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490余篇作品，其题材的共同特点便是一个“异”字，即作品所写的不是现实中耳濡目染、屡见不鲜的常人常事，而是不同于“常”的具有怪异，奇异特点的人和事。具体来说，“异”又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花妖、狐魅、仙鬼精怪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各种故事；二是“畸人异行”，即具有奇异的性格、行为和经历的人和事﹔三是现实中奇巧、罕见的自然现象或事件。
花妖、狐魅﹑仙鬼﹑精怪都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形象；现实中的人物一旦同他们打起交道，进入他们的世界，也就具有了非现实的性质。我们也可以说，《聊斋志异》主要是以“假象”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部作品。“假象”是光怪陆离极其虚幻的，但是，当作者用以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表达自己的理想时，又是透骨入髓、异常深刻的。二者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这部文言小说集内容上的突出特点。
可歌可泣的动人爱情《聊斋志异》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描写男女之情的爱情小说，这类作品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有世间的女子，但多数则是神女、仙女、鬼女﹑精怪，其中狐女又是特别活跃的角色。男主角则都是世间的人，多数又都是落拓不遇或发迹之前的名士、才子。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小说，是从男子的情爱心理出发创作出来的，或者说是男性中心主义和才子、名士中心主义的小说，作者借以表现的是现实中寒士们对于娇妻美妾的幻想。有的篇章，甚至让一个寒士同时得到了“双美”。这种创作心态不无庸俗之处，但这些作品的主调是对纯真的爱情的讴歌，是对封建礼教和禁欲主义的反叛。
在过去的小说创作中，爱情题材的作品已是汗牛充栋，但从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聊斋志异》那样，将男女青年纯真无邪的爱情写得那样委婉细腻，诗意盎然。特别是在那些写花妖狐魅的作品里，作者更是借助想象的力量，将青年男女拖出现实的天地，让爱情之花在幻想的苑囿绚烂开放。
例如《香玉》篇，叙述胶州黄生与崂山下清宫的牡丹花妖香玉产生了真挚的爱情，而即墨蓝氏将香玉的本体白牡丹掘移而去，拆散了这对琴瑟笃厚的情人。黄生天天临穴泣悼，白牡丹在蓝氏家中也日渐枯萎，后来天帝为他们的至情所感，使香玉复生于下清宫中。
作者这样描写香玉的复生:
(香玉之魂)乃曰:“君以白薮屑，少杂硫黄，日酹妾一杯水，明年此日报君恩。”别去。明曰，往观故处，则牡丹萌生矣。生乃日加培植，又作雕栏以护之。……生视花芽，日益肥茂，春尽，盈二尺许。归后，以金遗道士，嘱令朝夕培养之。次年四月至宫，则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摇摇欲析﹔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笑曰:“妾忍风雨以待君，君来何迟也！”
爱情，是人间最为圣洁的感情之一，曾引得多少帝王、才士以及芸芸众生们为之神魂颠倒，求生觅死。但在表现这种微妙、细腻.深挚的感情时，文人们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笔拙词枯。蒲松龄借助于非现实的“假象”，形象化地显示了可以超生起死的爱情的力量，将黄生与香玉生死不渝的爱情渲染得姿彩幻雨，诗情洋溢，有力地表现了对美好真挚的爱情的讴歌和向往。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小说高于一般同类作品的地方，还在于它在惊魂摄魄地描写爱情的同时，写出了多种多样的美好的人性，使作品充满了丰富的人性内涵，表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理想。
《阿宝》篇中巨商之女阿宝答应了“有相如之贫”的孙子楚的求爱之后，对其母亲说:“儿既诺之，处蓬茆而甘藜藿，不怨也。"《细侯》中的细侯，当得知她所爱的满生察中只有“薄田半顷，破屋数椽”之后，说:“妾归君后，当长相守，…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
除了爱情，她们都别无企求，于爱情的执著中又表现出人性的清纯、淡泊。《连城》篇中史孝廉之女连城，爱上了“有肝胆”、有才情而家境贫寒的乔生，誓死不嫁父母为其媒定的盐商之子，以致抑郁而终。乔生证实了连城是“真知我者”，在连城死后自己也“一痛而绝”，并在阴曹地府追上了连城。《瑞云》篇中色艺无双的杭州名妓瑞云，不爱富商贵介只爱穷书生贺生，而贺生当瑞云脸上被仙人点出的墨痕“连颧彻准”、“丑状类鬼”之时，不以妍媸易念，毅然“货田倾装”，为之赎身。
上述两篇中的男女青年之间的相爱，不计门第，不计妍媸，完全建立在肝胆相照的知己之感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一种崇高美好的人性，作品中的虚幻性情节使这种人性愈益鲜明。特别是那些描写花妖狐魅的作品，作者借助她们非现实的身份，赋予她们各种各样的善美的人性，寄托自己的人性理想。
她们有的烂漫无邪，聪颖慧黠，像清水芙蓉般天性纯真而又灵气四溢，如婴宁、小翠、芳云；有的世情练达，雍容宽厚，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如莲香、封三娘、红玉；有的襟怀旷夷，不慕名利，像秋菊一般淡雅，如翩翩、云萝公主；有的争强好胜，热烈奔放，其人生追求如火如荼，如凤仙香玉、鸦头……
在《聊斋志异》的爱情小说中，作者常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充分描写青年男女相爱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更加丰富和深刻。一种是青年人的爱情与家长意志的矛盾。
如《鸦头》篇中，妓女鸦头爱上了敦笃可托的王文，不感委身风尘，而其母却要其作“钱树子”，并将与王文私遁的鸦头捉回囚置。但鸦头矢死不二，王文亦不复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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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通过爱情与家长意志的矛盾，揭示了家长把女儿当成摇钱树这--并不少见的社会观念及其对青年人爱情的摧残，烘托了男女主人公的真挚的爱情，使爱情主题更加深刻﹑凝重。
另一种是婚姻、爱情或当事人中的一方与社会恶势力的矛盾。这些恶势力，有的是现实中的，有的是幻域中的，但后者亦是前者的曲折反映。对这些矛盾的描写，使男女主角经受到了严峻考验，强化了爱情主题，同时又从不同角度，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另外的本质，大大丰富了主题的意蕴。
如《辛十四娘》篇，只因冯生醉中嘲讽了楚银台公子对文章的无知，楚公子便以人命案栽赃陷害，致使与冯生已结为夫妻的辛十四娘，“于邑悲哀，至绝眠食”；《细侯》篇，富商某施展鬼娀伎俩，骗占了已心许满生的细侯。
这两篇作品，与社会恶势力的矛盾不仅强化了爱情主题，而又表现了人情的险恶，《辛十四娘》篇还揭示出读书人不应言辞轻薄、交不择人的生活哲理。
《伍秋月》和《梅女》，则是在爱情描写中，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吏和官的重要篇章。前者写王鼎与鬼女伍秋月相爱，在冥间城府见二皂役拘囚其兄，大施威虐，王鼎“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决皂首”。后来，冥间公役又将伍秋月捉去，横加嘲戏。王鼎又“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斩如麻”。
作者在篇末的“异史氏曰”中说:“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后者在爱情描写的线索中，又交织并行着梅女为典史诬陷并向典史复仇的矛盾线索。梅女生前，其家抓住了入室行窃的小偷，而典史接受了小偷五百个小钱的贿赂﹐便诬蔑梅女与小偷私通，逼得梅女自尽而死。梅女以鬼的身份同封云亭相爱，典史听说封云亭与灵鬼交好，前来拜访，梅女见到仇人后“张园吐舌；额色变异，近以长簪刺其耳”，使典史回到衙署后“中夜遂毙”。
作者借一鬼妪斥责典史说:“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尔翁也!"这两篇作品，将对吏役和贪官的批判织人爱情故事的框架之中，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使作品的意蕴更为丰富。
对官绅恶吏的批判和对人民群众的同情《聊斋志异》中另一类重要作品是官绅批判小说，即暴露批判官府官吏和势豪恶霸的罪恶，歌颂人民群众的反抗。蒲松龄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封建政治，也不是一概否定当时的官吏和富甲一方的乡绅。但对高居民上鱼肉百姓的贪官酷吏和欺压良善、巧取豪夺的势豪劣绅，却是疾恶如仇，口诛笔伐。这类作品大约三十篇左右。这类小说，反映的是普通百姓和统治者阶层的矛盾，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鲜明地表现出作家同情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正直耿介的人格。
势豪劣绅，往往与官府勾结，横行乡里，涂炭无辜，作者对他们的批判，大多与对贪官污吏的暴露结合在一起。如《席方平》中的富室羊某，与性情“魑拙”的席廉“有隙”，羊死后便贿嘱冥吏搒掠生命垂危的席廉﹐使他遍身赤肿，呼号而死。席廉的儿子席方平魂人地府为父伸冤，羊某又“内外贿通”，使席方平受尽了锯解﹑炮烙等种种酷刑。
《向杲》篇，妓女波斯从良时按照自己的意愿嫁给了与她有“割臂之盟”的向晟，垂诞波斯的庄公子便对向晟大加诟骂，并嗾使家奴将向晟挞楚致死。向杲赴郡为兄伸冤，府庄公子广行贿赂，使向杲忿气中结，莫可控诉。
《商三官》中士人商士禹，“以醉谑忤邑豪，豪嗾察奴乱捶之，界归而死”。其他如《田七郎》《红玉》《窦氏》等篇，也都暴露了势豪劣绅的为非作歹，官府的贪赃枉法以及对良善无辜的摧残。
《聊斋志异》中官绅批判小说的绝大多数，不是单纯展示官吏的贪酷，豪绅的横霸，而是同时描绘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抗争，或正义力量对他们的制裁，具有百姓与官绅﹑正义与邪恶的激烈对抗性特点。
《续黄粱》篇，对那个恶迹累累的宰相曾某，先有包龙图上疏陈斥，继而有被害冤民怒决其首，最后又有冥王施行种种惩罚。《梦狼》篇，县令白甲先在其父的梦中被金甲猛士以巨锤敲落牙齿，后又被为民泄愤的强“寇”砍掉了脑袋。《席方平》篇，魂入地府为父伸冤的席方平虽历尽酷刑而不屈不挠，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向杲》篇中，伺机报仇的向杲冻死后魂化为虎，扑杀了庄公子。《商.三官》中商士禹的幼女三官，在两兄到官府告状“经岁不得结”的情况下，扮作优童，在为邑薏祝寿时乘机杀之。
在封建社社会中，下层与上层、正义与邪恶的矛盾斗争，是阶级社会中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作者描写了二者的激烈对抗，深刻反映了生活的这一规律，比起单纯展示官绅的恶迹，百姓的血泪，无疑更有积极意义。
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聊斋志异》中第三类重要作品是科举批判小说。我国封建社会自隋唐实行开科取士之后，科举仕进便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一大人生课题。许多人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终生羁崇于科举考试的罗网之中，酿成-一出出人生悲剧，蒲松龄就是其中的一人。
十九岁初应童子试时的连战皆捷，曾使他春风得意，壮志盈怀；但以后几十年的科场蹭蹬，使他洞悉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科场之内的暗无天日，郁积了满腔愤懑不平之气。他对功名爵禄又不能恝然弃置，一直到六十多岁的高龄仍怀着幻想踽踽奔波于科举考试的路途。他的大半生，就是在这种椎心泣血的感情痛苦和极度的思想矛盾中度过的。
《聊斋志异》中有二十多篇作品涉及到科举考试，它们以具体形象的画面表现了作者对试官、科场、举子的深刻观察，记录了他在科举经历中产生的怅恨、迷惘、矛盾的心情。
在蒲松龄的笔下，科举考试最大的问题是“黜佳士而进凡庸”，是“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如《司文郎》中朴讷忠厚、文章亦被“前朝名家"称许的王平子，考试时竟然落第，而言行浅薄、文章亦陋劣不堪的余杭生居然考中，这便是“黜佳士而进凡庸”的一个典型。
其他还有不少篇，都写到佳士被黜、英才失志的问题。《叶生》中的淮阳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贾奉雉》中的平凉人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白于玉》中的吴青庵，“少知名，葛太守见其文，每嘉叹之”，而“秋闱被黜”……
既然以文章取士，而文章优异者却往往被考官黜落，其内心的不平及对考官的怨怼可想而知。《三生》篇便以夸张的想象，描写被黜的名土兴于唐对考官的仇恨竟三世不泯，读后让人怵目惊心。
科场之中为什么陋劣幸进而英才被黜，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考官有眼无珠，不识真才。因此，这类作品中的很多篇都以非现实的“假象”，对考官的昏愦予以辛辣的嘲讽。
《司文郎》篇余杭生的文章曾使鬼和尚酱僧作呕，在余杭生高中后，瞽僧用闻文章纸灰的方法鉴别孰为取中余杭生的考官:
“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骠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
《贾奉雉》篇中，“才名冠一时”的贾奉雉“试辄不售”，仙人郎生劝他以陋劣文章应试:“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肚肠也。"并在又一次考试中用符篆强制他写下了一些“阔茸泛滥，不可告人之句”，结果“竟中经魁”。
还有一种情况是，考官不负责任，将与考生性命攸关的阅卷工作委之于他人。《何仙》中说:“文宗公事旁午，所焦虑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付幕客六七人，粟生、例监，都在其中，前世全无根气，大半饿鬼道中游魂，乞食于四方者也。”由这些人分曹阅卷，只能是良莠不分，黑白颠倒。
《僧术》篇，则以冥间影射现实，曲折地表现出考官们不是以文取人，而是公开受贿。该篇叙黄生“才情颇赡”而命途乖舛。与他交往的一位僧人让他往井中投钱十千，代他收买“冥中主者”。而黄生认为“十千可惜”，只投下一千。结果是本来可以考中进士的黄生只中了乡试副榜。
上述诸篇对试官的嘲讽皆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科举批判小说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表现功名利禄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摧残、腐蚀、扭曲。
如《王子安》篇里的东昌名士王子安，“困于场屋”，又一次参加考试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眼前浮现出考中举人、进士以及殿试翰林的种种幻象，遭到了妻子儿女及狐妖的嘲笑，该作十分形象地表现出士子们是如何深深地陷人了功名利禄的名缰利索之中而神魂颠倒。
《叶生》中的叶生又一次落第后，“形销骨立，痴若木偶”，赍恨而死。而其鬼魂竟不知自身已死，仍然要借自己的学生“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只知追求功名，以致生死不辍，让人觉得可悲而又可怜。
《书痴》中的郎玉柱，惟知苦读，形神呆痴，也是被科举考试的诱饵扭曲了的人物。
在《聊斋志异》以前，从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部作品，对考官进行过如此辛辣的嘲讽，对士子被扭曲的心态进行过如此深刻的揭示，这类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此。
除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外《聊斋志异》还有几十篇作品描绘存在于普通家庭、普通百姓中的人情世态，表现了美好、善良﹑无私、正直的人性同丑恶﹑暴戾﹑自私、偏狭的人性的对比，针砭了当时狱讼中普遍存在的武断案情﹑酷刑取供.制造冤狱、株累无辜等弊端；有十四五篇描写虎、犬、蛇猫等动物的小说，借动物表现出来的“义”和“智”的特点，鞭笞、嘲讽世态人情。
总而言之《聊斋志异》的内容十分广博，触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家庭、爱情、知识分子、农民起义等各种重大社会问题。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里面充溢着诙诡奇谲的文学“假象”，而它反映现实生活及作者的情志超过了对现实的直接描写，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创新！
蒲松龄画像
蒲松龄把《聊斋志异》写成一部孤愤之书的，即用以表现他对生活的观察思考，抒发他愤世嫉俗的心中郁积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生活理想。这种创作动机决定了他的想象虽然翱翔于四极八荒，天宫地府，似乎无限自由，毫无珍畦；但又无不顺应着揭示生活本质。因此，《聊斋志异》广博的现实蕴含在非现实的文学“假象”中得到了最深刻最鲜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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