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从一个单独的细胞开始。从树木到水母再到人类,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形状和结构,都能从这一个细胞发育出来。我们对这种过程熟视无睹,觉得理所当然,完全没想到这有多么不同寻常。

我们怎样发现了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形状是如何形成的)(1)

那么,生物体到底是怎么把外在形态呈现出来的呢?一个答案说,这都记录在DNA里。通过研究一些奇特的变异现象,比如苍蝇在应该长触角的地方长了腿,生物学家已经确定出了发育过程中涉及到的许多基因。 然而实际上,我们像是一群孩子弄到了一艘外星飞船,东按按西摸摸,成功摸索出了各个开关的用途。我们也许能把飞船开起来,对它的原理却一点也不懂。如果飞船坏了,想要修理或是重新建造一艘,我们肯定不会。 同样,虽然对于哪个基因控制生长我们了解得不少,对于这些指令如何通向最后的形态,却知之不多。细胞或是分子到底做了些什么,才让生命体的外形发生了变化?这仍然是个巨大的谜题,也许是生物学中最大的一个。 不过,借助新工具的帮助,我们已经窥到了一点门径。而且这项工作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对器官形成过程了解得越深入,对其进行修复或是替换就越容易。最终,我们也许能够创造出一些动物或是植物,具有自然界中不曾发现过的形态。

我们怎样发现了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形状是如何形成的)(2)

虽然自古以来,亚里士多德之类的思想家就已经思考过发育之谜,但是,直到上个世纪后半叶,生物学家才开始着手对付这个难题。20世纪60年代,生物学家路易斯·沃伯特(Lewis Wolpert)阐述了一种设想,即复杂的形体规划能够通过胚胎中简单的化学物质浓度梯度而建立。这种化学物质叫做形态发生素。不同的基因在不同的位置激活,依据便是其所处环境中的形态发生素含量。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编码形态发生素的基因被发现了,沃伯特的想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通过鼓捣这些控制形体蓝图的基因,生物学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如何把一朵花产生花粉的器官变成花瓣。 但是,那时研究的重点是编制发育过程中涉及的“控制”基因的目录,而不是阐明发育如何一步一步运作。这些控制基因会启动建造某个特定身体部分的程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知道启动之后会发生什么。西班牙巴塞罗那基因组调控中心的系统生物学家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e)说:“生物学家被基因迷惑住了,他们基本止步于此,甚至没有留意到这里还有个关于形态的问题。”

我们怎样发现了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形状是如何形成的)(3)

以动物的肢体为例。长出肢体,不管是小鸡的翅膀还是鼹鼠的脚掌,第一步都是长出一个一个突出的、伸长的部分。多年以来,生物学家认为这种形状产生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肢体顶端的细胞分裂要比底端快,仅此而已。不过,从没有人证明过这一点。

要彻底揭开形态之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借助植物学家设计的各种关于结构发育的简单计算机模型,我们开始能够预测某一特定变化如何影响到形态。至少在理论上,这样的模型有朝一日将能够帮助我们设计出具有特定形状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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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通过人工育种来影响农作物、花卉、鱼、狗、马和其他许多生命体的形态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例如,如果想要一种短腿狗,就用两只腿短的狗交配。不过绝大多数的育种工作都是摸索着来的,其中的机制并不清楚。而深入了解基因、形态发生素以及机械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生物形态的影响,将会打开许多新的可能。 对于机械力作用的不断深入的了解,已经帮助我们提高了组织工程学的水平。通过理解细胞对压力作用的反应方式,研究人员可以在实验室里培养出更好的替代组织,加快病人伤口愈合。例如,如果经常挤压,人造软骨就会更加坚韧,这和人们行走时对软骨的影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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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学家开始对形体发育进行更加细致详尽的研究,关于可能创造出新世界的想象,开始变得十分具有吸引力。这个新世界将不拘一格而又奇妙非常,拥有各式各样的新形态。现在,通过巧妙的处理,人们已经能够把植物改造成各种不同寻常的外形,用小箱子套住生长中的果实制造出方形的西红柿,通过园艺造型让树木呈现出椅子的形态,甚至用树根制造出活着的桥。但是,如果关于这些形状的指令都可以编码进种子的基因,一经播种便会迅速生长出来,那又会怎样呢?我们能创造出带把手方便搬运的西瓜,开出鲜艳兰花的雏菊,或是可以长成预置好的房子的树木吗?如果掌握了形态发育的一切原理,我们有可能创造出能够长成预置房屋的树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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