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您一定认为我写错了，只要是中国人，99%以上的人都会知道“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是故意这么写的：“人之初，性本在”这个“在”是“存在”的那个“在”，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心中都有?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心中都有
看到这个题目，您一定认为我写错了，只要是中国人，99%以上的人都会知道“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是故意这么写的：“人之初，性本在”。这个“在”是“存在”的那个“在”。
人性善恶之争，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贯穿着我们人类社会。
据笔者有限的知识所知，在我们中国，最早对人性进行评定的是孔老夫子，孔子没有对人性的“善”与“恶”进行直接的评定，却说了一句更接近人性底层逻辑的一句话：“食色性也。”这是一句被后世严重低估的观点，它最接近人性最根本、最底层的逻辑。
在孔老夫子之后，到了战国，那时候的先贤们对人性的善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终归结于性善论与性恶论两大理论观点，并在这两大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儒家和法家两种学说，以及依托与这两种学说之上的两种治国理念。
孟子他老人家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其关于人性的观点是著名的“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这种性善论，在名义上，则贯穿了中国皇权社会的始终，成为中国皇权社会的名义上的思想基础。
荀子与孟子同时代，同样是孔子的传人，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老人家的观点却是性恶论，其著名的论点是：“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就此，我个人觉得，荀子更充分地理解了孔老夫子那句“食色性也”的真谛，后面我会对这种观点进行一个论证。
荀子虽然是大儒，但他的两个学生却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即李斯与韩非。
实际法家的性恶论在春秋时已经形成，著名的《商君书》就是把人性定位在自私自利的状态之下，来告诉君主如何管理、驾驭、奴役、盘剥老百姓的代表作。
前面笔者一直强调，从名义上来讲，我们中国的皇权时代是以儒家思想的性善论为理论基础的，但实际上，法家的性恶论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皇权社会。这一点汉宣帝一不小心说过实话：“我汉家天下，儒外而法内”
实际在整个中国的皇权社会体系下，“儒外而法内”是贯穿始终的。“儒”是要求别人作到的，“法”是皇家用来驾驭天下的，所以类似于《商君书》这样的作品，不会进行考试，但是皇家内部却是必修课。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那些高明的皇帝会把他的下级玩弄于股掌之间，就是法家所起的作用。
在西方，古希腊神话已经对人性善恶进行了表述。在神话中，是这样说的：万神之王宙斯手边有两个罐子，一个里面装着善，一个里面装着恶。在人出生之时，宙斯就在两个罐子里拿出等量的善与恶，注入到这个新生命之中。也就是古希腊人认为，人是善恶相杂的。当然宙斯这个神被古希腊人描述成了比较不靠谱的这个么个神，所以，他的工作态度比较的不认真，在给人分配善恶时，有时就不那么平均，有时给某人善分多一些，有时给某人恶会多一些，这就形成了人间有的人更善良一些，有的人更邪恶一些。
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观念中，善是他们很多人极力推崇和追求的目标，而且他们和我国的会儒家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通过教育，人是能够达到至善的。比如柏拉图，在他哲学中的理念世界里，那个至高无上的太阳，就是善的化身。他的理想国那个哲学王，必须是至善之人，这和儒家圣人治天下的观点如出一辙。而到了古罗马的斯多葛学派，更是强调人性中的善，比如象其代表人物，古罗马皇帝奥勒留，他的代表作《沉思录》。其写作手法和内容都非常类似于我们的《论语》。
当欧洲进入到天主教一统意识形形态的中世纪，上帝成了监督人们必须善的一个外部力量，来世的惩罚，让人在现世行善的动力充足。
实际在当时的中国也一样，我们儒家，也引入了一个天的概念，皇上是天子，皇上做了坏事儿天会惩罚。
但是，在一个没有现实监督的条件下，人性之中底层的欲望是必然被释放出来的。那个来自于上帝或天的处罚总归比较遥远，所以那些个受命于天，或者受命于上帝的位于顶层的人们，大多或者说基本上不可能遵守善的约束了，但是还要给人以遵守善的约束的感觉，所以在那个阶段，全世界伪君子横行。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性的善与恶，实际上是决定我们人这个种儿如何处理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建立我们的管理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人性的善与恶进行一下确定，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确定人性的善与恶呢？笔者认为有！
那么，我们如何来确定人性的善与恶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人性最底层的逻辑去推演一下人性的善恶。而人性最底层的逻辑要从人的意义入手。
那么人的意义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人这个种儿的意义是“存在”。
实际不仅仅是我们人，从主体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有机体，还是无机体，甚至小到粒子，大到行星、恒星、黑洞、星系，其主体本欲都是在维系存在。维系存在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宇宙不证自明的第一公理。我们从这个公理来推演，完全能够洞悉人性的“善”、“恶”。
如上所述，如果认可人的第一本欲是为了存在，那么从个体来讲，我们首先要维持自己体个的生存。然后从群体来讲，为了种群的存在，我们必须进行不断地繁衍。为了个体的生存我们必须获取能量，其第一步就是“吃”。为了繁衍，我们必须进行性的行为，那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色”。所以我认为孔老夫子最被后世低估的一句话是“食色性也”，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也就是人的本性是“吃”和“性”。这是人为了存在所具有的最底层基因。
以此作为底层基因进行推演，就非常自然地推出：为了存在，无论是为个体上的生存的“吃”，还是为了群体繁衍的“色”，人一定要获取资源。所以获取是人性一个必然的基因；为了更好地获取，人与人之间需要进行必要的协作，所以协作是人性另一个必然的基因。
获取是为了个体得到资源，在这个基因下继续发展与衍生的就是为了自己，我们可以把这种基因称之为“利己”。如果“利己”这个基因继续发展，它会逐渐演变出人性的“恶”。
协作是为群体得到生存资源，在这个基因下继续发展与衍生就是为了他人，我们可以把这个基因称之为“利他”，如果“利他”这个基因继续发展，它就逐渐演变出人性的“善”。
由此可证，从我们的第一本欲：维护存在出发，我们人这个种儿的人性是利己与利他共存，也就是“恶”与“善”共存。而从逻辑关系上来讲，产生“恶”的基因的“利己”是为了维护存在的获取；产生“善”的基因的“利他”是为了更好地获取的协作。因此“恶”的基因在“善”的基因之前。所以，人性“恶”可能更为接近到底层逻辑。
从人的意义这个角度来讲，利己与利他都是必须的，所以本文的题目也就由此而来，“人之初，性本在。”这个“在”是“存在”的“在”
古今中外，不乏有先贤追求一种理想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人人自觉，人人善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贫富差距，大家共同劳动，个司其职，共享劳动成果。中国古代管这个社会叫大同世界。西法比如柏拉图，管这种社会叫理想国，当然后世还有其它的名字。
但这种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性是善的，大家都要做到先人后己，大公无私，“利他”要无限地放大，“利己”要尽量的缩小。但这种社会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越是带头人，越要起到带头作用，按这种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推演，那些皇帝、那些哲学王，那些主教等等，应该是最后享受的人，他应该是为了其他所有人，忘我工作的人，吃的最差，住的最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这种至善社会成立的基础。
而往往具有这种至善社会理想的人，当他取得了带头地位之后，却做不到上述状态，比如中国古代的皇帝，比如中世纪天主教的那些主教们等等。
做不到不是他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人性为了存在所形成的最底层的逻辑决定的。让人自觉地去对抗这种人性最底层的逻辑，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这些建立至善社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而往往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灾难性的后果。
从维护我们人这个种儿的存在这个意义来讲，无论是基于获取所形成的“利己”基因的“恶”，还是基于协作所形成的“利他”基因的“善”，其过度发展，都是不利于我们人的“存在”的。“恶”发展的极致不利于我们的生存好理解。“善”发展的极致同样不利于我们的生存不好理解，但是大家可以回头看看历史，那些想要利图于建立乌托邦的努力，最终都造成了我们人这个种儿的巨大灾难的事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了维护我们人这个种儿的存在，我们应该的是把握好“利己”和“利他”的度。而这个度的实现就是我们的社会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在正视人“利己”和“利他”两面性的基础上建立，以我们目前进化的状态来看，“利他”是需要鼓励的，而“利己”是需要控制的，控制“利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监督，尤其是对于那些获取了更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权力和资本）的精英们，对他们的监督是我们这个社会管理体系的难点。一个合理的体系是把决策权交给精英，把监督权交给大众。这个体系虽然很难实现，但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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