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汉地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从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梁朝起，中国汉传佛教的信徒才开始倡行素食。不食鱼肉的饮食习惯，最早为梁朝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所提倡。这一饮食上的规范，现在已成为汉传佛教的重要标志，出家人尤为严格。
和尚原来是可以吃肉的。佛经《戒律广本》本来写得很明白：佛教徒没有吃素的规定。佛家禁止吃的是“荤”。这个荤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指鸡鸭鱼肉一类的动物食品。我们现在讲的荤，佛教叫做“腥”，而不叫“荤”。佛经里荤字不读hun，要读成xun，熏的意思，指气味熏人的蔬菜，“荤乃蔬菜之臭者”。《梵网经》讲得更具体：“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葱、慈葱、兰葱、兴渠是五辛。”荤就是这5种蔬菜。荤字从草头而不从肉旁，说明荤的原始意义，是植物而非动物。佛教认为吃了荤，耗散人气，有损精诚，难以通于神明，所以严加查禁。
和尚可不可以吃肉，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的，而不是一概而论。佛教分为大乘与小乘。大乘是一心度人，以自度为度人手段，所以什么肉都不能吃；小乘但求自度不求度人，允许吃3种“净肉”(“三净肉”为“一我眼不见其杀者；二不闻为我杀者；三无为我而杀之疑者”)。对于“比丘患病者”，即生了病的和尚，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特殊照顾，什么肉都可以吃。如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洋和尚”，中国蒙、藏、傣等少数民族的和尚，都允许吃肉。佛教在引进中国的初期，还来不及形成中国特色。所以那时，和尚还可以吃肉。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想当和尚，想得几乎发疯。竟然先后4次擅离职守，跑到同泰寺，把身子舍给庙里，去当和尚。“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大臣们三番五次地从国库提出现款，找同泰寺洽商有关赎回皇帝的事宜，才把他赎回来继续当皇帝。
萧衍对于佛经手不释卷，一部《大般涅经》烂熟于心。经书里规定：“戒杀生。”天监六年（507），萧衍佛前宣誓，誓断酒肉，撰一文如下：“弟子萧衍，从今以后，决心断除酒肉，假若再饮酒食荤，杀害生灵，愿受一切鬼神制裁，将堕阿鼻地狱。”萧衍严格遵守誓言。他头戴葛巾，身着布衣，脚穿草鞋，每天只吃豆羹粗饭。
光自己不吃肉还不行，萧衍觉得身为皇帝对佛教必须有所作为，有所担当。于是，天监十一年（512）萧衍更是下诏道：“凡宗庙祭祀，皆须依止佛戒，青蔬豆腐，断用荤肉，去除贪欲，天地生灵，不能杀损，岂能为满自己口福，而牺牲任一有佛性的众生。再则，为祭祀而杀生，非但无补于事，且更加罪其身，永远沉沦，何苦而为？今后祭祀，宜皆以面粉为之，以大饼代替大脯，其余尽用素果。”这道诏书意义深远！
萧衍在这第二道诏书中，据以呼吁天下僧尼食素的主要原因是，食肉违背佛法主张的慈悲心。他的根据，是当时翻译成汉语的《大涅槃经·四相品》。其实，除《涅槃经》外，在《梵网经》、《楞伽经》、《楞严经》等许多大乘经典中，佛陀都有“不食众生肉”的教导。《梵网经》中说“一切众生肉不得食，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楞伽经》中佛说“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随后列举了15种不应食肉的原因。可见素食在汉传佛教有历史渊源，有佛典根据，有群众基础，还有自然环境的便利。
因为汉地多数地区属温带、亚热带气候，农业发达，菜蔬瓜果种类丰富，可提供很好的植物性饮食。上面几部教法中，佛陀允许比丘吃三净肉，应该是比丘托钵生活的产物，是佛陀最初的方便，不食众生肉才是佛陀的本怀。所以《楞伽经》记载了佛陀的本意：“我有时说遮五种肉，或制十种。今于此经，一切种，一切时，开除方便，一切悉断。”
可见萧衍对佛经研究之深，能够体悟佛陀的本意，还能借题发挥。萧衍不但活学活用，干脆不准吃肉，还彻底免除了佛陀最初允许比丘吃三净肉的给予托钵僧生活的方便！肉不能吃，看你杀生还有什么用？一经决定立即行动。紧急传旨：臣民提倡吃素。和尚一律不准吃肉。天地神明祖宗，享受和尚待遇。何谓和尚待遇? 即祭祀天地神明祖宗的供品，不准再用三牲猪头，统统改成面粉做的猪头猪肉。现今信佛者以面粉代生物为祀者，就是当时梁武帝所首倡的。
这个诏令颁行全国后，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还引发了农民起义。因为那么多以宰杀动物而谋生的人断了经济来源，屠户宰杀的猪、牛、羊等肉类卖不出去，养殖户家里养的鸡、鸭、鹅也卖不掉，国家经济陷入瘫痪之中。后来梁武帝被迫做了一些妥协：出家人不能吃肉，在家的普通百姓可以吃肉。风波这才平息了下来。从此以后，出家人不吃肉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萧衍以皇帝的权威向天下颁行断酒肉，金口一开，自然是一呼百诺。此后不食众生肉的戒规逐渐为出家僧尼所奉行，乃至许多虔诚的在家信徒也终身茹素。佛教素食的提倡此后又与儒家“仁爱”“恻隐之心”的思想一道在中国孕育出素食、护生的文化习俗，成为中国社会伦理实践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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