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花清瘟”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写过的一篇老蚊帐，虽然和这次的事件无关，但各位有兴趣可以作为参考，在此把它全文摘录下来。
事先我还是要说明一句，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加入这场论战，然而他们连药名都可以搞错，此“连花”不是彼“莲花”，之所以叫“连花清瘟”，是因为药中含有的“连翘”和“金银花”两种主要成分，真是贻笑大方。
某一次参加学术会，台上是一位骨科医生正在讲关于骨折的治法。讲着讲着，突然不知为何，他开始没有任何缘由地抨击起中医来了。当时我们都在认真听他讲专业方面的知识，没有任何铺垫和前奏，话锋转变之快令人十分诧异。而且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各种嘲讽和鄙夷，言语之难听、用词之粗鄙让人怀疑这是一个学术的讲座还是泼妇骂街的现场。他可能自诩幽默，但是附和者寥寥，当时气氛之尴尬可想而知。他讲话的语气透露着一股强烈的优越感，似乎于他而言，任何人都不足以被他放在眼里。
我突然证实了一句话：专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并不代表个人素质的高低。先不论对错，当一个人怨恨一件事的时候，是什么歹毒的话都能说得出来的，而不取决于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至于他为什么在现场突然开火，原因不得而知。但他自称擅长做骨科微创手术，中医骨伤的正骨、复位、小夹板那都是骗人的鬼玩意，有且只有手术才能解决骨科的问题，有这方面需求可以去找他。尤其是当他说到肩关节脱位的手法复位纯粹是假把式，不仅没用还会越治越糟糕，只有微创是最好的方法，要做手术就找他的时候，我惊掉了下巴。要知道，肩关节脱位用手法复位 固定的方法并非中医独有，这是任何骨科医生的基本技能，而且简单快捷价格低廉。
我不禁莞尔，事出反常必有妖，原来一切还是为了“利”啊，所谓德不配位应该也是这个道理了。为了抬高自己，不惜打击污蔑，甚至睁眼说瞎话的人我不是没见过，但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此大义凛然的唯此一例。
但是既然说到中医，虽然之前我在《上海往事》里面曾经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了，今天不嫌事，我还想多说几句。
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了，国家已经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带头跳出来说事。而被认为最有杀伤力的其实还是从清末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如雷贯耳。他们中有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胡适以及大文豪鲁迅等。现在的这些“中医黑”在他们面前都是小跟班一样的存在。
梁启超反中医的称号其实来源于他的一句话：“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然而，这完全是个误解，未免张冠李戴。这句话出自他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十号。上下文其实根本不是批判中医，而是批判阴阳五行，只是后人有意引申开来，扩大转移了批判对象。
彼时，中国盛行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具体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庚子年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荡然无存，很多有识之士明显看到西方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整体进步又让国人羡慕不已，于是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中医作为国粹的代表之一，理所当然地在这场论战中首当其冲。这其中自然一方面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也有一批江湖游医甚至骗子冒充中医在当时苦难深重的大地上招摇撞骗使然。庸医一说，西医也有、中医也有，只不过中医被无限放大了而已。
1926年，梁启超患尿血，且情况较为严重，于是到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当时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疾病，但是治疗方法是需要把一侧有疾病的肾切除。而梁启超的朋友，被誉为“中医四大名家”之一的的萧龙友帮其切脉诊断后，力劝其缓缓，暂不必割肾，劝他先看中医。但梁启超坚信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拒不接受中医治疗。于是进行手术切除了右肾，然后病情并无好转，尿血反而加重。后又不知为何，医生又诊断病因在牙。接连拔掉七颗牙齿之后，病情依旧。
此后无奈，经友人介绍找到中医唐天如医治，身体逐渐好转。经此，他已明确知道自己是被误诊误医，这一事实不仅现在众人皆知，在当时也是国人尽知，由此还引发了大论战、大声讨。但他却仍然带病撰文，要国人不要因为他的个例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缘由 ，断绝了西医在中国扎根。这种将个人得失和国家得失分辨完全分清的人，可谓有为科学而献身之精神，绝非现在一些医闹可比。虽然他私下里也认为“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
然而，他在身体稍有所康复后，便又弃中医不用。三年后，不治身亡，享年56岁。
其实他住在天津的时候，有一次夫人生病了，他的学生谢国桢就曾请过萧龙友出诊。经萧龙友精心医治了几天后，夫人的病就好转了。后来，谢国桢询问支付多少礼金合适。梁启超大笔一挥，“礼金大洋贰佰元。”去账房领钱。当年的200元大洋可是一个大数目。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也曾多次将“中医不科学”挂在嘴边，提倡“废医存药”，还积极奔走呼吁取缔中医，全盘引进西医。他作为文学大咖，喜欢写日记，还喜好发表文章。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疾病症状，所以他那“痔疮”的难言之隐格外出名，可谓世人皆知。
在1922年7月首次发作后，胡适就记录“坐如针毡，吃完饭匆匆回家，面已失色，痛得很厉害……”因晚间无法就医，只好被迫接受了江冬秀大姐江润生提供的偏方：将生南星、生大黄、冰片三种药捣碎，用醋调好涂上。这些药材有清热止痛、攻积导滞、散结消肿的功效。另外，江冬秀也多次提供药方给胡适服用，包括黄连、黄芪等泻药。内服的那些药好像作用不大，外用的药物虽能暂时能软化脓肿、缓解疼痛，但毕竟不是长久之策，面对反复发作也无可奈何。因此，他试用这些中医的方法不过是权宜之计。此后，他经历了协和和宝隆医院先后两次手术治疗，也不能阻止复发。
于是，无他法，在1925年经一位西医介绍，胡适请到了擅长中医外治法的潘念祖治疗。关于潘念祖其人，有一些传奇色彩。他也并非像中医名家那样是职业中医，按胡适的说法是“吃鸦片的，上午不看病，下午才门诊，晚上才出诊”，而且治疗费也很高，开口要“一百五十块银圆”。或许是潘念祖有过交待，又或许是胡适骨子里还是不愿意宣传中医治法，所以他未记述其具体诊疗方法。但此次治疗后近40年没有复发，可见治疗方法确实有效。有研究者推测，参考另一名民国痔漏专家黄济川所写的《痔漏治疗法》，潘建祖的治法很可能是采用了中医外科的“挂线”法，结合内外用药，并予以药熏等日常护理。
尽管潘念祖根治了胡适的疾病，但可能由于他属于“江湖郎中”，依靠的是一门经验积累的祖传手艺，且为人处世过于随意，社会地位比起职业中医还有差距，所以对于胡适来说，谢意也不过是“一百五十块银元”，与他平素大方待人没有太多不同，甚至不愿多提。
对胡适的中医观有重大影响的还有另外一场变故。当时他积极参与反对中医，但是在28岁那年却患上了一种未知疾病，有诊断说是心脏病的，有诊断说是肾炎的。当时他几乎遍访了西医大家，但都没有好的方法。最后只好又经人介绍，找到当时上海著名的老中医陆仲安求治。陆仲安诊断为“脾肾两伤”， 吃了三个月的药之后，胡适的病就好了。而胡适一家人后来有病都请他来看，陆仲安几乎成了他的家庭医生。
痊愈后，胡适在“陆仲安秋室研经图”题了五百余字表示感谢，并叙述了治病经过，“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后来又在日记中称：“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
因此，胡适后来不再攻击转而相信中医，至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铁证了。不仅如此，胡适在1925年还曾亲自劝说孙中山接受陆仲安的诊治。他也从此改了口，称“中医不科学，糊涂，但能治病。西医很科学，很清楚，但是治不好病。”算是从反中医转为了中立。
只不过，基于种种原因，晚年的胡适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选择了装聋作哑，甚至前后矛盾，否认当年的事实。作为他学生的罗尔纲曾写文分析：“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
而另一位反对中医的大家就是鲁迅了，相较于胡适，当时的鲁迅在反中医的路上更是走得很是坚决。
我们肯定都听到过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这句话：“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
在《父亲的药》中，我们能够得知他当时这种愤慨的原因。鲁迅的周家当年在绍兴是很有名的大户人家，但是因为祖父周介孚卷入科考舞弊案中，被朝廷判了斩监候，已深陷牢狱之灾，而父亲周伯宜也因此被革去秀才之名。为此周伯宜内心十分沮丧，遂饮酒麻痹，天长日久，身体也是每况愈下。所以在鲁迅的童年里面，他经常出入药店给父亲抓药。药店的柜台很高，他身高不够，总是需要踮脚仰望，又加之家道没落，需要典当物品去换取药材，每每遭药店伙计鄙夷，给童年的他留下了阴影。
他家门不幸，偏又遇上了姚芝仙和何廉臣两个觊觎他家钱财的人，一前一后历经三年之久。这里不讨论他们到底是不是庸医，因为这两人当时毕竟还是有名气的。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医术的好坏靠口口相传，有名气的医生想必应该是有点本事的。只可惜周伯宜应该患的是肝硬化腹水，即使是那年代的西医也没有什么办法，又加上他自暴自弃，即使病得很重也一样经常打发鲁迅去买下酒菜，不忌口食。但是这两人为高额诊金所诱，不明确告知病根在哪并加以反复劝导，反而药方尽用奇特的东西做药引子，什么六月的雪水、长在河边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打破的鼓皮等等，十分荒唐。周家的家产经此变故挥散得差不多了，但是周伯宜的病却没有任何起色，最终还是病故了。
先不论医术如何，这两人在医德上是颇有问题的。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一直认为是中医害死了父亲，这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痛。所以，鲁迅通过一声呐喊将中医一棒子打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鲁迅在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也坦诚了自己痛恨中医的缘由："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其实说到底，鲁迅的本心并不是在全盘否定中医，而是批判庸医，只不过怒火中烧的时候连带着一起骂了。
这其实是有着明确证据的。《鲁迅日记》中写道：1912年11月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2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916年1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他也阅读了大量的中医典籍，《鲁迅日记》载：1914年9月12日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至书肆买《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 、宋景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1923年2月26日，"下午其中堂书店借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1923年4月27日，"上午往高师校讲课，往直隶书局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一元四角。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说明鲁迅本人也在学习了解中医，而且用以自疗。
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描述，1932年，她害了妇科病，遍访西医求诊而不得治，最后瞒着鲁迅用乌鸡白凤丸治疗，患了几个月的病竟然好了。如此这般使得"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拿我这回的经验告诉一些朋友，他们的太太如法炮制，身体也好起来了。"她在《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中也谈到鲁迅与周建人兄弟俩总在茶余饭后有些谈话，常常也会涉及《本草纲目》或者中医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
有人又会说“废医不废药”，提出这类说辞的人更能证明完全是门外汉，仅凭自己的臆想，甚是可笑。中医医药自古不分家。就拿乌鸡白凤丸来说吧，其为补益剂，具有补气养血，调经止带之功效。其组成：乌鸡(去毛爪肠)、鹿角胶、鳖甲(制)、牡蛎(燔)、桑螵蛸、人参、黄芪、当归、白芍、香附(醋制)、地黄、熟地黄、川芎、山药、芡实(炒)等等。主要用于气血两虚，身体瘦弱，腰膝酸软，月经不调，崩漏带下。没有中医的辩证，哪来中药的配方组成。
鲁迅后来没有再批判过中医，更多的是以平实的态度对待中医。他研究学习了那么多中医古籍及经典，在生活中为自己和家人朋友调理，将有效的方法向亲友推荐，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在上文中已有记载。但是正是因为他早期的批判太过深刻，世人反而只认为他是反中医的。这在心理学上有个理论，叫做“首因效应”，其实就是先入为主。就好比谣言总是传得更广，而辟谣需要付上十倍的努力却还不能改变人们心中已经形成的错误想法。
中医属于经验医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通过不断的尝试和纠错才得以慢慢进步的，这就意味着它的发展完善确实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因为古人对自然的认知还是有缺陷，这也导致有一些迷信和糟粕的东西掺杂其中，从理论和现实而言，难免被人诟病。这也是现在中医界大力提炼精华，去其糟粕的工作所在。而《中医药法》、西学中等国家政策导向是十分有利于促进中医药的发展进步的。
中医通过经典书籍以及前人经验成册来进行传承，有些还是世代相传，这样就导致一些稍有文化的人自以为能自学成才、无师自通。也就造成了大量游医甚至江湖骗子打着中医的旗号招摇撞骗，客观上给整个中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医近20年，时至今日之21世纪，我仍然遇到了一些非医学的能说会道的骗子，自称中医专家、养生专家，号称能包治百病，目的则是骗人钱财。
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我们所说的中西医已经不是以前的中西医了，应该说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而这前后者之间又并非是完全的传承关系。现代医学讲究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在实验、解剖和病理之上，更能明确的说出个前因后果，而且依靠先进的检验和检测手段作为诊断依据，还是有其优越性的。而对于非医学的骗子来说，这些行医手段是学不来的，也就难以在此之上败坏西医名声。只是单有一些医德败坏唯金钱论的所谓庸医搞得乌烟瘴气而已。
于西医而言，过往的西医同样有其局限性，这里不多说。中医看似简单容易上手，实则根本不简单。医生当得越久，见过的病患越多，涉猎得越广，所考虑的方方面面就越多，行医始终要战战兢兢。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礼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任也。建议大家能读一读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的《大医精诚》，这里摘录一句“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任何专业，任何时候，无论中西，均需谦逊内省。
胡适一生坚守科学，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了晚年不承认甚至说谎也要做科学的卫道士，不否定中医但也不再说中医的好。但他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却如是写道：实验主义的真理观是这样的：判断一个理论、一个方法是否正确，是否是真理，就是看它是否有用，问“这个真理现兑成人生经验，值得多少呢？”
而张伯礼院士在接受白岩松采访的时候说：“所谓中西医之争，我从不关注，争论这个是无聊的，只有治好病才是最好的。”
至于那些不涉及学术探讨和交流，自己不了解却又纯粹以骂街形式来批判，从而显示所谓优越性，以抬高自身身价，继而获得更多金钱利益的人，本文也就“呵呵”而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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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参考：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梁启超
《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梁启超
《胡适日记》胡适
《胡适传》白吉庵
《闲话胡适》石原皋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
《南腔北调集》鲁迅
《鲁迅日记》鲁迅
《许广平文集》许广平
《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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