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闻以前有在电视上看过，其实这些人质从对加害者恐惧、到屈服、依附、依赖，最后还会加以帮助加害者。这是2011年轰动全国的河南洛阳性奴案，罪犯李浩就在地窖囚禁了数名年轻女孩。经过他的洗脑和允许用电脑、看碟的小恩小惠和“关怀”，被囚禁的女孩们纷纷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不仅毫无反抗之意，而且还会因为李浩的“宠幸”相互妒忌，大打出手。
即便之后她们被警察成功解救，也依旧在尝试袒护李浩。
经过精神病专家的分析，人质出现反常行为，是因为在被囚禁期间，产生了一种与绑架者建立心理联盟的生存策略。
即便这些人质表示自己并没有受到伤害，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精神疾病，就是大家熟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但不论李浩在囚禁女孩期间，给予了她们何种程度的“自由”，都不能改变他故意杀人、强奸、非法拘禁、组织卖淫的事实。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由来：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两个罪犯在银行劫持了四名员工作为人质，之后在保险库中与警方僵持了长达6天。
但当几名人质最终被解救之后，居然没有人愿意出庭指证挟持他们的犯人，反而还为几名罪犯众筹，帮他们打官司……
而今天要聊的这部《斯德哥尔摩》，正是根据1973年的那起抢劫案改编而来。
影片的主演阵容，可谓让人无法忽视——
伊桑·霍克扮演的是发动抢劫的男主，他在片中的造型是这样的；
而海报上被他劫持的女主，扮演者是劳米·拉佩斯。
她正是瑞典版《龙纹身的女孩》女主角，这次变成了手无寸铁的人质。
整部影片的故事，就紧紧围绕原型事件中的抢劫案展开。
电影开头，男主大摇大摆地在银行大厅连开数枪，赶走了所有路人，留下了几名银行员工。
他没有立刻洗劫银行的金库，而是不慌不忙地让女员工比安卡打电话报警，要求警长立刻到达现场。
原来，男主的真正目的，是要求警方释放正在服刑的朋友贡纳尔。
警长为了稳定住局面，只好把贡纳尔带到了现场。
他原本给贡纳尔提供了丰厚的条件，让他劝男主赶紧投降。但没想到贡纳尔一到现场，就跟男主狼狈为奸，参与到了绑架人质的犯罪行动中。
所以，男主很快成了这场劫案的掌控者，一会儿要求警方为他们准备跑路的车，一会儿又跟瑞典首相通话，威胁对方批准放他们逃走，否则就要枪杀人质。
一时之间，警和匪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媒体和路人纷纷围堵在银行四周，没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银行里劫匪和人质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在之后的剧情里，影片通过女主比安卡的视角，详细刻画了她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过程。
一开始，她对男主的印象只有恐惧，害怕他一激动会伤害自己。
但冷静过后，比安卡发现眼前的劫匪有点不太一样。
男主在掌控局面之后，立刻给人质们松了绑，还各种关心问候。
到了晚上，男主发现比安卡想念孩子，甚至破例允许她往家里打了一通电话。
后来，比安卡认出了男主的身份。
他名叫拉尔斯，曾经因为抢劫案上过报纸。
在那场抢劫中，拉尔斯因为对方心脏病发，就中途终止了抢劫，还亲自跑去药店买药，救回了一条人命。
在比安卡看来，拉尔斯虽然做了很多坏事，但不是一个彻底的坏人。
他只不过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迫走上了抢劫的不归路”。
而通过以上观察，比安卡渐渐对两个劫匪，从恐惧变成了同情。
相比之下，她认为银行之外的警察和首相，才是邪恶的大boss。
要不是他们插手，人质们这会儿估计早就平安到家了，而不是像当下这样，随时可能在警匪枪战中躺枪。
其实这个时候，比安卡和其他人质已经与劫匪产生了心理联盟，认为只要男主他们安全，自己作为人质也会安全。
所以到了后来，她和其他人质一起，开始想办法帮助劫匪逃出银行。
他们发现警察在监听，就配合男主他们演戏，假装人质遭受了饥饿虐待；
又用苦肉计，让男主当着警察的面，朝穿着防弹衣的比安卡开枪，以此让事态更加严重；
甚至还主动摆出“被逼上吊”的姿势，帮着男主他们威胁警察不要凿洞放催泪弹。
警察这边着急得团团转，但实际上人质们一直在跟劫匪“谈笑风生”。
也就是在“耍警察”的过程中，比安卡还与男主擦出了火花……
可以说，从最初的恐惧，到后来的同情，再到主动帮助逃跑，案件中的人质已经对劫匪产生了心理依赖。
几经尝试之后，警方也查到了男主的真实身份。
根据他过去“给受害者买药”的经历，警方断定人质不会受到伤害，于是立刻用催泪瓦斯控制了现场。
影片的结尾与真实事件一样，警方最终逮捕了两名劫匪，解救了所有的人质。
电影与真实事件中的逮捕画面
正是这起案件，催生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词，也引发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学家的热烈讨论和研究，试图解答人质的整个心理变化。
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8%的人质可能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也就是说，像斯德哥尔摩案件中的人质那样，对加害者屈服、依附、依赖，并加以帮助的人绝非个例。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精神疾病不仅仅局限在绑架案中，也并非“心理强大”就能避免被洗脑。
事实上，只要人们处于力量对比悬殊的处境中，就会出于生存本能，产生一种防御机制。
比如集中营里的战俘、遭受家暴的妻子，经常因为得到了加害者给予的小恩小惠，就会不自觉将遭受的虐待“合理化”。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确实证实了——人类可以被“驯养”。
除了斯德哥尔摩事件，世界各地也都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案例，而且不局限于绑架事件。
比如1977年，一个叫科琳·斯坦的女孩，被一对夫妻绑架。他们将科琳困在一个只容得下一人的木箱里长达七年。这期间，科琳被迫过着性奴般的生活。
到后来，即便她获得了自由出入的权利，甚至可以回家看望母亲，她都没有试图摆脱控制，每次都乖乖回到盒子里，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
这个故事后来还被改编成了剧情片《盒子里的女孩》，不过影片的质量差强人意。
同样的，在1973年的斯德哥尔摩事件中，即便劫匪之后收到了不少女粉丝的追捧，还一度被网传，娶了其中一名女人质做妻子，也都不能改变他们犯罪的事实。
不论这些罪犯的人格有多少魅力，在施暴中露出了多少人性善良的一面，都不能成为我们“追捧”罪犯的理由。
在今天聊的这部《斯德哥尔摩》里，导演也使用了不少情节，来刻画两个劫匪的愚蠢和整个故事的荒诞性。
虽然影片并不完美，但在看似轻松诙谐的故事背后，成功提醒了每个观众——与其去关注某些匪夷所思的犯罪事件本身，不如去认真思考，它们荒诞表象背后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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