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何哲
在公共治理中，研究者和实践者往往更关注制度和技术的作用。然而，作为文明结构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对于治理的作用是深远和持久的。文化在文明体系中起到了文明之魂魄的作用，提供了社会普遍的基本价值体系和行为约束，也驱动控制着制度和技术的演化方向。
中华文化呈现出典型的一源多流的格局，西方文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多源多流的格局
中华文明自三皇五帝之后，历经夏商周的早期王制，到春秋战国的大争鸣时代，再到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帝制，整个中华文明形成了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区域向周围辐射形成的具有高度向心性和趋同性的演化格局。就具体的文化而言，中华文明早期呈现出典型的自然崇拜的特质，其后演化为抽象的道与易，此后大道为天下裂，伴随着春秋战国的政治大分裂和思想大争鸣，出现了诸子百家，最终秦以法家统一天下，汉武又独尊儒术，儒家逐渐成为正统官学，道法则为帝王治国之术，儒道法复归一统。因此，中华文化的一源就是上古的自然崇拜演化的对大道真理的崇拜。
而就西方来说，文化的源头就相对复杂了许多。所谓西方，大体就是以欧洲为核心向周边辐射的文明体系，但由于欧洲的地形比东方要复杂许多，众多的高山河流将欧洲平原切割为支离破碎的片段，使得欧洲始终没有一个文化主轴心区域，多种文化在欧洲大陆汇集。文艺复兴在欧洲大陆兴起，欧洲文明迎来启蒙时代，此后又催生出了工商业革命，深刻影响到了世界的格局。因此，今天来看欧洲文化，至少存在着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和文艺复兴三个文化源头，期间还充分吸收了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成果，可以说是典型的多源多流。
正因为源头不同，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内涵也有所差异。中华文化是典型的崇道向仁尚和的一元论，而西方则具有典型的多元理性主义的特质。
从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内涵来看，其根源在于一个，即道。道又一生二，形成阴阳，又为三，演化为理、仁、和。中华文明很早就抛弃了对人格化神祇的崇拜。中华文明以道为本体，道容纳万物，这亦赋予了中华文化思维上的抽象性。道即天地，天地有德曰生，生而为人，有人就有仁，“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人敬仰天地而求理，与人相亲而睦和。圣人领悟天地而制法，以规万民。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政有政道，师有师道，乃至盗亦有道。因此，整体来看，中华文化就是以道为中心，以理、仁、和为人之本，以法为秩序的缓缓转动的体系。
西方由于文明的多源性，其文化内涵也表现为多元性。就思想而言，西方呈现出典型的哲学二元论的特点。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就主张二元论。基督教哲学虽然提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看似一元论，但是上帝始终有一个对手撒旦，这就形成了善恶二元论。同时西方文明亦体现出理性主义与宗教信仰的结合，如经院哲学家用了大量的笔墨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在东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信仰之所以是信仰就是不需要证明。如果需要用人去证明上帝存在，那上帝岂不是人造的了？因此，西方文化始终在理性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摇摆，直到文艺复兴前后人文主义的出现，又重新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二元论，上帝的归上帝，人间的归人间。因此，在多元性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内部始终处于竞争性的张力状态。
正是这种根本的文化属性的差异，使得中西文明在治理形态和制度架构上呈现出典型的一元与多元的根本性差异，中国传统治理崇尚道一、法一、治一的天下大同观，而西方治理长期存在着宗教与世俗治理的二元对立，而在世俗治理中，又分为国王与贵族、贵族与平民、政治与商业、政治与法律等多元对立。因此，整体上呈现出了明显的内部多元竞争抗衡的形态。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军事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节用”等观点。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吕氏春秋》记载：“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可见，墨家学派对全社会及社会治理有较大的影响力。
中西文化都非常重视制度建设，而具体形态却又不同
中华文明自夏商周起，明显呈现出以一元王制为核心的制度特征。帝王如北辰星一般雄踞宫禁，而重臣百官又如群星般环绕辅佐，外围又有五服、九服等藩属拱卫，形成同心圆的制度架构。因此，中华文化以道为尊，制度则以君为长，而君王又承天道，文化同心圆与制度同心圆完美地同化，所谓天地君亲师一体。为了确保和维护这一制度体系，中华文明在早期就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架构如周礼，而这一套架构反过来又得到了文化的确认。
道儒法虽然在具体的实现途径上有差异，但对制度的重视并无不同。道家以天道巩固君位，儒家以仁礼教化臣民，法家以律令确保统治，皆是文化对于制度体系的重视与巩固。周确立基本制度形态后，又经秦之大一统的强化，汉唐从推举到科举的官僚体制完善，中华文明的古代制度形态就大体完备了，加之长期的重农抑商传统，制度形态也相对稳固地保留下来。
而西方由于文化的多源性，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制度体系。来自商业文明的契约制度和贵族与公民反抗形成的近现代民主法治也在文艺复兴后逐渐形成。来自于东方的官僚体制对于欧洲文官制度的建立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发现，整个欧洲的制度形态是非常破碎的，近代民主法治以及官僚体制也是在二百多年前才逐渐定型完成。当然，由于欧洲始终在剧烈的内部政治与文化竞争之中，所以其制度的完善和互相借鉴速度也是相当快的，这如同中华之战国时代鳞次栉比的各国变法一样。但是由于欧洲文化上的多源性，特别是理性主义、基督教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混合，帝王始终没有取得真正的文化主导权，使得欧洲更重视法治对于王权的限制，更重视制度建设和契约精神。
对于技术的态度则是中西文化最为明显的分野
相对而言，中华文化内在具有轻视技术的倾向，而西方文明更重视技术。无论从对道的追寻还是仁的精神，中华文明都更重视来自于个体的直觉和修身养性，而非借助外物。当然，这也并非绝对，如战国时期的墨家学派非常重视技术的研究，今天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武器器皿等都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然而在秦汉大一统之后，总体上国家独尊儒术，重农抑商。到唐代虽然还有天文、算学作为科举科目，然而，这类出身的人纵然任官，级别也非常低微，从未有天文、算学等出身者能够成为宰辅。宋明以后，科举更是只考儒学。如孔子所言，“君子不器”，可见其对技术的轻视。纵然儒家也有格物致知，但终未成风气。这使得中华文明在技术上自宋明后相对滞后。
欧洲则由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原因，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古希腊是典型的海洋城邦文明，城市的建设、水利的兴修、海洋的贸易都需要技术支撑。基督教一统欧洲后，科学技术体系并未彻底在欧洲泯灭。一方面，阿拉伯世界从埃及等地继承了大量古希腊文献，伊斯兰教义也鼓励人们观察万物自然发展科技，最终反哺欧洲文明。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也并不绝对禁止科学家研究自然，很多教士以研究上帝名义来研究科学，教会资助的大学反而成为科学发展的堡垒。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商业竞争、制度变革、战争激励等多种因素合流终于迸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革命。
可以看出，中西文明内在的文化特质最终深刻影响到了两种文明和相应治理体系的演化。中华文明形成的同心圆式的文化体系与制度体系同构，从而成就了漫长且稳定的大一统式农业文明的辉煌。西方则由于文化的多源性始终处于内部强烈的文化和制度竞争之中，最终由于多元文明的融合形成了文艺复兴以来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快速崛起。
当然，作为伟大的文明典范，中西文化内部都有追求真理、向善、追求正义美德等共同价值。从未来人类发展来看，在现代经济社会科技的驱动下，人类文明的大交融是一种历史必然，中华文化和谐包容向善的精神对于形成多元交汇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治理模式，具有积极的价值。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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