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同时是一等一的教子高手。他有九个子女，个个了得。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启礼三人均为中国院士，三子梁思忠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四子梁思达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者，长女梁思顺为诗词研究专家，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为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是新四军早期革命者。
梁启超教育子女并不采取强迫、硬求的方式，而是因材施教、依顺每个孩子的天性而发展之。梁启超在回答儿子梁思成的成长焦虑问题时说道：“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梁启超指出：一方面，有用无用不应纯从当下的事功看，所谓有用既有当下事功的，也有长久文化的。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举例，李、杜对唐代的兴衰可能并无影响，但对未来一千余年的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却远比唐代的姚、宋重要。另一方面，他告诉梁思成要安心读书，要通过学习使自己的天性、特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做出真正贡献。
梁启超虽不像某些历史人物有家训之类的著作流传后世，但他留下的几百封给孩子们的信，实是最好的家风资源。其中最有价值的，在于梁启超是中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家书中所蕴含的家风体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我们看他对个性化的重视，对生活趣味的论述，都有着现代性的因素。但他同时又将传统家风中的精华蕴含在其中，如对勤俭持家的重视，对“但问耕耘”的肯定，从而使孩子们具有古朴的优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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