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克勃格为了扭转自己不太好的名声，也为了吸纳更多优秀的人才，解密了很多二战时期的英雄情报员。1965年出版的谍战小说——《盾与剑》，还有《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死亡季节》等谍战剧，让苏联老百姓头一次了解，原来他们的情报员如此勇敢、聪慧、坚定。
间谍故事，吸引了一大群年轻人，其中就有刚上初中的普京。据他的好朋友回忆，同学们看《盾与剑》这本书完全入了迷，有关侦察员的电影也是场场不落，而且看了很多遍，百看不厌，回来的途中还会模仿电影里的故事和人物对话。那时他们白天聊的、晚上梦的全都是侦察员，就跟着了魔一样。一个人，单枪匹马就能拯救祖国，改变千百万人的命运，这是最极致的浪漫主义。
所以克格勃，尤其是他的对外情报局成了当时少年人心中的天堂。小普京也是其中一员，他立下了一个非常远大且中二的志向：他不仅要做间谍，还要做间谍的大老板，成为苏联第二个别尔津。
盾与剑中译本
上一期，我们讲了红军情报局长别尔津将军为何会在大肃反时期遭遇不测，但没说他辉煌的工作成绩。所以今天我们来讲克格勃全史的第三集——二战谍海风云。大家看完就知道，为啥我会说小普京的目标挺“中二”的了。
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里面只有一个人，编制不在克格勃，而是在红军，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将军。
不过这都是因为组织机构划分造成的。不管编制在哪里，别尔津都可以说是克格勃对外情报事业的祖师爷，所以大家一般都会把他当成克格勃的人。
1924年——1937年，别尔津曾两度担任红军情报局负责人，该机构叫总参四局，又称情报总局。他的工作重点，就是在世界各地，尤其是针对轴心国建立情报网络。
二战时，苏联有成百上千个情报小组，最有名的当然是佐尔格，他的故事很多纪录片都讲过，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下面我们介绍两个不那么有名的小组，他们功勋之卓著、经历之传奇，完全不比佐尔格差。以至于德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感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任何战役行动计划，还没打印成文字，就已经交给苏联了。
别尔津
第一位，忽悠大师特雷伯，被捕还能送情报。利奥波德·特雷伯，犹太人，1904年出生于波兰。16岁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 年到苏联学习，被别尔津看中，招进了特别培训班。毕业鉴定上写道：“这个人有着冷静的头脑、热烈的情感、钢铁般的意志，以及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是做情报工作的合适人选。”
1936 年，特雷伯开始独立执行任务。但随着苏联国内大清洗进入高潮，特雷伯担心自己也被清洗，于是绞尽脑汁想了个离开苏联的“妙招”。1937年7月，特雷伯向上司别尔津汇报了一个“宏大”的谍报计划，简单地说，就是以经商为掩护，赚取活动经费，在欧洲各地发展商业网的同时发展情报网，每个国家配备至少3 名情报员。
别尔津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但可行性不高。因为过去十多年来，情报总局这帮布尔什维克们，也尝试过以经商为掩护，然而每次投资都是亏得一干二净。
特雷伯回答：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作为一个犹太人，做生意我可是内行。只要给我启动资金一万美元，我就能赚到战争期间整个欧洲小组的经费，自给自足！一万美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别尔津对此持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点忽悠。不过一万美元么，苏联还是拿得出来的，情报工作本来就有很多巧合性，万一成功了呢？
红色乐队领导人特雷伯
于是双方约定，情报总局提供电台、报务员和启动资金，其他人员的招聘培训、活动经费由特雷伯自己搞定。别尔津还非常大方的告诉特雷伯，赚钱失败了也没关系，钱不够再来找他要。
然而，一切准备就绪，方案送上去后，就没下文了。直到第二年，1938年3月特雷伯才接到通知，可以出发了。
离开前，特雷伯最后一次去情报总局，在别尔津的办公室里，新的领导对特雷伯说：“一切按原计划。”许多年后，特雷伯才知道，别尔津将军在他们会谈的第二个月就被处决了，但他死之前，把那份方案报了上去。
特雷伯要靠办企业来赚经费，倒不是在忽悠别尔津，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在比利时有一个犹太老朋友，名叫莱奥·格罗斯沃格尔，表面上是橡胶行业著名职业经理人；实际上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特雷伯到比利时后，立刻用这一万美元筹办一家叫“橡胶王”的雨衣公司，聘请莱奥担任公司经理。
开公司么，犹太人真的很专业，不到一年的功夫，这家公司就起来了，业务发展到整个欧洲，甚至还去了日本。
有了钱，就有了情报网的经费。1939 年春天，情报总局的报务员来了。第一个叫卡洛斯·阿拉莫，乌拉圭人，信仰坚定，但有点傻乎乎的。
阿拉莫第一次和特雷伯接头的时候，把公园晨跑的老百姓当成监视他们的特工，紧张得调头就跑，把特雷伯搞懵逼了。进入情报网后，阿拉莫虽然以公司经理做身份掩护，但死活不肯学怎么经商。
三个月后，情报总局又派来代号肯特的第二个报务员，这位聪明人一到布鲁塞尔就去大学报名学会计和商业法，做生意做得不亦乐乎，后来还当了新公司的总经理。
法国投降后，特雷伯把公司总部和情报网都迁到了巴黎，取名“红色乐队”。很快，这个组织就像吹气球一样膨胀开了。 “天下何人不通共”，就算是德军要害部门，照样有不少对纳粹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不满，一心向往共产主义的军官。这就是特雷伯的机会。
两年间，红色乐队共向苏联发出了1500多份情报。包括德军的军工生产，内容具体到原料的采购、运输，新武器的设计制造，甚至还有虎式坦克、梅塞施密特歼击机等先进武器的设计图纸。
而最重要的情报，当然还是德军的部署。1941年2 月，“红色乐队”报告，德军从法国、比利时抽调了多少个师派往东线。5 月，报告德军在边界线上集中了150 个师。6 月21 日，特雷伯预警德军将在第二天进攻苏联。11 月12 日，特雷伯提前9 个月报告了德军进攻高加索的详细方案。
那么，这么多绝密情报，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希特勒身边的女速记员就是特雷伯的情报员，这个妹子经常参加希特勒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详细记录希特勒和每个高级将领的发言，而抄本当然是给了苏联。
希特勒的速记员、苏联间谍米尔德里·菲西
不过，特雷伯发电报的频率太高，德国监听站也毕竟不是摆设，短短3个月间盖世太保就截获了250 份无法破译的密码电报。为了抓特雷伯，法国德占区的警察、特务全体出动。
1941 年11 月，比利时的电台首先被侦破。笨笨的阿拉莫被捕，他虽然智商不太够用，但是条汉子，面对酷刑一个字也没说。盖世太保的线索暂时中断了。
然而，接手阿拉莫工作的新人艾弗雷莫夫由于缺乏经验，很快就被捕了，他的招供搞垮了整个比利时的情报网。紧接着，柏林小组60个成员被捕。1942 年11 月，肯特被捕，这个聪明人不用动刑，立马全部招供。这下子，盖世太保一竿子捅到底，红色乐队的庞大情报网被连根拔起。而公司的员工，也把特雷伯牙医的住址招了。
就这样，盖世太保在牙医这里抓到了特雷伯。
本来，红色乐队到此就要完蛋了。但德国画蛇添足，想策反特雷伯：要么死，要么同德军合作，用假情报向莫斯科套取真情报；同时与其他国家的抵抗组织取得联系，顺藤摸瓜各个击破。
特雷伯同意了。
不过，他当然不是真心的。因为肯特已经被策反，他已经在利用原先的电台向莫斯科发送假情报。特雷伯必须想办法，揭露这个叛徒。
于是特雷伯开始了大忽悠。他告诉盖世太保，自己顶多算是苏联情报总局的临时工，根本不是他们自己人。苏联派了个“保护小组”来监视他，如果他失踪太久的话，苏联就知道他出事了，那么策反计划也就报废了。盖世太保天真的信了，答应给特雷伯相对自由的施展空间。
特雷伯当着盖世太保的面，给莫斯科发了封平安电报，然而德国人不知道的是，“红色乐队”有规矩：平白无故报平安，这就代表着有情况。特雷伯又和法国抵抗组织约时间见面，盖世太保兴冲冲地跑去“赴约”，想要把对方一锅端，然而他们又被特雷伯骗了，原来根据约定，真正的会面时间要提前若干天。结果，德国人被放鸽子，还大骂法国人没时间观念。
盖世太保总头目希姆莱
接着，特雷伯用暗语写了封信，请示情报总局下一步怎么走：如果要演戏，那就请局长在1943 年2 月23 日红军节这天，发一封电报给特雷伯生日道贺；如果不同意，请继续发送平常的电报。
2 月23 日，肯特那台被策反的电台收到情报总局来电，祝贺特雷伯生日快乐，同时高度赞扬了他和“红色乐队”的工作。这封电报让德国人坚信，苏联啥都没发现。
至此，“俄罗斯钓鱼”游戏开始了。
情报总局时不时给“红色乐队”发点情报，四成假的，四成废话，剩下一点真情报都选在行动开始前发过来，即便德军知道，也来不及做出反应。
但就这点真情报，足够让盖世太保深信不疑了。眼看鱼儿上钩，情报总局开始反击，要求特雷伯搞点德军部署的情报。
“老实”的德国人为了不让苏联生疑心，真的去德军总参谋部要来真实的军事部署，转发给苏联。发送的情报之多、密级之高，甚至引发总参和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斯泰特的强烈抗议。但军队的意见被纳粹高层压了下来，情报还是继续送、不能停。这在世界谍战史上也算是一大奇观了。
白嫖情报不算，苏联人还“杀人诛心”。1943 年4 月，情报总局故意发给“红色乐队”一份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精确伤亡数字的电报，说是要让“红色乐队”也知道前线的胜利，让大家高兴一下。
问题是，德军的真实伤亡是最高机密，德军总参谋部死命隐瞒，就怕影响士气，真相只有希特勒和军队少数几个高层知道。现在，总参的一切努力都毁于这封电报，德军的惨败随着盖世太保的大嘴巴传遍柏林。
被德军占领的巴黎
更搞笑的是，明明是被特雷伯当面扎心，但盖世太保却因为这条电报越发信任特雷伯了，负责贴身监视他的秘密警察伯格甚至成了他的朋友和粉丝。伯格由于遭遇家庭不幸，感情很脆弱，天天酗酒喊胃疼。特雷伯贴心的给伯格介绍了一种特效药，就在巴黎罗马街15号的巴伊药房，治胃痛超管用。
钓鱼游戏一直玩到1943年8月，红色乐队残余成员在巴黎被捕，法国共产党的电台和密码也被破获。特雷伯觉得盖世太保可能要识破他了，必须尽快逃走。
那怎么逃呢？全靠粉丝帮忙。
1943 年9 月13 日11 点半，胃痛的伯格和特雷伯开车去巴黎市区，路过巴伊药房门前，伯格把身份证还给特雷伯，又给了他500 法郎，然后说：“你去帮我买药吧。”
特雷伯担心是个圈套，试探反问：“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你不和我一起去吗？”
伯格笑着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我太累了，不想爬楼梯。”
用不着伯格说第二遍，特雷伯走进药房后，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消失在巴黎街头。直到巴黎解放后，特雷伯才回到苏联。
可能是特雷伯脱困的过程太离奇了，也可能是被肯特的背叛牵连，情报总局不再信任特雷伯。战后特雷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重获自由。
大概是被虐伤心，特雷伯脱粉了，后半生他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1983年在耶路撒冷去世。
第二位，无所不能的拉多，间接促成暗杀希特勒。特雷伯的故事虽然很传奇，但要论在战时的贡献，红色乐队比不上另一个情报小组，那就是匈牙利共产党员拉多·山多尔领导的瑞士谍报小组。
拉多1899 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名门望族。据说他6 岁的时候看到一幅俄国地图，从此，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拉多19岁时加入匈牙利共产党。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海外，搞地理学术研究，后来在柏林、巴黎等地开办新闻图片社。
拉多·山多尔
1935年，拉多去苏联收集图片资料时，被情报总局看中了，理由很简单，记者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职业。当时别尔津被临时调到远东指挥军队，乌里茨基暂时接替局长的工作。他亲自登门拜访拉多，邀请拉多为情报总局服务。老党员拉多欣然同意。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乌里茨基建议拉多去中立国瑞士开一个新的新闻图片社。业务主要是绘制地图和政治、经济形势图，客户对象主要是报刊、图书馆、大学地理系、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大使馆。拉多的图片社很成功，连流亡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来他家订购地图。
1937年，拉多的上级科里亚奉命调回莫斯科，和别尔津一起被处决了。就这样，刚刚当了一年多间谍的菜鸟拉多赶鸭子上架，成了瑞士情报组组长，被迫单飞。
不过，拉多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拉多情报小组已经发展出N个分组。其中最有价值的，无疑是克里斯蒂安·施奈德领导的“露西”小分队。正是因为有了露西的帮助，拉多情报小组才成为二战中最重要、最有效、最隐蔽的情报组，以至于苏军总参谋部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首先是在瑞士日内瓦赢得的。
“露西”这个代号是拉多起的，倒不是女生的名字，而是“情报来自瑞士卢塞恩”的意思。露西也不仅仅指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鲁道夫·罗斯勒， 另一个是卡雷尔·赛的拉切克。
鲁道夫·罗斯勒，德国巴伐利亚人，一战参军，战后做了记者和编辑，纳粹上台后他到瑞士开了一家书店。此人神通广大，与德国外交部和军界的高级官员，还有瑞士情报机构的关系都很好。
鲁道夫发展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下线，他就是卡雷尔·赛的拉切克，原捷克情报军官，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瑞士活动。卡雷尔的朋友圈中，有一大批德军最高统帅部里反纳粹的高级军官，正是这些人向卡雷尔提供了大量军事机密。
到1942 年前后，拉多情报小组已形成了一条成熟的谍报链：柏林情报源——卡雷尔——鲁道夫——露西分组组长施奈德——瑞士总组长拉多·山多尔——莫斯科。
施陶芬贝格
不难看出，链条里最要紧的，还是柏林的情报源头。情报总局曾多次要求拉多提供露西情报网间谍的真实姓名，因为只有了解了情报员的身份，才能证明情报的真实性。但拉多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不是他不愿意，而是办不到。原来，谨慎的鲁道夫同与他有直接联络的下线严格约定，彼此不得直接见面，全体都用假名等，所以鲁道夫自己有时候都不清楚提供情报的是谁。
根据战后的一些解密资料分析，这些人很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德国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上将；第七集团军参谋长鲁道夫·冯·格斯多夫上校；德军总参谋部少将汉斯·斯特；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汉斯·吉泽乌斯；反对派保守党领导人卡尔·哈德勒；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弗里茨·别特策利上校；后来又多了个总参谋部的军官施陶芬贝格上校。
熟悉二战历史的小伙伴们大概会觉得这帮人很眼熟，没错，他们后来都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事情败露后，大部分人被害。至于他们的反纳粹思想和“露西小组”的鼓动有多大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露西小组”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情报员，代号“维特”，他提供了大约20%的情报，其中大部分是战略级情报。维特应该是希特勒身边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然而其真实身份，直到今天都没解密。于是大家开始胡乱猜测了，有人甚至说维特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纳粹党总部主任马丁·鲍曼。
说实话，恐怕苏联情报总局都不知道维特是谁，这都要归功于露西小组严格的身份保密制度，唯一可能知道的，可能就是维特的上线鲁道夫·罗斯勒，但他在1958年去世，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
不过，不管维特是谁，希特勒的身边已经被拉多渗透成了筛子，德国最高统帅部面对苏联宛如一个裸男。比如，苏军知道了希特勒命令斯大林格勒德军不许后撤不许突围的命令后，制定出合围德军的计划，33 万德军做了俘虏。
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
希特勒不甘心，又准备在库尔斯克与苏军再度决战。拉多小组高速运转，侦查到德军详细的作战计划，比如德军进攻的时间、主攻的方向、军队的部署，甚至连德国最新虎式坦克的产量、投入作战日期都弄到手了。这些珍贵的情报对苏军赢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正是经历了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两场大败，纳粹一蹶不振，开始走向彻底失败的道路。
手下的情报员这么牛逼，组长拉多也不甘落后。有一天，德军某部给新闻图片社下了个紧急订单，要他们绘出大幅地图后，找出去某地区的最佳路径，并在图上标注出来。专业的地理学家拉多秒懂，这是在为某个战役做准备。拉多当然是立刻电告莫斯科，有备而战的苏军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1942——1943 年间，拉多·山多尔情报小组向情报总局提供了3000多页机密文件。尤其是库尔斯克战役前后，6个月发了750 封电报。小组的无线电台每天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谁都知道，发报时间越长，被发现的几率就越大，然而大家都豁出去了，哪怕被抓，也要打赢库尔斯克这一仗！
对拉多的工作，情报总局是这样评价的：“拉多小组的情报网广大无边、能力无限。”
但是，发报太频繁，导致拉多的电台成了瑞士公开的秘密。德国威胁瑞士，如果继续放任拉多活动，那么瑞士的中立国地位也将受到威胁，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由瑞士负责。
瑞士当然是怂了。1943年11月20日午夜，拉多的电台被摧毁，鲁道夫·罗斯勒、施耐德等人全部被捕。拉多本人侥幸逃脱。
不过，和特雷伯小组几乎全员牺牲相比，拉多小组幸运多了。这都快1944年了，瑞士当然很清楚，最后的胜利属于谁。所以瑞士警方假释了所有被捕人员，1945年胜利前夕，法庭宣判施奈德入狱一个月，鲁道夫·罗斯勒等其他人无罪释放。拉多·山多尔缺席判处一年监禁，十年内禁止访问瑞士。
二战时的瑞士部队
所以，估计德国人要是听到这种判决，故意会气死。
但是拉多的命运和特雷伯一样。回到苏联后，鉴于判决轻得让人难以置信，苏联又怀疑他被西方收买了。于是拉多在卢比扬卡包吃包住直到斯大林去世，才恢复名誉。
1954年，拉多回到祖国匈牙利，他以地理学家的身份过完了后半生，担任了匈牙利地理学会主席、匈牙利大地测量和制图学会主席、联合国地名专家组成员。
1972年，苏联总参情报部极其罕见得向拉多·山多尔的监禁生涯道歉，并授予他苏联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人民友谊勋章。这以后，拉多又成了“苏联人民的老朋友”啦。
好啦，关于克格勃在二战时是怎么调戏德国的，我们就聊到这里啦。乱世出英雄，现实的故事比文艺作品更精彩，这也难怪中二少年小普京会被吸引了。虽然他的间谍生涯相对比较平凡，远远不能和前辈们的辉煌相提并论，但他的确实现了少年的目标：做所有间谍的老板。
下一期预告，我们继续讲精彩的谍战剧，对手换成盟军。大家猜猜会有哪些大佬登场呢？里面还会有普京同学的偶像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喜欢的朋友别忘了一键滴滴，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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