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春秋战国到六国归秦，各方诸侯凭借其征伐来扩大各自属国之地，其间纵使有百家争鸣，可无“一家之言”被尊为立国之本，兴国之要。可见，“诸子百家”被国家认可并推广的趋势仍尚未到也，同时集百家之精髓的“两汉经学”更是所处说起，“皇帝”、“皇权”等新的概念还处在萌芽的状态！
引言公元前221年，嬴政灭六国后，“以王著称”不足以显示其功绩与尊荣，故改称“皇帝”，此乃“秦始皇”之由来。同时秦始皇逐渐意识到“秦之强也，乃法家商鞅、李斯之故也”，于是坚持“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命丞相李斯广施法令于疆土，约束其民于身心。
秦始皇
法家当道，其他百家（如：儒家、道家等）只能流离于街道，同时方士徐福、卢生者，凭借始皇有“长生不死”之念，乃上书行欺君之事，致使始皇大怒，焚书坑儒，百家思想损失掺重。同时“沙丘政变”，胡亥赵高之人当权，导致“陈胜吴广起义”、“先入咸阳者王也”等暴乱事件。
先有百家典籍，后有百家齐放，此乃古人之智慧，时代之象征，简言之“单取一瓢”均有“半本论语治天下”之功效。然“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数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古人智慧、自然之理被化为乌有。
百家争鸣
个人有无“百家之论”无关紧要，然国家有无“治国之本”有大厦将倾之危。然汉朝初建，百废待兴，古之典籍不存，乃急需有“一家之高论”化解朝廷之乱局，民间之潜祸，使王侯将相心悦诚服，百姓安居乐业，外邦朝贺之局面。
可见，汉朝在百家精髓中寻找“治国之本”如同“摸着石头过河”，有史料记载“两汉经学”从儒学中演变，杂糅于百家，从中的演变经历了文帝、景帝、武帝，乃至东汉桓帝。借此我们从几位儒学代表人物入手，探析“两汉经学”的演变历程，揭示皇权至上的“幕后把戏”。
叔孙通讲儒学典籍
叔孙通审时度势，汉高祖借儒制礼
孔子创儒，孟子兴儒，儒家思想一路走来颠沛流离，却仍保精益求精，其内容整理有序，总称为“十三经”，分别为五经官学《诗》、《书》、《易》、《仪礼》、《春秋》（分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及《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孟子》。
然汉高祖刘邦一介布衣出生，曾视儒生为腐儒，对儒学更是嗤之以鼻，并言腐儒无争池掠地之能，仅凭口舌之争立足。刘邦称帝后，却发现昔日骑战马、持兵戈，于百万之众取项上人头的将相们在朝堂之上却如同乌合之众，贪功醺酒，不知礼仪。
刘邦祭拜孔子
大儒之贤叔孙通审时度势，借此上书汉高祖，并声称战乱时儒生无攻城占池之能，但有稳固疆土、治理政事之才，同时针砭时弊，引出用礼法来制约将相等一些治国之要。汉高祖甚是欢喜，并同意叔孙通去实施。
假以时日后，叔孙通依据儒家《仪礼》制定出一系列朝堂礼仪，并多次试验，确保无疑后提交给汉高祖，有史料记录礼仪下的君臣朝拜局面。
其《史记》记载：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礼仪后的朝堂议事
场景如同亲见，刘邦在侍女的陪同下，端坐于龙庭之上，百官在传警“上朝”声中排成两对，有序进入朝堂内，只听见整齐的脚步声和朝拜声，同时文武百官昂首挺胸，依次进言，往日酗酒吵杂的画面也不复存在。刘邦首次感受到“万人朝拜”，内心震撼，尊严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此时，刘邦开始重新审视儒学，进出孔庙，拜祭孔子。
儒生三杰针砭时弊，文景二帝大兴儒学强秦以“法家”治国，而儒学却能在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汉朝治国之本，这是儒生们努力的结果。同时文景二帝能大兴儒学，废弃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思想，这中间的转变与儒生们背后的付出息息相关。借此，我们从这些儒生入手，分析道家与儒家治国的区别，并解析文景二帝采用儒学治国的必然性。
道家典籍
- 一、晁错千里求学，只为《尚书》典籍
始皇“焚书坑儒”，并明文禁止百姓私藏书籍，一经发现严重处理，致使有藏书之人均主动将书籍上交给当地郡县。然伏生痴迷儒学，冒死将《尚书》藏于墙体之中，文帝通晓此时后褒奖 伏生，并请其到京都长安讲学《尚书》。
然伏生年近过百，无法前行，朝廷只好派遣晁错千里求学，意在《尚书》。晁错潜心向伏生学习《尚书》，挑灯夜战，最终饱读《尚书》之学问，通晓《尚书》的精髓。
有《汉书·袁盎晁错传》记载：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
晁错影视照
晁错学成归来，文帝立刻让其作为太子刘启的老师，并升职为博士（古代官名）。晁错能得以升迁，即普天之下唯有晁错通晓《尚书》，这是文帝对儒学经典的重视。
- 二、贾谊直言进谏，“无为之道”堪忧
汉朝起初并非以儒学为治世官学，而是采用“黄老之治”，即无为而无不为。该政策下重在休养生息、鼓励农耕、轻徭薄赋，同时给予诸侯国最大限度的自治权。有史料记载，景帝后期国家粮仓爆满，粮食堆积于仓外；国库铜钱储存如山。
“文景之治”致使国富民强，然权贵子弟不念及生活不易，竟追求奢靡，互相攀比。贾谊见此情况内心无比焦急，故上书《论积贮疏》于文帝，揭露权贵们抛弃礼仪、追求物质享受、唯利是图等行为，并且提出应重视礼教德行，重农抑商等理念，同时阐述道家无为治国的弊端。
奢靡作风
据《论积贮疏》记载：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贾谊的才华在此次上书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深受绛侯周勃 、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的嫉妒，同时贾谊提出的政策威胁权贵子弟的利益，文帝从大局考虑只能部分实施。
- 三、辕固生传习《诗经》，冲击道家思想
如若说贾谊的《治安策》对“黄老之说”产生威胁，那辕固生与黄生的辩论则直接取代道家“无为治国”的地位。在该次辩论中，作为儒家代表的辕固生直接点出无为治国下的若干条危机，深度论述了诸侯国权利强于皇权的趋势，此等危机如不接触将威胁到皇权，甚至是取代皇权。
儒生谏言图
景帝回顾诸侯国的地位及影响后，诸侯国的地位及权势确实在逐渐扩大，同时社会矛盾这个弊端不接触将影响到整个汉朝的统治。于是，景帝逐渐放弃“无为治国”的方针，从而转化用儒家“以礼治国”的理念。可见，道家思想不在适应汉朝所需，而儒家之说才是解决汉朝危机的治国妙药。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汉武帝黜百家尊儒术一代大儒董仲舒酷爱《公羊春秋》，并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同时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百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治国体系。在公元前134年，董仲舒趁着汉武帝“下达诏书于四海，旨在需求治国方略”之际提出《举贤良对策 》。借此我们从董仲舒提出的政策入手，深入解读儒家被奉为经典成为官学的主要原因。
董仲舒
-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如期面见汉武帝，武帝分别提出“三策”，即如何巩固统治、如何治理国家和天人感应然董仲舒对答如流，针砭时弊连答三章，同时直指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解除问题的具体方案。因“三策三答”之缘故，《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
这次对答汉武帝彻底明白了国之社稷需考虑人才、安全、发展，及其人天关系等方面，尤其皇权可借助上天的旨意来加强，使之达到“上顺天意，下表民心”的目的武帝彻底明白了儒家治国的真正导向。
作为这个结果，汉武帝罢黜百家典籍，独尊儒家经典，遂将《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经认定为官学，统称为“经学”。同时经学被官方大肆推广，成为学生们进入官场的“标准教材”，也是官员晋升等的评选标准。
汉武帝
- 二、建立太学，以教立国
人才是国家长治久安，兴盛不衰的内在要素，董仲舒深知此意，在汉武帝的同意下建立太学，以经学作为教材为国家输送大批贤德之人。
太学建立后很多制度不完全，甚至存在弊端，此时大儒公孙弘向武帝提出建立太学制度来治理太学事宜并更好的为太学生服务。同时公孙弘被武帝器重，其主要原因在于董仲舒的有些治国理论未被实践，而公孙弘却能将其一一落地，并有显著效果。
- 三、经学谶纬化，皇权被制约
经学在一次次演变中，看似从儒学中脱离开来，实则儒学的谶纬理念在经学中多有体验，如《春秋》纬、《尚书》纬等。到底何为谶纬呢？其实，谶与纬接近于神学及预言学，可见谶纬解经开启了经学神秘化与庸俗化的大门。
儒生求学图
同时经学采用阴阳之说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即皇帝行为违背天道，上天会下降灾难来警示君主。故汉武帝晚年下一道诏书《罪已诏》，来反思自身过错，希望上天不再下降灾难于汉朝。
据《后汉书》记载： 会有日食之变，蕃谓武曰： “昔萧望之困一石显，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
第一次党锢之争后，东汉出现日食现象，太尉陈蕃及外戚窦武认为此为宦官乱政所致，欲铲除全部宦官，以稳定东汉王朝。可见，经学的谶纬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此也体现了儒学“自省”的理念。
党锢之祸
东汉大儒郑玄，融合古今经学
“两汉经学”的演变从西汉的叔孙通开始，到东汉的郑玄截止，其间近400余年。尤其在东汉时郑玄发现此时的“经学”存在弊端，如若不及时的纠正或是将其他百家精髓注入很难将现有的经学进行到底，甚至再一次出现“经学”更替的现象。
郑玄励精图治，尝试把“独尊儒术”的固有思想淡化，并注入古文经学（指不被官方认可的经学）。值得幸甚的是，此时尝试得到了空前的效果，于是在西汉一层不变的今文经学下，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融合使“两汉经学”在此大放光彩，展现其勃勃生机。
郑玄画像
史家说评价
“两汉经学”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儒家到集百家，一路走来磕磕碰碰，可谓“摸着石头过河”，步步维艰，一旦一脚踏空，国之不存。为了使汉朝长治久安，弃道家重儒家，一路走来，我们似乎看见叔孙通蓄势待发，力挺儒学为立国之本；付生冒死护《尚书》，晁错苦读《尚书》的挑灯夜战；辕固生与黄生的激烈争辩，董仲舒与武帝的“三问三答”及其东汉郑玄为儒学谋出路的绞尽脑汁。在此，只能说“生为儒生扬儒家”，朝中精神亦为儒学之要义。
经学实则以儒学为主，百家为辅，一起长存于汉室，成为最系统的治国之本。经学的妙用在于使诸侯国的权利弱化，皇权加强，此有利用皇帝的统治和管理，从而达到汉朝稳定的目的；同时经学的谶纬化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受限于上天，约束了皇帝的行为。
两汉经学
可见，经学之所以能长存于汉朝，延至数千年，得益于经学自身两面性的特点，使其产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功效。帝王之术讲究“制衡”，经学使皇权至上的同时受限于上天，岂不是“制衡”乎？
如今“两汉经学”的价值依然是存在的，我们应多研读“两汉经学”，了解皇权至上“幕后把戏”的同时给我们人生的启迪。如有喜欢“两汉经学”者，抑或酷爱历史者，我们彼此均可交流，以此掌握更多历史！
参考文献：《后汉书》、《汉书》、《史记》、《论积贮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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