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史上, “二王”草书、唐代狂草、黄庭坚草书、晚明狂草以及民国碑系草书是最具学术价值的五种创变形态。作为草书史嬗变的五个转捩点,其价值意义不仅是风格创新问题,同时也是历史空间拓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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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二王”帖系草书
魏晋时期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自魏晋始,风格取代书体成为书法发展史的基本趋向与理想,并与魏晋以前非自觉的书法史作了彻底的划分。在此转型过程中,王羲之、王献之作为草书新体风格的创立者,把汉代以来草书的无序与野俗进行理性的书体规范,初建了草书的法度,提升了草书品味。
王羲之草书《十七帖》局部
“改变了来自民间书法小传统的草书境遇,确立了草书的文化完型。”(姜寿田 《羲、献妍媚风格辨》)而“二王”之间又有差别,张怀瓘在《书仪》中说:“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沈尹默在 《二王书法管窥》中说:“若大王是内擫,小王则是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
王献之草书局部
王羲之草书笔法老练、结构精严,把严肃与飘逸、法则与自由、理智与情感和谐地熔于一炉,自然混成,开启了后世“中和”的书法审美类型。
王献之将王羲之的“中和”型草书发展成为一种诡谲奇肆的表现型草书,把王羲之内擫笔法转化为外拓的大草笔法,并且成为唐代狂草的核心笔法,笔致放纵,圆通而奔逸。
“二王”草书确立了中和与表现的两大派系,是经典帖系草书的滥觞,是历代书家汲取养分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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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唐代狂草
盛唐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家进一步深化“二王”笔法,尤其是王献之的外拓笔法,是表现型草书的推进。二人都有当众挥毫的史迹,借助酒性,去破坏理性的束缚,在草书史上留下了疯狂的印迹,熊秉明称之为“狂醉派”。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局部
但是二人虽然以“颠”“醉”名世,事实上二人狂草却法没有突破法的限制,书写极具理性。刘熙载《书概》评旭素草书云:“旭、素书可谓谨严之极,或以为颠狂而学之,与宋向氏学盗何异?旭、素必谓之曰:若失颠狂之道至此乎?”
怀素草书《自叙帖》局部
他们的狂草虽风格迥异,而其用笔都十分谨严,形态虽狂,狂而不怪。他们的草书在连续不断的笔触中,完全可以清晰地寻检出各个独立的点画,在高速的运笔过程中,不离法则而随意驱动法则。
二人草书的“表现”性是外在的,而由于对草书技法的理性把握则是内在的。所以, 二人把草书推到了理性的巅峰,也可称为表现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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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理性兼抒情的哲理型草书
宋代的草书高峰,完全是由黄庭坚个人造成的,笔法与空间营造是黄庭坚超越旭素,开拓草书风格的路径。黄庭坚草书笔法一反唐代狂草流畅圆融的使转,点画极力向外拓展,如长枪大戟,运笔渐行渐按,形成“抖擞”笔法,迟涩而复杂。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局部
在空间营造方面,他有意放弃线条的连续而着意于空间的摆布,单字内部空间与字字衔接颇具匠心。如果说,唐代狂草讲求笔势的奔放,连绵不绝,黄庭坚则追求空间结构体势的挪腾与衔接。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局部
宋人论书强调“意”,强调书卷气,因为宋代书法家同时是诗人、散文家、画家、政治家。苏轼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反推求。”黄庭坚也说:“幼安弟喜作草,求法子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
所以,黄庭坚草书“无一画之违于理”,但又“意态横出,不主故常”,充分说明了其草书的理性的控制与“尚意”的追求。而且黄庭坚受禅学思想影响甚深,草书中蕴含丰富的哲理与禅机。所以说,黄庭坚的草书是理性兼抒情的哲理型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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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表现型狂草
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晚明草书大放异彩,出现了以倪元璐、徐渭、傅山等为代表的狂草书家,把旭、素草书中的表现主义成分推向高峰,为了表现而表现, 成就了真正的表现型狂草。他们的草书虽然面目各异,但风格深处保持十分相似的基因:焦虑、叛逆、狂傲、挣扎。
倪元璐草书作品
就个性而论,倪元璐草书表现出峻刻、偏激、压抑的情绪,用笔圆劲爽利,字法风格强烈;徐渭草书将一己的悲愤尽情宣泄,故意的反秩序、反统一、反和谐,在项穆所谓“醉酒巫风”的笔致中显示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傅山草书求“丑”求“拙”,所谓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无所谓法,一任自然,大气磅礴,虽有扭曲过度之嫌,但绝无一点儿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
傅山草书作品
当然,晚明狂草由于之前草书技法的极大成熟,明代“心学”哲学思潮以及士人心态的大自由、大解放,使得晚明草书家成为古代草书史的殿军。表现型狂草也因不可预期为后人留下诸多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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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碑系草书的两个极致
清代由于碑学盛行,帖学式微以致草书创作衰退,碑学背景下的草书创作异常艰难。引碑入草的创作理念经过邓石如、赵之谦等人的多次尝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碑帖融合的进一步发展,于右任的碑系草书探索才取得一定成功。
于右任草书作品
但其探索终止于小草领域,并把小草推向标准化,也就是推向了理性书写的极致, 其意义正如旭、素的理性帖系草书一样,实难超越。
章草方面, 沈曾植、 王世镗、 郑诵先等人的章草实践为王蘧常章草的形成提供了创变思路。王蘧常用笔以中锋为主, 侧锋为辅, 笔画厚实凝重, 结体雍容大方。其碑与帖的互用,终于蜕变出他的章草风格。
王蘧常章草作品
“他将凝重的北碑与流畅的章草有机结合起来,并且有效地解决了章草的碑化问题。”(杨吉平《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评述》)是民国以来唯一可以作为取法对象的草书家 。如果说于右任把碑系小草推向了理性的极致,那么王蘧常则把碑系章草推向理性的极致。
草书一直是书法诸体中最困难的一种,它对书家主体的学养、才情、技术、心态诸因素要求极高。草书是天才的艺术,不具草书性情与襟抱断难在草书领域有所作为,故中国书法史上草书大家屈指可数,当代草书创作也最为欠缺。
原题:《从草书史立场看当代草书的创变空间》(节选)
作者:李亚杰(原载《书法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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