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戴手表！
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童谣，不晓得是哪个乱编的。只要街上有军人路过，一群小屁孩就会兴奋得大喊大叫。估计是这样，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军队是神秘的。军人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军用”，都是草绿色的。尤其是在物质紧缺时代，似乎只有军人才有资格戴手表，穿皮鞋。于是还有一首童谣： 一二一，一二一，高镫镫皮鞋不讲理！“不讲理”的意思，莫非是威风凛凛？小时候，我有没有跟在解放军叔叔后面大喊大叫，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我们全家都穿布鞋，而且全家的鞋都是我妈做的。我妈解放初期是大龄学生，有字墨，但是笨，家务事全靠现学。见过隔壁赵婆婆教我妈做鞋，先熬了糨糊，把家里的碎布一层层粘了，叫打布壳；布壳剪成鞋状，表面蒙一层厚实的白布做鞋底；用夹板将半成品鞋底固定好，再用锥子钻孔，粗针引了细麻绳穿来穿去，叫纳鞋底；鞋底纳好后上鞋帮，缝钮绊，钉扣子。我妈下班后要做饭洗衣，缝缝补补的事只能熬夜。有回一觉醒来，昏黄的煤油灯下，我妈还在笨手笨脚地纳鞋底，也许是太累，头一栽一栽地，咝地一声——锥子扎手上了。静夜里，捏着受伤的指头，不敢呼痛，发出微弱的咝咝声。我和哥哥相差一岁，正长身体，费鞋子不说，穿不了多久就不合脚了。我妈做不赢，将就穿，鞋子全是脚趾头顶烂的。长大成人后，我的双脚明显偏短，且秀气，与相对魁梧的身材很不相称。夏天雨水多，经常穿湿鞋。有回好好的嗓子哑了，发不出一点声音。中医说我本来是湿体质，湿鞋穿多了会更严重。我妈狠下心来，给两兄弟每人买了双塑料凉鞋。就在那个夏天，下河洗完澡，凉鞋少了一只，吓得失魂落魄。平时打烂个碟子都要挨打，别说新买的凉鞋了。怕我妈发现，与哥哥商量好，他也不再穿凉鞋，拖一天是一天。我哥不会白帮忙，条件是以后分零食三七开，他七我三。这一拖，居然拖到第二年夏天。我装模作样地问：“妈，我的凉鞋呢？”我妈好一阵翻箱倒柜，然后用竹竿捅遍了所有的旮旯角落，然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应该是她“忘了鞋放在哪里”，却毫无道理地揍了我一顿，在我身上出完气，这才忍痛买了双新的。从小到大，就没有想过穿比凉鞋更高级的其它鞋类。当了兵，才知道解放军叔叔并不都是可以穿皮鞋、戴手表的。按规定军官才可以穿皮鞋，战士只能穿胶鞋。胶鞋又叫解放鞋，帆布的，军绿色，很结实，但是不透气，沤脚。一个班睡一铺炕，头一律朝外，炕下一溜胶鞋，每双鞋都是一个臭豆腐摊位，每一个摊位都争先恐后地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与皮鞋配套的是四个口袋的军装。北方人管口袋又叫兜，四川人叫包包。穿胶鞋的只有两个包包，穿皮鞋的四个包包。施工或训练时军官跟士兵一样穿胶鞋，这时要区分是官还是兵，就要看包包了。万万想不到的是，在穿皮鞋之前，先戴上了手表。那还是1974年。回家探亲时，花光了几年攒下的津贴，给我妈买了糖，给我爸买了茶，结果都说我瓜。满以为是赔本的买卖，没想到归队时赚了，手腕上多了块上海牌手表，我妈托熟人买的，整整120块钱。坐在火车上，不停地掀开袖子看表，恨不得在袖子上贴张纸，上书“内有手表”四个大字。而且特别希望有人来问“几点了”。还真有人问几点，“两点。”我说。说罢又掀开衣袖：“不好意思，刚才没看清楚，应该是两点过三分。”还想精确到秒，但那样就太露骨了。回到部队，那只表让我嘚瑟了最多一个月，很快便没感觉了。首先，用不着频频掀开衣袖，全连指战员都知道我有表了；其次，没有人来问几点，掌握作息时间的是连长，他说几点就是几点，他的表无论快慢都是“北京时间”。就像当知青那阵，什么时候收工，不用表，由队长的肚子说了算。再就是成天干活，表戴在手上很容易擦花。第一次在石头上擦了一下，我疼得咝呀咝地咝了半天。取下来，揣在包包里，仍不保险，会硌着。如此贵重的东西，戴也不是，不戴也不是，烦。久而久之，便不把手表当手表了。也不是完全没用，最大的作用，就是战友探亲时，借了回去显摆。想到战友在回家的路上不时掀开衣袖的样子，便好笑。当兵五年，退伍时花12块钱买了第一双皮鞋，还穿上了跟连长换的四个包包，俨然一副军官模样。皮鞋不像手表，恰好喜欢被擦，于是有事没事就擦。先抹了鞋油用刷子刷，然后用软布来回蹭，那个光滑，苍蝇一看就晓得站不稳。后来又钉上掌，走起路来“嚓！嚓！嚓！”——心头莫名地冒出了早年的童谣：一二一，一二一，高镫镫皮鞋不讲理！昂首，挺胸，收腹，摆臂......别提有多精神。关键的关键，穿皮鞋，戴手表，军官的标配哦，没有提干，照样显得威风凛凛。如今皮鞋的式样越来越多，却没有人拿皮鞋当回事了。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好多都不穿皮鞋，改穿老北京布鞋。布鞋轻便，好走，还不用系鞋带。至于手表，好像更少见，都用手机看时间。想起我妈可怜兮兮地半夜纳鞋底，想起那只穿了不到一个夏天的凉鞋，还有那只一再充当道具的上海表，摇了摇头，笑了。
作者简介：魏治祥，1953年出生于成都金堂，资深媒体人。曾在《四川文学》，《青年作家》，《山花》，《文学青年》等期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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