。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大多数车主都将自己的车视为住宅的另一个可拆卸房间。在工作日，他们用它来完成私人通勤——不用再因为搭乘公共交通而不得不与他人接触。在周末，他们则把这个移动的小房间挪到海边或乡间，并在到达目的地后独自坐在里面。
在战后的消费热潮中，汽车和电视的购置齐头并进。在1951—1955年之间，驾车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半，而电视机的保有量也从100万台增长到500万台。10年后，超过90%的家庭都拥有了电视机。然而真正能在家中观看电视的时间却要晚得多。1953年观看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加冕礼的观众中，只有40%是在自家的电视上看的。其他人要么是去邻居家看，要么是去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主流的广播媒介仍然是收音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拥有无线电执照者的总人口占比从10%增长到了70%。虽然还不是人人都能接收无线电波，但也已经相当普及。在1939年，贫困和电力供应不足让超过1300万人用不上收音机。在杰里·怀特的《坎贝尔的床铺》
(Campbell Bunk)
中，贫民窟的居民仍然要依靠见面交谈，或偶尔阅读。
休闲方式对隐私的影响存在两条背后的变化轨迹。首先，收音机与电视机先后拓展了消费者的精神广度。过去，只有印刷或书面材料才能进入局域信息环境，而现在要独自或在小团体里待着要容易得多，同时还能接触到各类新闻、知识与娱乐活动。相比起同一时期房间数量与面积的有限增长，这对个人空间的改变要大得多。不过，1960年的皮尔金顿广播委员会
(Pilkington Committee on Broadcasting)
提出了一个关注点，得到了左翼与右翼评论员的一致支持:“人们坐在家中时是放松的，不那么刻意防卫，从而更容易暴露内心。另外，一家人往往会一起收听，其中也有平常被保护不受外部影响的孩子，从而会尤为脆弱。”这些耳根子太软的听众们离开人群，封闭在一个紧密的社交圈中，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隐私就是通向幼稚病的沉沦之路。
《娱乐至死》，尼尔·波滋曼著，章艳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与此同时，所谓“友伴式婚姻”
(companionate marriage)
在缓慢而不均衡地发展起来。围绕这种新家庭形式有着一系列意义，其中的核心在于亲密与疏离相结合。丈夫与妻子在闲暇时间更多地彼此相伴，而不是各自在外参与同性别群体的活动。他们珍视在家庭单元中的隐私，并不遗余力地管控那些越过家庭边界的信息。他们拥有更大的共同居住空间，孩子很少，或是一直由其他同住的亲戚照顾。家庭成员并不会互换角色，不过在日常家务或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有更多共同参与。
由于一对夫妇更有可能在邻居与其他家人的耳目所及之外安排生活，对情感与性的期望也在提升。在“二战”后成年的这代人，无论是结婚数量还是婚姻持续时间，都超过此前或此后的任何时期。隐私既是夫妻、亲子之间获得更亲密关系的条件，也是其结果。外面的世界越是被隔离在外，家中的交谈就越能够敞开心扉;在家庭关系之中投入越多，在外面所需要袒露的就越少。然而，友伴式婚姻中有两类本质矛盾正悄然滋长。其一是保守的性道德。以家庭为基石的社会表明，异性一夫一妻制最终获得了短暂的胜利。其他伴侣形式或非正式关系都没有容身之地。当这一时期接近尾声，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有所提升，但通奸仍然要受到指责，同性恋行为直到1967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都还是种犯罪，在苏格兰延续到1980年，而北爱尔兰则是1982年。比起杂乱无序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想要在20世纪中期的紧密核心家庭中清除此类反常行为就没那么容易。如今通信技术的进步为各类亲密关系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让秘密也越来越多。一方面信件、电话、汽车在“助纣为虐”;另一方面，秘密引发好奇，让报纸大卖，就和19世纪一样。这类故事吊人胃口，引人着迷，也带来责难。这时的八卦新闻，在19世纪的离婚案件菜单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富人和名人的性丑闻。
封锁信息不再是隐私的防御优势，而成了它的耻辱，另一个矛盾也正潜藏于密闭的家庭内部。如密封一样的内部越来越被视为病态情感或性向的温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对那些拉起窗帘的房子里的虐待行为更为关注，街坊的偶尔窥视和打抱不平已经无法保护其中较为弱小的成员。人们质疑起家庭独立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如果家中缺少交流，对理应获得滋养的家庭关系反而是种破坏。人们寄希望于对外部人员倾诉，无论是热切的记者还是训练有素的志愿者与专业人士。小报们鼓励读者寄去自己的故事，匿名诉说个人蒙受的苦难和不满，并会像《每日镜报》
(Daily Mirror)
那样提供“保密承诺”。利奥诺拉·艾尔斯在1932年的《妇女天地》
(Woman’s Own)
中首创了读者问答专栏，里面提供了当时已没那么容易从邻居或亲戚那里获得的种种建议。“知心大姐”艾尔斯尤其关心沟通本身，即在家庭圈子里谁应该和谁分享哪些秘密。忏悔原本具有祛除罪孽的宗教功能，如今则被改为一系列心理治疗，通过讨论创伤经验来起到治疗效果。1946年，全国婚姻指导委员会成立，目标是给怨侣们提出建议，并提供可以向受过训练、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一吐怨言的地方，从而令婚姻更为稳固。
编辑 | 王青
校对 |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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