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存目丛书(四库本为何质量不佳)(1)

《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 [美]盖博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初入治学门径的我,曾于撰写论文时使用“四库本”。对古代文学研究者而言,“版本”是极重要之事。在古书的长期留传中,不同版本质量差异很大,一般称好的版本为“善本”。当时我以为“四库”声名在外,必然值得信赖;然而导师却“善意”地提醒我:千万不要再用这个版本了,它的讹误并不少。

这件事引起我的疑问与好奇——“四库本”为何质量不佳呢?直到我读到美国学者盖博坚的《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方知关于“四库”的来龙去脉。不得不说,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著,颇有些意味深长之处,值得“咀嚼”。

“四库全书”项目的缘起,系大臣朱筠奏折。乾隆帝于1771年诏谕,决定开展这一项目,1773年设立专门机构,前后700余人参与,历时22年,共录图书3000多种,计36000余卷。乾隆在康熙、雍正两朝基础上,适时地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加以任用。主要表现是推行官方学术,针对整个学者群体,看重朝廷与其关系。

从编纂动机看,清代帝王虽是满族,但自皇太极以来,都极度重视学习汉文化,这一点在乾隆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乾隆是一位自视甚高的领导者,自诩才华拔群,平生诗作四万余,爱好古玩,他一直企图在文化修养上超越明代,乃至超越前人。他的雄心壮志更体现在——标榜自己的文化成就,实现思想政治统一。

除个人追求外,考察历史不难发现,国家在学术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著述和统治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可上升至“道统”与“政统”的辨析。一个政权的“正义”,并不纯粹源自民族出身,而是“道德仁义”,“四库全书”正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德者居之”的观念,恰恰有巩固满族统治的意义。

从编纂过程看,采集图书靠地方设置书局,书局设置的地方教官,一般由举人担任。藏书家将藏书带到书局,国家会视情况回馈一些报酬。不过,藏书家也害怕书籍上缴刊印导致书籍跌价,后来,也确有馆阁人员私自抄本外卖的情况。

“四库全书”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最核心的是:进度过快。据统计,由于皇帝要求的时间急迫,进度异常紧张,编纂人员每人每月需要阅读2000至3000页书籍。更“危险”的是,四库馆臣业绩由辑佚和整理的图书数量决定,质量和重要性倒成为次要追求。这显然不是严谨做学问的态度。皇子永瑢曾上奏反映“进度太快”,于是后来又制定规则,对出现及发现错误的地方,分别进行奖惩,然而因为奖惩力度不够,所以效果不佳。

从编纂人员看,“总纂官”亲自编纂,是所有馆臣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比如我们熟知的纪晓岚,因为乾隆欣赏他的学识和文笔,命其撰写“提要”;更高一级的“总阅官”负责全局工作,系纯粹监管职责;最高级的“总裁”是王公贵族,只挂名而已。“馆臣”是“四库全书”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四库”伊始,馆臣共50人,40人供职翰林院,23人是翰林学士,中位数是31岁,年龄较大者如戴震等,系学术地位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才华、人际交往、行政能力是清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四库全书”的委任使翰林学士有更大几率、更年轻达到三品及以上的官职。这些人的政治生涯不是直接受“四库”影响而上升,而是获得“叙议”的权力,即晋升的机会。此外,被任命为馆臣,意味着能引起权力核心军机大臣的注意。

从编纂审查看,大致分三个阶段,1772至1774年,采集图书少有毁禁;1774至1780年,审查运动迅速开展,违禁图书定义不明确,举报图书回报很高,很多人开始告发,夸大其词,势头猛烈;1780至1796年,中央政府介入,系统鉴定和采集书籍,尽量减少社会动乱。

有观点认为,“四库全书”导致“文字狱”爆发。应当说,“治罪”行为确实大量存在,但动因绝非皇帝单纯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辖制。所谓“文字狱”至少分三类,其一,官员竞相采集禁书,竞争政府职位。乾隆对禁书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曾认为江西巡抚海成查禁图书之事“办得好”,海成的策略就是支付两倍价格收可能的“禁书”,于是江南各地官员效仿,其下办事官员更是不遗余力。其二,巡抚通过“花招”,避免皇帝谴责。比如王尔扬和黎大本的案例,很可能是巡抚为完成皇帝催促,报告大量意义不大的案件,保持办事高效的形象。其三,地方绅士通过举报,开展报复。所有案件中,士绅互相指控占三分之一,60%导致定罪。知识分子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促成这项骇人的运动,单纯以种族差异、思想辖制定性“四库全书”导致的案件,实在过于片面。

盖博坚认为,“四库”编纂体现了乾隆晚期的治理风格:将事物委托给相对较少的人,让这些人亲自对措施的成败负责。“四库全书”这般国家重大项目,是乾隆派给军机大臣的诸多重大活动之一,投入大量资源。但这类项目,体现了不耐烦的皇帝和过度扩张官僚体系的困境:要么承认自己无法执行皇帝意图,带来灾难性后果;要么隐瞒失败,可能被揭发受到责罚。这是时代政治氛围带来的弱点。

“四库全书”文化价值有限,但也绝非一无是处,乃至被视作毁禁图书的罪恶暴行。其用意固然是为统一思想,而非学术发展;是政府工程而非个人项目。但笔者不认为这是它最大的问题,这一事件更值得反思的是——乾隆急于求成的性格,以及炮制好大喜功文化工程的行为。本质上,它和营造宏伟建筑、发动无用战争同属一类,都是统治者“想当然耳”的举动,为自己所谓“名垂青史”的虚妄,急功近利,刚愎自用。

(原标题:四库全书:乾隆的意气用事?)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赵慕宇

流程编辑 刘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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