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陈诚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任上呕血昏迷，被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后经蒋介石同意，职务交由卫立煌代理，移居重庆郊外静心养病。转眼半年过去，陈诚重照X光摄片，医生告以创口呈愈合现象，但对于今后工作仍应避免奔波劳累。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1944年5月8日，侍从室主任林蔚登门造访，原来河南抗日战事不利，蒋介石想要陈诚中止病假，转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结合以往经验教训，婉言拒绝：“临阵易将为兵家所最忌，以事实说，余病初愈，且所有幕僚均已分散，任何事一时均无办法。”不过内心深处，陈诚感念国家艰难，并不消极逃避，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惟设身处地想，只有准备前往一行。”
1943年秋，陈诚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任内
四战之地，军政失和1942年1月，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对调职务，汤恩伯升任副司令长官。此次人事变更之前，陈诚曾经建议蒋介石：“各方对卫立煌攻击甚烈，并闻有另调之意，将以孙连仲继任呼声，环思至再，如将李宗仁调长一战区，以其资望统辖各军，不成问题，李品仙在皖，不洽舆情，各界颇多訾议，卫李对调，其属相宜。”
蒋介石颇费脑筋，一度打算调陈诚为军政部次长，卫立煌为宪兵司令，李宗仁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最终公布的人事方案影响面较小，“除第一战区长官调动以外，其他皆未能如计实施”。蒋介石主要顾虑太平洋开战以来，苏联、日本动向未明，“故不能不有所待耳”。
蒋鼎文赶赴洛阳上任，很快面临一个棘手问题，中原大地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和煌灾，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如实上报中央。“本来我只管军事，征粮是河南省政府的事，但明知道河南缺粮，李培基却报告说河南的收获还好，这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你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蒋鼎文愤怒之下，只好找来河南省财政厅长和粮政局长出气。
蒋鼎文
第一战区的特殊编成体制又渐渐引发为将帅不和。本来战区设置副司令长官属于常态，副职可多可少，有些纯为挂名，但是汤恩伯不一样，蒋介石允许他在叶县单独设立副司令长官部，补给作业由后方勤务部门直接负责，俨然自成一体。
第一战区下辖八个集团军、十七个军，其中半数划归蒋鼎文指挥，以地方军系为主，比如陕系孙蔚如第四集团军、川系李家钰第三十六集团军。另外半数划归汤恩伯麾下，多为中央嫡系部队，比如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王仲廉第三十一集团军。
抗战中期，河南战场较为沉寂，汤恩伯热衷于扩充编制外游击武装，出于填补军费短缺，竟然做起了生意，烟厂、酒精厂、造纸厂、纺织厂、煤厂遍布豫中各地。蒋介石不赞同军队经商，但对汤恩伯模棱两可，“他上次来渝专门报告此事，谓去年已挣到一万万，明年可挣到两万万。初听之下极为吃惊，实出意料之外，我说那你可做银行老板，不必带兵了，当时我没有肯定的叫他不做生意”。
抗战后期，汤恩伯视察战防炮部队
汤恩伯个性强势，有些自命不凡，甚至飞扬跋扈。蒋鼎文曾向第五战区李宗仁抱怨：“你指挥过汤恩伯，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眼睛长在头顶上，哪瞧得起我们司令长官？他常常去告御状，委员长不知底细，还常常打电话来申斥我呢！这个位子，我早就不想干了，但是我辞职，委员长又不准。”
实际上蒋鼎文同样忙于捞钱，长官部在洛阳邙麓街开设面粉厂，并打着接济陕西后方眷属的旗号，利用陇海路运送大量煤斤至西安一带销售渔利。上行下效，战区谍报队以掩护行动为名，将水银、生漆北运，再将毒品及违禁物品运回。如此军队，素质可想而知。方耀曾是汤恩伯系统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的一名团长，他说：“该部军纪荡然，纵兵扰民，涂炭百姓，无异于匪。”
抗战军兴，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逐步发展成为中央嫡系部队三大军事集团首领。1940年6月，宜昌沦陷，陈诚集政治部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于一身，肩负拱卫陪都重任。此际，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一部活跃于豫鄂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区，遂与湖北省政府产生了一系列矛盾纠纷。
1936年冬，陈诚游览洛阳龙门石窟
先是11月10日，陈诚致函汤恩伯，婉言提出批评：“兄部军纪，远不如前，所属对于地方，亦时有乖素行，微累盛德。所传不问是否确实，均望益励所属，特别注意，以争取民众，肃清汉奸，达成抗战建国之使命。”翌年，汤恩伯擅自枪决枣阳县长郭雪萍，进一步招致陈诚不满。
面对质疑，汤恩伯振振有词：“郭雪萍贪污渎职，本应即解送钧部，听候钧座法办。因该犯在本集团服务甚久，出此不法行为，破坏纪律，本军各级干部，均甚痛恨，纷纷请求就地阵法。”实情颇为复杂，郭雪萍早年加入中共，据说暗中资助新四军，汤恩伯担心陈诚大做文章，不惜先斩后奏，自情处分，事情不了了之。
1938年冬，蒋介石、蒋鼎文合影于西安杜公祠
知难而进，北上视察1944年4月17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西南内陆航空基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第一阶段“京汉作战”（河南会战）目标除了打通平汉线外，十分重视歼灭第一战区中央军主力。
5月1日，豫中重镇许昌失守，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以身殉职，团长以下军官伤亡三分之二。按照既定计划，日军坦克第三师团向西迂回，以席卷之势连陷襄城、郏县、临汝，一部快速逼近洛阳外围龙门高地。蒋鼎文、汤恩伯请示放弃虎牢关与登封阵地，蒋介石简直气炸：“将领怯馁无能，一至予此，平时漫不经意，临战手足无措。汤之勇而无谋，又为走私货财所害，不能专一于军事，亦一原因。”
蒋介石日记原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中原情势危急，侍从室主任林蔚未能说服陈诚，蒋介石只得亲自出马，具体谈了什么？蒋、陈日记均无记载。总之，陈诚答应前往陕西、河南一行，但无法冒然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北上之前，陈诚当面递给蒋介石一封千言书，坦率批评时政：
“今日第一战区之事，战区长官固应负责，但军政之不能配合，军队素质之不健全，指挥权责之不分明，以及中枢主管部门之欠缺整个主动计划，欠缺真知灼见与诚意等，使任何人易地而处，亦均无办法。豫战转剧，西北震动，自当不日就道。而大局病根之深，个人健康之坏，更远不如往年，故此行除服从钧座命令外，实别无意义，亦别无效益。但愿此行视察，能有所得，及早返渝报告，以供钧座措置之参考而已。”
河南会战中的日军坦克
5月12日傍晚，陈诚一行飞抵西安，下榻长安城南杜工祠，虽然已过立夏，树木参天的古祠依然凉风嗖嗖。第八战区涵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数省，司令长官朱绍良名义上统辖一切，事实上西北地方实力派如马鸿逵、马步芳多为拥兵自重者。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则和汤恩伯一样，在西安单独设立指挥机构，所辖部队合计三四十万人，一方面“东御日寇”，另一方面负责封锁中共陕甘宁边区。
陈诚号称“小委员长”，做事风格偏向雷厉风行，与“党国”官僚体制有些格格不入，还在重庆养病期间，胡宗南、汤恩伯就曾明确表示，希望陈诚“能在中央为妥”。因此，当时很多人等着看笑话：“陈诚与胡宗南、汤恩伯如何能合作？”
胡宗南军事系统的两名士兵正在试射苏式机枪
日军逼近豫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奉令增援，胡宗南几天前已赴华阴指挥所部署陕州反击。再说汤恩伯，此刻狼狈不堪，“平日要钱要粮，战时不打硬仗”，豫西民团愤怒袭击落单军队，副司令长官部携带的电台都被一抢而空。
陈诚建议加紧联络汤恩伯，即行全线反攻，第五战区出一个军向鲁山、襄城，第一战区部队集结密县、登封、洛阳，胡宗南部出陇海路正面，第二战区向晋南，豫东部队向西北进出。蒋鼎文第一个反对：“不行，不行，我的部队位置不明，命令无法下达。”
面对后方勤务部门联系补给事项，蒋鼎文态度又立马改变：“我掌握的部队现在比汤恩伯多，汤部已溃散，汤仅光棍一条。”陈诚哭笑不得：“以蒋鼎文而言，地位不算不高，令其反攻则说部队失去联络，要钱则部队位置似甚清楚。如此矛盾，焉得不败！”
豫湘桂战役中的日军
至于汤恩伯是否真成了光杆司令？这个问题确实令人揪心了好几天，差不多一个星期。直到5月20日下午，陕西交管局长聂傅儒兴奋跑来报告：“汤恩伯已到西峡口，我请他立即与陈长官通话！”
“部队均已联络上，第十二军在两河口，第十三军在韩城，第二十九军明日可到庙子，实力尚有一半，豫东部队完整，周口、界首、舞阳、叶县、沈邱、阜阳均在我手。”如按蒋介石的意思，汤恩伯及第五战区刘汝明集团军应该即时交由陈诚直接指挥。林蔚转达指示，陈诚没有即刻应允：“指挥须有机构，通讯问题尚无解决，何足以言指挥，愿当联络之任，我先返渝报告一次。”
微妙之处在于，陈诚没有把话说死，转而提出三项意见：“指挥位置汉中、安康、南阳均可，以安康通讯较便；蒋鼎文之位置请决定；河南军民已成对立之势，可否改调本省有声望者如刘茂恩等回省，以安定调处军民隔阂。”（待续）
参考文献：
1、《蒋中正日记》（非卖品）
2、《胡宗南先生日记》，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3、《河南文史资料》，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4、《河南会战》，日本防卫厅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
5、《陈诚先生日记》，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6、《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台北“国史馆”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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