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儿塔哟，你是稚骨的故宫，伫立于这漠茫的平旷，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谐和着鸦队的合唱！呵！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
白荆花低开旁周，灵芝草暗覆着幽幽私道，地线上停凝着风车巨轮，淡曼曼天空没有风暴；这哟，这和平无奈的世界，北欧的悲雾永久地笼罩。”
这是“左联”烈士，青年诗人殷夫的诗作的头两节，题名《孩儿塔》。该诗被编入同名诗集。1936年，鲁迅先生对这部诗集撰写序言，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的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
这首诗勾画了阴冷沉郁的意境。诗歌描绘的主题是一种旧时中国南方的奇特建筑——孩儿塔。
上图_ 《孩儿塔》收诗人殷夫1924 年到1929 年创作的诗作共65 首
- 1.稚骨的故宫
这孩儿塔究竟是什么呢?作者自己在《孩儿塔——剥蚀的题记》一文中，作出了解释：“孩儿塔是我故乡义坟冢地中专门给人们抛投死孩子的坟冢”。诗人是浙江象山人。在民国时期，浙江象山山脚、坑边等处的乱坟岗中共有四十八座“孩儿塔”。其中有一座离诗人故乡大徐村不到二里地远。1920年到1923年，诗人在象山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常由此经过。这座孩儿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象山的孩儿塔是用石条石板围成的一个一立方米左右大小的四方形石橱，上方盖着一个攒尖塔顶。屋顶的斜面上还有一个开着一个小口。贫穷人家将死去的婴儿从孔中丢入，好让早殇的灵魂有个安息之所。所以诗人说孩儿塔是“稚骨的故宫”。死婴已经“被世界遗忘”，“呼喊已无迹留”。
上图_ 福州婴儿塔
- 2.幼小的牺牲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孩儿塔不仅仅是死婴的坟冢，也是丢弃活婴之所在。在象山，孩儿塔还有一个称谓“呜哇橱”。“呜哇”是婴儿的哭声，丢进孩儿塔的婴儿许多还有气息，就这样在无助的哭喊声中死去，“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纯洁的哭泣只暗绕莽沟”。
在旧社会，这种抛弃婴儿的孩儿塔，并非象山独有，而是遍及全国。英国作家毛姆在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屏风上》描述了福建地区的婴儿塔：“这是一座像桩墩一样的小塔，十英尺高，或许、由粗糙的石块砌成……在塔脚下是一些粗糙的篮子，乱七八糟地丢在那里……这是一座婴儿塔，那些篮子是装着的婴儿的，有两三个还是新来的，放在这里还只有几个钟头”“她们都是这么小，这么无所施救；当你望着她们的时候，你勉强地笑着，而在同时你觉得有一块东西哽在喉咙里。”
上图_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
- 3.千年的恶习
婴儿塔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旧中国的杀婴的恶习。这项习俗先秦是即有。《韩非子·六反》：“产男则自相贺，产女则杀之”，《后汉书·张奂传》：“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宋代苏轼《与朱鄂州书一首》：“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
由于封建社会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女婴被戕害尤为严重，溺婴又时常被称为“溺女”。
杀婴发展到清代民国，达到高潮。在各类方志文献中记载甚多。全国上下、大江南北都有，成了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湖南“湖南有溺女之风，无论士庶之家”，“问及溺女之俗，皆恬然不以为怪”。
山西“晋民素称朴厚，而溺女一事竟狃于故习”。
河北“弃婴者所在多有”。
河南“食指若繁，贫民恒丰岁不饱，故溺女成风，或男多亦溺之”。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为人父母又何以如此残忍？
上图_ 中国蝗灾分布图
- 4.难言的伤痛
首要原因，就是缺少钱粮，无法抚养，不得不丢弃子女，否则一家难以保存。建安七子王粲写有七哀诗，描写战乱时母亲抛弃亲生骨肉的情形。“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虽然说的是东汉末年的事，但其中缘由历代也是一样，“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晚清民国，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因此“抱子弃草间”者，不知几多。
此外水旱蝗灾也都会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掩平原”的惨剧。成人求生尚且不易，何况襁褓中的婴儿。
而天灾人祸的背后暗藏的则是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封建社会，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土地分配相对平均，大体上耕者能够有其田。但随着时间推移，土地逐渐向少部分人手上转移。两极分化愈发严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下层百姓，日渐贫穷，度日艰难，风调雨顺时还能勉强维持，一遇自然灾害，便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有不堪忍受者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之后便是天下大乱，生民百余一了。
上图_ 清末大干旱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促使了封建小农经济的破产，使得中国广大农村更加破败、凋敝。机器制造的洋布、洋瓷、洋火、洋灰、洋油随着殖民者的铁蹄渗入到了内陆的穷乡僻壤，农村手工业“纷纷亏蚀收歇”“所入不过十分之一”。如此一来，“万家墨面没蒿莱”，弃婴杀婴自然就不绝如缕了。
人多地少同样是引起的生存危机也是酿成杀婴溺婴惨剧的一大经济因素，这在相对富庶的江浙地区体现得较为明显。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著作《江村经济》中就分析了江南农村溺婴的问题：
自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人口暴涨以后，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农业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为了保证家族延续，避免世代贫穷，必须要人为的控制人口。在医学不发达的过去，没有可靠的避孕手段，只能通过杀婴来解决人口危机。费老写道“按照当地的习俗，孩子长大就要分家产。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孩子都要贫困。通常的办法就是溺婴或流产。人们并不为这种行为辩护，他们承认这是不好的，但又有什么办法避免贫穷呢？”
男权社会的“重男轻女”也是导致杀婴现象流行的原因。
旧时福建民间习俗认为，生养女儿会妨碍生养男孩，故而“乡愚多溺女，岁以千计”。民国《大田县志》载，“溺婴之类，盖因重男轻女之习太深，其母欲急于生男，故恐以乳女而延其时”，意思是妇女在哺乳期会抑制排卵，所以哺育女婴会推迟受孕时间，妨碍生第二胎。所以求子心切的家庭就会将女婴杀死，以求快生男孩。
重男轻女观念衍生出的厚嫁之风，也在加剧杀婴现象。如在旧时河南南部，民间观念认为，嫁女儿到男家，是替女儿找一个吃饭的地方，把“包袱甩出去”，所以男家有权向女家提要求、讲条件，索要高额陪嫁。根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的报告，当时唐河、邓县、南召一带，嫁女不收聘礼，而嫁妆价格十分高昂。需要“赔田”、“赔枪”，“赔不起的人家只得及早牺牲女儿”。
上图_ 晚清的女子
- 5.社会的悲剧
杀婴溺婴这种残忍的陋习，对本就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农村，带来的严重的社会恶果。晚清民国的江西省，是杀婴，特别是杀女婴的重灾区。清翰林王邦玺说“各省溺女陋习、惟江西尤甚”，江西全省十三府一州七十八县，溺女之俗，“十邑而九”，现在就来看看溺女对江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男女比例的失衡。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清末江西男女人口比为1.305:1。这远远高于正常的数值。因为溺婴导致的男多女少，导致了婚配困难。社会上光棍成群。广信府（今上饶地区），三十岁还找不到妻子的光棍比比皆是。
光棍成群进而又导致了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无法成家的光棍，游手好闲，四处游荡，成为不稳定分子。“地方男多女少，贫民不能婚聚，既无家室，遂多游荡，或至流为非类”。婚姻市场适婚女子供不应求，又导致了拐卖人口犯罪严重，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典妻”、“租妻”的现象。清南安（今赣南地区）知府黄鸣珂就感叹“谋夫夺妻之案，抢娶孀妇之案，争奸互杀之案，拐卖妇女之案，层见叠出，使女子多而案件自少也”。
性别失衡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因女多男少，贫穷人家为娶一女，倾家荡产，因婚致贫。清同治《大庾县志》记载，江西大庾县出现了两少年争取一寡妇的案件。少年娶寡妇，说明男多女少已经突破红线。而争娶寡妇的两个少年，“祖上皆富贵，亦未经破荡”，但因为“不举女多育男，再三传分，产渐薄”，以至于“至贫不能娶。”
最终的后果就是江西全省的人口增速下降，经济衰退。明代江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8人，为全国各省第二，到清顺治末年，降到全国第五位，到咸丰同治年间降到全国第八位。江西的经济地位也随之滑落，从明代贡献全国赋税三成以上的经济强省，成为了中游省份。
上图_ 殷夫（1910年6月11日-1931年2月7日），男，原名徐白，谱名孝杰
- 6.革命的英雄
溺婴杀婴破坏社会经济，同时也与儒家宣扬的道德伦理相违背，故为官府所禁止。顺治皇帝曾经下诏“溺女恶俗，殊为痛恨，著严刑革禁”。国民党政府曾发训令“倘有此等行为，即将溺女之人送交法院，按律处罪”。乡绅阶层也对村民进行道德训诫。清末广东读书人就编出“儿女一样，造乜系女哙嫌多”、“如人唔生女，又边外得你两公婆”等劝善民谚。另外，全国各省，均有官府民间兴办的育婴堂之类的保育机构，收养抚育弃婴。
这些举措，不能说没有用，但究竟是治标不治本。而且纠其根本，封建统治阶层自身就是培育溺婴土壤的祸首之一。只有彻底的社会变革，解决溺婴背后的社会经济问题，才能让人类的幼苗健康成长。而这是需要付出巨大伤亡牺牲的。
《孩儿塔》的作者殷夫，又名白莽，原名徐白，学名徐柏庭、徐祖华，1926年加入共青团，先后三次被反动派逮捕。1931年2月就义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终年21岁。他出生在优越富足的家庭，哥哥徐培根是国民党将军，但他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膜，背叛了他的阶级，告别了“安逸、功业和名号”，踏上“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满站着危崖荆棘的前途”。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作者：大狮子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 《论清代溺婴问题》 张建民 经济评论 1995.2
[1] 《关于象山县的孩儿塔》 王观泉 鲁迅研究动态 1986.8
[1] 《近代豫西南溺婴陋俗研究》 刘振华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3.3
[1] 《清代江西的溺婴及其社会后果》 刘锦伟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2.3
[1] 《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溺婴现象的认识与批判》 吴巍巍 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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