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遗址（罗马城的毁灭与重建）

公元前390年，共和政体下的罗马城被南下的凯尔特人攻陷，这是罗马城历史上第一次被外族彻底的占领。但被外族践踏的罗马民族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他们选择了重建，也因此让世界历史拐到了另一个方向上。

Thomas Cole《The Course of Empire，Destruction》

面对布伦努斯带领的蛮族凯尔特人的铁蹄，仓促组建的罗马军队一触即溃，罗马城的防御也形同虚设。大门洞开的罗马城犹如一个礼物般送到了凯尔特人的面前，罗马人只得将自己的有生力量集中到最高的卡匹托尔山上，在小小的卡匹托尔山顶守护着众神的神庙，也守护着国家存活的最后希望。

之后的七个月，凯尔特人虽然无法攻破卡匹托尔山，但却洗劫并焚毁了罗马城中几乎所有的设施，那些无法外逃或选择留守的公民也被蛮族残虐地蹂躏，杀戮、强暴、贩卖为奴，让每一个罗马人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卡匹托尔山上的守卫者远远的望着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毫无城市管理经验的蛮族凯尔特人也为自己的残暴付出了代价。过多的杀戮及混乱给凯尔特士兵带来了瘟疫，这是凯尔特人的灾难，却是罗马人的幸运。厌倦城市生活的蛮族接受了罗马人的谈判，他们拿着罗马人支付的300公斤金块离开了已成一片废墟的罗马城。罗马人用一种耻辱的方式在在七个月后重新成为了罗马的主人。

Thomas Cole《The Course of Empire, The Savage State》

建国已超360年，共和政体也已实行100多年的罗马城在蛮族凯尔特人面前为何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呢？这当然是由深层次的必然因素以及表面上的偶然因素造成的。

这个时期的罗马城最大的政体弊病是贵族派与平民派的内斗。罗马的共和政体其实是一种少数贵族派统治的寡头政体，执政官、元老院与市民大会表面上是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实是控制着执政官与元老院的贵族与控制着市民大会的平民之间的二足并立，二者的矛盾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激化，对外战争时他们尚能团结一心，一旦战争结束，内斗就会再次爆发，如何消除二者的矛盾一直困扰着罗马，也为罗城毁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凯尔特人攻取罗马城的时机其实是他们获取成功的一个偶然因素。公元前396年，罗马人在独裁官卡米卢斯的带领下攻占了维爱城。平民派为了摆脱罗马贵族派的压制，建议在维爱建立第二个首都。对此持反对意见的贵族派领袖卡米卢斯被平民派检举战利品去向不明而远逃至国外，罗马城的指挥官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大量平民也顺利的迁往到了维爱城。公元前390年的罗马城中既无强将，又流失了大量平民，蛮族凯尔特人幸运地选择了这个良机。

Thomas Cole《The Course of Empire，Desolation》

善于思考与自省的罗马人在凯尔特人撤离后投入了重建工作。

首先是罗马城公共设施的建设，他们重新设计了城墙、排水设施及众神的神殿。重建后的罗马城更加牢固，也更利于抵御外敌的入侵，凯尔特人的铁蹄声时刻警示着罗马城的公民们。

其次罗马在军事上也进行了改革，他们及时纠正自身的错误，迎回了被重新任命为独裁官的卡米卢斯，并将战争中已瓦解的拉丁同盟用新型的罗马同盟取代，稳固住了罗马城的外域安全。

最重要的当然是罗马政体的改革，这也是最困难的。为了解决贵族派与平民派的矛盾，减少国家内部两个派别斗争的内耗，在凯尔特人撤离20多年后，《李锡尼法》才在公元前267年颁布。《李锡尼法》规定，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所有要职都向平民阶层开放，彻底抛弃了贵族政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锡尼法》虽然并非完美，也并未彻底解决贵族派与平民派的对立矛盾，但它确实为罗马的腾飞打开了双翅。

Thomas Cole《The Course of Empire，The Consummation of the Empire》

公元前390年凯尔特人的攻占不仅没有将罗马人毁灭，反而激起了罗马人自我的反省与变革，并为未来强大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人类历史的拐点。而同样是在公元前390年，在遥远东方的古老中国，一个孩子的出生同样也是历史的拐点。​多年后这个孩子辅佐君王变法，使国家走上了富裕强大的道路，东方历史因此发生巨变，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商鞅变化”。

注：插图选用的是Thomas Cole创作的The Course of Empire系列，描绘的是假象帝国的兴衰，与文章内容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