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你回家支援。”7月10日，一封求助信从江西九江江洲镇紧急发出。鄱阳湖水位井内，水漫过一道红色标记——“1998年洪水位22.52M”。在这场关于洪水的巨大恐慌中，有一个年份被反复提起：1998年。
22年过去，我们从未逃出洪水的阴霾。而在2020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洪水就像病毒、像外星人，提醒着我们生活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找到了当年亲历洪灾的人，他们有的刚出生就遭遇了洪水，被放在木盆里逃生；有的因为洪水高考失利，被迫打乱人生的轨迹；有的是冲在一线的抗洪士兵，他们结成人墙，跳入历史上从未被成功封堵过的长江决口。1998年特大洪水，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这些个体拼凑的回忆碎片中，你会感觉到一种在混乱中的生命力量。
父亲的生死状
@Jocelyn
1998年，我只是襁褓中的婴儿，我的洪水记忆都是大人们填补的。
我家住在江西九江市城区里，基本不受影响，但八里湖区域地势低的地方全部被淹，家家户户扛着冰箱彩电往外逃。我爸爸是那股人流中的逆行者，他是警察，被派去靠近市城区的长江大桥抗洪。长江水破坝而出，能挡住洪水的只有沙袋。我爸的主要工作就是扛沙袋，没日没夜地搬，好几天不能回家。
三餐只有方便面，没有热水，只能就着矿泉水吃。面饼被冷水生生泡软，油包倒下去，化也化不开。自那以后，我爸提起方便面就恶心。
受访者供图 | 小时候的照片
@Cindy
父亲当年是湖南省东山镇经管站的站长，1998年抗洪时，他从6月开始驻守长江边，到9月都没回来。当时全民抗洪，每个村都会派人轮流去堤上，几天一换，我爸却一直守在堤上。我妈就负责带人去一线送物资，安顿受灾后来我家暂住的两家人，大概7位。
9月，我第一次出远门，到湖北的中专上学。这才跟着妈妈，匆匆与我爸见了面。当时是傍晚时分，他在堤上安排工作。
所有的子弟兵、党员干部、农民工人，甚至劳改犯人都加入了抢险救灾。爸爸作为其中一段堤的负责人，和大部分人一样，签了生死状，誓与大堤共存亡。
再见到爸爸，已经是国庆了。他变得又黑又瘦，刚开口说话，我就哭了，因为他的嗓子完全是哑的。后来才知道，他在长江边上日晒雨淋，昼夜温差大，每天只能在搭的棚里睡觉，从堤上回来就病倒了。在家躺了几周，天天打针，很久以后嗓子才慢慢恢复。输液的瓶子没丢，把后院摆得满满当当。
逃灾路上的孩子
@ 圈圈
我家在长江边上的江汉平原，属于“荆江分洪区”。
当时我只有6岁，暑假在姑姑家玩。一天夜里，听到外面格外吵闹，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看到大人们翻箱倒柜，打包东西往楼顶的天台搬。
六楼小小的天台挤满了各种家具箱子，有人还在往上搬，每户占一小块地方。天黑极了，只有手电的光晃来晃去。大人们说，镇里某处大堤溃口了，水马上就要淹过来。
第二天，从家里赶来的爸妈和叔叔，找到了我们。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跟着大人沿着堤面走，第一次真正知道什么叫“溃堤”。堤面上满是疏散的人家，摆满了各种生活用品。整个搬上来的床，蜂窝煤炉，衣柜，锅碗瓢盆，桌子，米袋，农具……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只得从人堆和杂物中拣着空隙走。堤的一边，是黄茫茫的一片河水，农田不见了，房子小半截泡在水中。天上有直升飞机，盘旋在低空往下投食品和救生衣。那时的慌乱无序，还有空房子里的荒凉，诸般接近战乱流离的画面，是我后来再没见过的。
那段时间，家里堆满了各种箱子，都是亲戚存的。爸爸不在家，去其他村防汛，查看堤坡的草坪，查渗水漏水，一天好几回。晚上，防汛的人挑着马灯走来走去，换班下来的人在外面乘凉。我当时只觉得多了很多陌生人，他们就歇在别人家里，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每天的话题都是水位，最严重的时候，水位逼进堤面，每天有各种杂物顺流而下，据说还有人看见过尸体。
那时的人极度敏感，某天，有消息说远处溃堤了，一传十，十传百，全家老小出动转移财产。现场之混乱、人声之鼎沸，让人叹为观止。到了中午，搬得差不多了，却连水影子也见不着。燥热的盛夏中午，大家一身臭汗，打开电视才知道，是一个疯子乱喊，弄得一场乌龙。
之后在高中图书馆看到一本关于抗洪的书，才知道当时荆江大堤的水位已经接近极限值，舆论要求炸毁荆江大堤，以保武汉三镇。当时温总理坐镇前线，掌握分洪决定权。他犹豫再三终于没有下令，决定固守大堤，最后洪峰顺利通过，分洪区内几十万居民得以免受祸乱。
当年的记忆现在已经十分模糊，像一团连不起来的影子。唯一留下的，是县里一所名为“李向群”的高中，那是当年为救灾牺牲的战士的名字。
受访者供图 | 松东河河堤，摄于家门口
@Mowan_Chow
我家在江西九江的新城区。这是一座港口城市，北低南高，北边正好就是长江。离江不远有一座城中湖，那里有一段堤坝，当时，我听长辈们谈论最多的就是被冲垮的坝，还有如何找到家人。
1998年，洪水把筒子楼一层都淹了，我家就住在二楼。
破坝时，我爸爸在国棉一厂上夜班，距离堤坝仅有几公里路。我当时只有两岁，被妈妈放在木盆里，跟着大人一起撤离。大伯先跑来找到爷爷奶奶，然后又去找他岳父岳母。妈妈也要忙着去找外公外婆。慌乱和寻找就成了大家最深的记忆，所幸最后大家都安全地撤离了。
今年洪水又一次逼到了我家门口，防汛营地就在我家窗前三公里左右的湖边。前两天路过江边，发现水位已经快逼至最高点，不光坝体消失，连建在高坡上的健身器材都看不到了。
但大家似乎都很乐观，该怎么生活还是照旧，好多人还在江边的围栏附近拍照留念，不知道这是不是港口城市人们的性格。
受访者供图 | 家门口的防汛营地
被洪水改变的人生
@莫零
1998年我刚好参加高考。我是安徽石台县人，属于池州地区。那一年，小城一共被淹了七次，水位线最高的时候，直接淹没一楼。
我家当时住在靠秋浦河边的平房里，高考前一周就被淹了，不能住人。我成绩好，学校给我调了间二楼的教师宿舍住。高考当天上午，雨下得很大，我考完语文出来，秋浦河的水已经平到岸边了。中午刚吃完饭，对面宿舍楼的校长就大喊：“水涨上来了，赶紧走。”
等我们收拾完东西下楼，水已经没到我的腰了。爸爸让我骑在他脖子上，妈妈扶着我们。走到考场大约有500米，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像蜗牛一样向前走。走到一半，爸爸被路中间一个轮胎绊倒了，我们三人一齐落入水里。
那水的冲劲很大，在水里没有任何能抓住的地方。我呛了好几口水，还好很快被在前面拍摄的摄影记者发现了，大家七手八脚过来救了我们。
我吓得脸都白了，全身都湿透了，但没衣服可以换，一位解放军脱了个外套给我披上。到了考场，我迟到了二十多分钟，全身都湿了，考试发挥大受影响，下午场考试我卷子没答完就打铃交卷了。
本来在学校排名前十的我，只考了五百分刚出头。班主任建议我复读，我自己放弃了，上了个大专。
受访者供图 | 家乡的桥，98年只剩一个桥面
@张Sir
1998年，我十一岁，父亲是一名警察。
8月7日中午，电视里在放《新白娘子传奇》，画面上突然弹出一条新闻：“4号至5号闸口破坝”。母亲冲进卧室，往塑料袋里塞了几件衣服，又去厨房抓了几个吃剩的馒头，然后牵着我逃荒一般往高处跑。
父亲换上老头杉和迷彩裤，朝大堤方向赶去。我家地势较高，没有被洪水吞没，但整个九江城区变成一片汪洋。没有受灾的家庭，靠着志愿者投送的有限粮食解决温饱，我正在长身体阶段，因为吃不饱哭过两次。
大家每天缩在屋里听广播、看新闻，得知抗洪前线先后把汽车、轮船推入决口处，依然封不住洪流，最后不得不让数百名军人跳入水中筑起“肉墙”。邻居听说我父亲也在抗洪，常来打听一线的消息，我只能无奈摇头，因为我也联系不上他。
再次见到父亲，距离破坝已经过去九天，父亲没有想象中那么蓬头垢面，但神情疲惫，小腿上有轻微的皮肤溃烂。我问情况如何，他说有点累，想睡会儿，第二天他又上坝了。
那一年最可爱的是军人。完成抗洪任务后，他们继续帮着恢复了一些城市基础建设，计划在9月15日清晨悄悄撤离。群众自发聚集到部队撤离的必经之路上为他们送行，那张著名的“凯旋门”下“十万百姓送军人”照片中，有无数少年在心里种下了一个抗洪英雄梦。
2020年，我三十三岁，是一名警察。
7月10日，九江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三天后局部地区警戒水位超过1998年，大量村镇被淹，劳动力只剩1000余人，江州岛面临灭岛危机，向游子发出回乡抗洪的号召。
相比二十二年前，防洪抗洪的科学化、机械化大幅度提升，再也不需要用血肉之躯去堵缺口，但人员转移、重要财物转移仍然需要人工参与。老婆带着孩子搬去地势较高的岳父岳母家住，我扭头去了距离当年凯旋门不远的单位集合。
从随时有可能倒塌的房屋里背出老人小孩、背出粮食设备，趟过齐胸高的洪水，全身上下浸泡过脏水后奇痒无比。我们像是1998年夏天我父亲和那些军人的缩影，在平行时空里无所畏惧地直面每一次挑战。
今年已经过半，这似乎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缩影。
“她拿着红纸跪在车头。”
@涂弥
那时我只有5岁，记得江边全都是沙包袱，有人把婴儿放在盆里划着出门。大水淹没了整个八里湖地区，一直到桥头。没淹没市区是因为解放军短短一个多小时时间，在桥头抢筑起了一道麻包大坝。大批子弟兵进驻九江抗洪，大家也就心安了。
当时解放军吃住都在大坝上，九江老百姓自发给他们送去各种西瓜水果等食物，我们家也送了几车蔬菜。
2020年很魔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长江水已漫过堤岸，洪水来势汹汹。我远在他乡，只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画一幅《龙神偃旗息鼓图》，祝愿家乡人民平安顺遂。
图源受访者微博 | 图中是鄱阳湖、庐山、含鄱口
@蓝蓝揽栏
我老家是湖北荆州的。那一年大溃堤，洪水淹没了所有的房子。人们搬到第二道防线的大堤上，那里搭满了窝棚。没有离开家的人，就用拆掉的门板搭成阁楼住。我们叫它水阁，水阁摇摇欲坠。小孩们玩得很开心，大人们都很绝望。
我有一个同学，当时在窝棚里写作业，一个解放军叔叔还说要给她捐款，支持她以后念书。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解放军救灾，但不进我们镇子，就在郊外凹凸不平的土路上打地铺睡。镇上的人家里也住进了很多受灾的人，一家几十口，吃饭时，都是用盆装的菜。
解放军每天都在大堤上抗洪抢险，很少见到他们回来。后来洪水退了，解放军离开那天，我们全镇的人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了，街道两旁都是人，我摘了妈妈种的所有的花，我爸还扛了一箱水，我妈拿了水果，每个人手里都有礼物。等了半个多小时，有人才来通知，他们早就偷偷走了，不想接受我们的礼物。
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从当初的孩子变成了妈妈。我的表弟在18岁的时候当了消防兵，侄子长大了，也进了军校。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解放军叔叔，其实就和他们一样，二十来岁，还是家人眼里的孩子。
@一个好人胡文盲
1998抗洪有个标志性的场景，现在还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就是九江堵口。堵口的士兵，就是我们团。我们被授予了全军最高荣誉称号——“抗洪抢险模范团”。
当时的战斗是极其艰苦的，没有睡眠，没有安全，只有同时间赛跑。白天，烈日当头，一身汗没干，一身汗又起，把已被汗水浸白了的迷彩服放在甲板上，居然可以立着不倒。
晚上，借助灯光，大家小心翼翼地扛着沙包踩过沉船之间的木板，传递至后面的战友。正如大家从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战友累倒了，抬到指挥船上挂水，醒了后拔掉针头就跑回连队继续战斗。手指被石头砸了或中暑了，轻的处理一下继续战斗，重的当即用快艇送到171医院救护。
在堵口现场最危险的节点，都可以看到佩戴红色胸牌的党员骨干。这是无法想象的凶险——他们用背包带把自己固定在脚手架上打桩，脚手架被洪水冲击地嘎吱作响，一旦被冲垮，有再牛的游泳技术也难逃牺牲的结局。
六天五夜过后，堤坝合拢了，长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汛期成功封堵决口。九江日报是这么形容那天——“这一天终于不可抗拒地来了。”
我们穿上干净的军装，按统一的规定列队站在军车上。事先指导员说，可能会有很多老百姓来送，但实际场面依然让我们始料未及。
当车辆刚刚驶入十里大道﹐两边楼上的鞭炮声就一直没断过，夹道的群众涌向军车，见我们不收他们的东西，就拼命地向车上扔。水果、慰问信、可乐……年轻人干脆往车上爬要同我们一起回军营，有一位女孩爬到驾驶室边上朝带车干部“叭”地亲了一口，弄得带车干部满脸通红。
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老太太﹐她拿着一张写有“大恩难忘”的红纸跪在车头求我们留下来，现场军民无不为之动容。从十里铺到老火车站，不过十几分钟车程，而我们走了近七个小时。
受访者供图| 当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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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刘瑞
编辑 | 陈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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