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在晋阳之战中攻灭智伯瑶，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三家分晋”，晋国进入了三卿鼎立的时代。兵强势盛的智伯瑶一战而殁，智氏家族也随之迅速衰亡，后世人臣常以此劝诫君王要谦冲克己、戒骄戒躁。正因此事极富教育意义，所以在诸子和策士的作品中有着颇多演义。诸侯国史往往十不存一，而这些演义作品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战争起因
演义版：“昔者智伯瑶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灭之”。“休兵数年”后，智伯瑶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欲勿与”，但在谋臣段规的劝谏下，韩康子将一座“万家之县”献给了智氏；智伯瑶非常高兴，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宣子也不想给，但在谋臣赵葭的劝谏下，也将一座“万家之县”献给了智氏；智伯瑶又向赵氏索要土地，赵襄子断然拒绝，于是智伯瑶联合韩、魏两家共同讨伐赵氏。（见《韩非子·十过》、《韩非子·说林上》、《说苑·权谋》、《战国策·赵策一》、《战国策·魏策一》）
考订版：公元前454年，智、赵、韩、魏四家在瓜分范、中行两家土地过程中，因分地不均导致矛盾激化，最终智伯瑶率韩、魏两家讨伐赵氏。
春秋晚期“智君子鉴”（智氏所作器，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首先，范氏和中行氏不是被智伯瑶所灭，而是被赵简子所灭，这在《左传》中有明确记载。从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90年，赵简子与范氏、中行氏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斗争，最后赵简子率智、韩、魏三家将范氏、中行氏逐出晋国，而两家的封地则由晋国公室收回。公元前454年，四大卿族瓜分的就是名义上掌握在晋国公室手中的范氏、中行氏两家故地。
其次，智伯瑶不可能无缘无故向其他卿族索要土地。晋国法律明文规定“始祸者死”，当年赵氏、范氏、中行氏都被认定为是“始祸者”，范氏、中行氏被逐出晋国，赵简子虽然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但他的首席谋士董安于仍被迫自杀，因为晋国执政智文子认为当年是董安于建议赵简子先发制人，才让听到风声的范氏、中行氏抢先发难，最终导致晋国内战。智伯瑶如果强行向其他卿族索要土地，必然引起内战，那么他作为“始祸者”将在舆论上十分被动，甚至可能在战争之初就遭到赵、韩、魏三家的联合进攻。
再次，索地故事违背常理。智伯瑶向韩康子索地，必然激起巨大的政治波澜，韩氏实力虽然不如智氏，但可以使用各种政治手段对抗智氏，断无轻易割地之理。倘若韩氏轻易割地给智伯瑶，那赵、魏两家若也来索地，韩氏又当如何？所以，索地之说只是为增加故事在计谋运用上的文学色彩而虚构出来的。
赵氏退保晋阳
演义版：在智、韩、魏三家的攻势下，赵襄子和谋臣商议逃往何处，有人建议去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因为长子距离近，而且墙坚厚；有人建议去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因为邯郸府库充实。赵襄子认为去这两处都会耗尽民力，得不到百姓的真心拥护，最终决定去政宽民和的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
在前往晋阳的途中，赵襄子的属下原过落在了后面。结果原过在王泽（今山西新绛县南）遇见了三个自腰带以上才可见的人，三人交给他两节完好的竹筒，让他转交赵襄子。赵襄子斋戒三日，亲自剖开竹筒，里面用红色的字写着神谕，大意是这三人是霍泰山之神的使者，他们将帮助赵襄子灭掉智伯瑶。并预言赵氏后代会有一位相貌不凡的君主，穿着胡人服饰开疆拓土。赵襄子再三拜谢后接受了神谕。战争结束后，赵襄子为三位神使立庙，又让原过主持对霍泰山之神的祭祀。（见《国语·晋语九》、《史记·赵世家》）
赵氏退往晋阳路线图
考订版：赵氏宗邑在耿（今山西河津市东南），从原过路过王泽来推断，赵襄子一行是溯汾水而上前往晋阳的。晋阳是赵氏经营已久根据地，城墙坚厚、府库充实，而且赵氏先后派董安于、尹铎任晋阳守，推行善政，争取民心。《国语》将长子、邯郸与晋阳作对比是为了强调天时、地利都比不上人和，未必实有其事。
原过遇见霍泰山之神的使者一事当然是后世编造的神话，编造时间应该是在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之后。但原过确实是赵襄子时人，并负责对霍泰山之神的祭祀。赵氏对霍泰山之神的祭祀自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开始，至晋阳之战时已历二百余年。赵襄子一行北上，可能特意前往霍太山进行了祭祀和祈祷。
水淹晋阳
演义版：赵襄子退入晋阳后，智、韩、魏三家兵马尾随而至，但攻城战并不顺利，“三月弗能拔，因舒军而围之，决晋水而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大夫羸病”。（见《韩非子·十过》、《战国策·赵策一》、《淮南子·人间训》）
考订版：从公元前454年战争爆发，到公元前453年三月丙戌（十日）智伯瑶兵败被杀，战争持续时间应该只有几个月，至于晋阳被洪水围困的时间则更短。
清代学者汪中在《释三九》中，通过对先秦秦汉作品中数字的分析，指出三、九等数多是虚指。“围晋阳三年”的意思是围困了晋阳很长时间，并非确指三年。
再有，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夯土筑城，土城如果在春季被洪水浸泡，等到夏季洪水退去，一经烈日烘烤，必然崩塌解体。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宋军引汾河水淹晋阳数月，宋军退走后，北汉守军决堤放水，结果一经暴晒，晋阳城就大规模崩塌。宋代的晋阳是砖城，而战国时期的晋阳是土城，更容易崩塌。所以水攻晋阳的策略要是能持续半年以上，估计晋阳就守不住了，赵氏不可能守得了三年之久。
晋阳和晋水示意图
韩、魏决意反智
演义版：有一次智伯瑶外出视察被洪水围困的晋阳城，魏宣子为他驾车，韩康子陪乘。智伯瑶说：“始我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今乃知之。”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汾水可以灌安邑（魏氏宗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绛水可以灌平阳（韩氏宗邑，今山西临汾西北）”。于是“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二人遂决意反智伯。（见《韩非子·难三》）
考订版：韩、魏反智是两家在赵襄子的谋士张孟谈“唇亡齿寒”说辞的游说下，反复权衡利弊的结果。
“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不符合礼法。这种礼节一般出现在诸侯会盟上，用来彰显霸主或特殊人物的身份。顿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之时，智伯瑶若如此傲慢地对待韩、魏两家，岂不有违常理？
演义版故事的作者还不明地理。平阳在汾水旁，离绛水甚远，安邑与汾水、绛水则均不相邻。
至于魏宣子和韩康子的小动作，显然是文学虚构，作者只是用这种生动传神的手法来描述两人决意反智伯时的心境。
魏、韩宗邑一带示意图
智伯瑶拒谏
演义版：水围晋阳之后，郄疵（qiè cī）对智伯瑶说：“韩、魏之君必反。”因为晋阳指日可破，韩、魏两君却“无喜志而有忧色”，显然是在担心赵氏灭亡后，自己是否会步其后尘。智伯将郄疵的话转述给韩、魏两君，两君则说这是赵氏的反间计，并向智伯表明忠心。两君在出门时遇到了郄疵，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赶忙走开。郄疵由此判断出智伯已将自己的话告诉二君，于是去责问智伯，智伯却不以为然。郄疵自知多说无益，主动请求出使齐国，避开了这场祸患。（见《战国策·赵策一》、《说苑·权谋》，另外《韩非子·十过》中将“郄疵”变成了“智过”，情节则基本相同，只是结尾处，智过将自己从智氏宗族中分离出来，改称辅氏，逃过了智氏灭族之祸）
考订版：郄疵等仅仅凭察言观色就判断韩、魏两君有变，文学色彩浓厚，恐非史实。赵、魏、韩三家从结盟到反攻，应该只在几天之内，智伯方面未必能及时察觉，郄疵等更不可能未卜先知。
战后局势
晋阳之战后，赵襄子出任晋国执政。次年（前452年），晋国国君晋出公出逃到楚国，赵襄子等立晋敬公为君，此后晋国政局由赵、魏、韩三家主宰。
赵卿鸟尊（赵氏所作器，现藏山西博物院）
智氏家族逐渐在晋国衰败，族人或死或逃。《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厉共公二十五年（前452年），晋大夫智开率邑人奔秦；秦厉共公二十九年（前448年），晋大夫智宽率邑人奔秦。学者根据日食时间考证，战国初期《六国年表》秦国纪年误后一年，所以智开的逃亡是在晋阳之战结束当年（前453年），也就是说赵、魏、韩三家对智氏的清洗从智伯瑶败亡后就已经展开，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智氏家族的土地则被三家陆续瓜分。
至于智伯瑶本人，赵襄子“漆其首以为饮器”，当然，这并非是侮辱智伯，而是戎狄地区的一种习俗。匈奴人击杀月氏人首领后，也“以其头为饮器”。后来匈奴与汉帝国结盟，还特意用此饮器盛酒。赵氏领地有大量戎狄之人，所以赵襄子也深受戎狄习俗影响。智伯瑶的谥号是“襄”，按《逸周书·谥法》：“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智伯主政晋国期间，伐败齐、郑、卫、中山，灭仇由，他这份开疆拓土的功劳还是被予以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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