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钧正平工作室·中国军号 作者：苏玉红
01
“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这是对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他从小命运悲惨，备尝生活艰辛，还没出生，父亲就已病逝。一岁多一点，母亲也因过度伤感随父亲而去。无奈，他只能在年近七旬的祖父照料下，咿呀学语，蹒跚学步。
而彼时他的祖国，也同样命运多舛。他5岁那年，甲午战争惨败；11岁那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他成长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如同一叶孤舟，航行在茫茫海域，却找不到方向。在虎视眈眈的列强口中，中国只不过是一块人人都想分而食之的肥肉而已。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他从小就懂的道理。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和无数仁人志士的英勇反抗，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平凡的年代，也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人生。
祖父的言传身教，为他奠定了良好的治学和思想基础。他少年立志，为民族救亡图存而奋斗终生。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写的那样：“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遗憾的是，这篇自述也成为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绝唱。
他，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02
一袭长袍，戴着眼镜，留着两撇胡子，儒雅中透着坚忍不拔的刚毅，这是我们在书本上见到的李大钊先生形象。在鲁迅的笔下，李大钊也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温和谦卑的学者，内心深处却燃烧着最热烈的火焰，一生站在革命斗争战线的最前沿。
彼时，山河破碎，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了屈辱的深渊。1915年，当日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款时，天下哗然。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奋起抗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图谋，并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号召国民起来自救。“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呜呼，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字字泣血，振聋发聩，迅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时隔一年，他又在异国写下发人深省的《青春》，字里行间充满朝气蓬勃的革命进取精神。“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他向青年发出“青春中华”理想的召唤，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文章发表后，其影响被誉为“震撼中国民族灵魂”。
回国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他用犀利的笔锋开辟舆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李大钊深受鼓舞，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带着马克思主义而来，力求做一道刺破暗夜的光。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希望，也更加笃定地成为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又过两年，他领导的五四运动犹如一场浩荡春潮，激发了人们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
据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与此同时，一大批爱国青年通过李大钊的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03
由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北洋军阀开始四处通缉他、抓捕他。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几十人。与父亲在一起目睹整个过程的李星华后来写下了《十六年前的回忆》，描述了那个极其恐怖绝望的抓捕现场：“‘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其实在被捕之前，李大钊有很多次离开的机会，但他却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他清楚地知道，干革命的人，没有不苦的，因为他们会将这个国家的命运自觉地放在自己的肩上。既然要和旧势力作斗争，那就坚决到底，至死不渝。
不幸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他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一无所获的军阀给了他纸笔，让他自己交代“罪行”。李大钊却酣畅淋漓地写下了《狱中自述》。在其中，他回顾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抱负。透过这些苍劲有力的字，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李大钊在狱中笃定落笔的样子。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在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他作了此生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取得光荣的胜利！”
那天的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戴着眼镜，面容平静，没有犹豫更没有畏惧。如同他在1919年发表的短文《牺牲》中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他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后，共产党人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哀恸不已。那年，他才38岁。
22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他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已经实现。历史已经证明，伟大的共产主义是绞不死的，反而会在顺应历史的洪流中愈发强大！
回顾李大钊先生短暂而灿烂的一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其身上鲜明的印记。他承担起时代和历史所赋予的艰巨使命，真正做到了“勇往奋进而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而从之”。
今天，我们如何缅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我想，在急难险重面前，广大党员干部应始终战斗在斗争前沿，主动担责，敢于扛事、愿意做事；主动担难，啃最硬的骨头、接烫手的山芋；主动担险，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上一线，危急关口豁得出来、顶得上去。
这是我们对李大钊先生精神的最好传承，也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
（钧正平工作室·中国军号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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