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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当代中国画创作的探索和实践中，冯远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多以反映历史题材和现实生活为主，造型传神生动，生活气息浓郁，绘画形式新颖，尤其擅长创作大型史诗性作品和古典诗词画意作品，代表作品有中国画《长城》《星火》《母子图》《屈赋辞意》《世纪智者》《逐日图》《世界》等。
2022年，冯远步入古稀之年。从北大荒知青到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从美院教授、副院长到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无论身份如何转换，作为艺术家的冯远，从来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画笔，在紧张忙碌的工作和事务之余，他总是在构思、创作。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无尽意·痕——冯远绘画艺术展”是对冯远创作生涯最系统也最完整的一次阶段总结，近200件作品时间跨度长达40年，从中可窥他对中国人物画语言和范式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的痕迹和心路历程。
在此之际，本报对冯远进行专访，从他的绘画与思考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画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与探新。
记者：2012年您60岁的时候，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笔墨尘缘”展，从60岁到70岁，相隔十年，两次大展，从作品创作、对人生境界的理解角度，您有什么新的体悟和感受？
冯远：这次的展览是对这十年的一个回顾，大部分选用了新作，同时展览也相对完整一些，以尚意人文、尚技形神、时史之中、有无之间四个单元展出近200件作品,各个门类都有。70岁了，从人的境界角度而言，度过了早年的自然境界、生存境界、功利境界，是到了可以把对人生、对世界的感悟用我所学的专业技术表现出来的时候了。
艺术工作者都有其创作的高峰期，等到了一定年纪，总会因各种原因而衰退，谁都躲避不了这样的规律，我就想趁体力还好的时候多画几件作品。65岁之后我完成了一个系列作品，就是“致新世界”系列：一是画“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画了《公民》，以一种集体肖像的形式表达；2021年我又完成了姊妹篇《中华人文图》，纵深地画历史，一张画了历代的领袖、名将等，另一张画了自先秦以来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科学家，来礼敬先贤；第三件也就是今年四月刚刚完成的《世界》，是按照世界的版图来画的，本来的出发点是全球抗疫，后又在抗疫的基础上融入了其他内容，表现的都是各国正在发生的人与事。
如果要说感悟，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看到了人类在命运共同体中扮演的各种角色、各异的生存状态。我确实有个小小的“雄”心，我的这些创作确实比较费力，但作为时代进程中的人，我给自己增加了这样一个使命，想要表达中国之智，中国之力，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现新时代的精神面貌。
记者：在人物画的创作道路上，您从未偏航。也有一些从事人物画创作的艺术家改画花鸟山水，他们可能认为人物画是有其局限的，不如画山水花鸟那么“放得开”。您近年的大作品人物越来越多，构图越来越复杂，为什么坚持看起来费力不讨好的创作形式？
冯远：我个人看来，如果一个人原本的专业是人物画，后来又改画其他，这是一种自由的个人选择。大千世界，丰富多彩。山水、花鸟画各有神韵，它们对于“形”没有人物画那么严格的要求。难道因为人物画难，就要去躲避它吗？我们的前辈有那样多优秀的人物画家，那都是有一定使命感的人，从蒋兆和说起，到后来的方增先、周思聪……中国的人物画谁来推动发展呢？良知告诉我，总得有人去做。画好人物画，你得了解人、认识人、理解人，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万物之灵长，使这个世界有声有色。
人物画的变革，我也做过一些探索。其实我也可以像毕加索那样，画夸张的变形的人，就像此次展览中的《汉魂脸谱》，那些略带一些哲学理念的、抽象形式的作品。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了西方一些当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以后，我又回到了原点。我觉得西方现当代艺术中最致命的是，他们可以否定 否定，推出各种创新理念，但恐怕难以搞出震撼人心的巨作，除了新颖，缺乏与人精神世界的联系。如果艺术家只是注重观念、样式翻新的话，那么艺术就可能坠入浅薄的样式主义。中国处于这样一个百年变革的阶段，有很多可以表现的内容,所以我又回到了原点。虽然我回到现实主义创作中，不乏工作对我的要求，但我是心甘情愿的。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作品内容都排布得井井有条，画面构成缜密，情节交代完整，甚至有一种“强势”之感，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相对少，您觉得这是误读吗？
冯远：我觉得中国美术史是一部“缺钙”的历史，在中国美术史中很难读到那种正大气象、汉唐风格的人物画，尤其到了我非常钦佩的苏东坡提倡文人画以后，每况愈下。宋元明清后出现大量的山水画、花鸟画，非常精妙，尤其是近现代后，达到了极致的水准，但是在人物画方面，你看不到宏大的叙事，看不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气势。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封建历史过于长久，使得中国相当一部分文化人热衷于在山水之中去寻找他们所要表达的情感，这是外部原因。但是，我相信一定每个朝代都有那些纪实性、主题性、宏大叙事的绘画。我们的美术史仅仅依凭士大夫的审美取向去选择绘画的代表风格，这公平吗？我觉得中国美术史应该重新审视，这也是我后来推动百年重大历史题材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的初衷。也许我作品中的缺憾也恰恰就在这里，我想说的话太多、太饱满，以至于压迫了观众的想象力。我也有很多轻松抒情的作品，如此次展览中的《大地》《紫竹二月》等等，我没有要故意“强势”，去体现某种高大上、程式化、概念化的理念，我只是想尽量丰富地把我想表达的思想表达出来，不要让观众误解。
记者：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您曾说“我走了一条‘为生命的艺术、为形式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这样的道路，它代表了不同时期的艺术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对于这个说法您现在还认可吗？这三个“不同的艺术”大致适配于您人生的哪几个阶段呢？
冯远：现在我还是作如是想。
第一个阶段“为生命的艺术”的时候，我画了第一个系列作品。那时我刚从知青上了学，乡亲父老送我上卡车，到火车站去坐火车的时候，我暗自许下心愿，等我以后学会了本事，我一定要画你们，画老百姓。我的毕业创作就画了农民。然后我画的第二件作品是《保卫黄河三部曲》。再后来我就一直想画一个人物，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象征，想来想去，后来社科院有一位老师说你可以画屈原。早年我也画过那种披头散发、愤愤不平、行吟泽畔的屈原，但是后来我理解了，他是为一种理想殉国的，一定是整理了衣冠，端端正正抱着石头跳下去的。
“为形式的艺术”，也就是后来在学院里面学绘画技巧，再后来西方各种艺术思潮进来以后，左冲右突想要打破传统的绘画理念。到了六十岁、七十岁，到我这个年龄，我真的是想为人、为天地创作，也就是“为人生的艺术”。
记者：《当代中国画：并非背叛的选择》一文中，您认为中国画的探索可以更加广泛，后人未尝就不能开辟布本、麻本、其他纸本和各种各样的化学合成本，使用广义的毛笔和各式颜料、涂料、化学颜料。那么，对于中国画发展的这种开放心态，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冯远：我今天依然持开放的观点。当年我在麻袋上画过，在本白的土布上画过，也用扎染技法尝试过，只是在我的展览中没有把全部探索的过程展示出来。
中国画发展一路到现在，就到这样为止了吗？我想不应该吧。中国画近年来呈现了一个非常繁荣、活跃的一个状态，这与开放的心态是有直接关联的。刚才说到中国笔墨，是中国古代文人用惯的书写工具，转移到“书画同源”，它是养成的书写工具，中国画材料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引发中国画面目的一个跳跃性变化。我觉得可以大胆变革，甚至可以把中国传统的一些艺术元素打散重组，就像我画的脸谱一样。那么工具材料就不需要改变了吗？吴冠中用刷子用得很顺手啊，中国的宿墨也很像黑的广告颜料啊，最后我们评价的一定是视觉的图示，而不是怎样的材料、怎样的笔。所以，我觉得相对材料而言，重要的是作品要含有中国的东方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精华要素。
不能说中国画到现在就进入了一个闭合的阶段，它还要发展，而任何一场发展都是以剔除了旧有元素为前提的。我们把绘画比作100%的容量的话，你要加入20%、30%的创新意念，你就要剔除20%、30%的旧有元素。重要的是要在作品中看到中国的精神，至于用什么笔、什么颜料，将来的年轻人会比我们大胆得多，只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相信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普通人的艺术鉴赏力会有很大提升，所以我对未来艺术的多样化持毫不怀疑的态度，相信未来国民对于艺术的创新也会持一个更为宽容的态度。
记者：作为年轻的普通观众，如果缺乏专业审美素养，没有足够的阅历和训练，有时候面对中国画可能会感觉到看不懂、看不进去，那么该如何让年轻群体能够真正走进中国画、读懂中国画呢？
冯远：这就是美育的重要性了，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在宣传、普及方面做得依然不够，要尽量去提升他们的综合修养、审美的眼光。隔行如隔山，你要想把中国画的很多要义吃透悟透，这可能要跟随你的年龄增长逐步完善起来。
另一方面就是，年轻人很容易受到国外的一些现代理念的影响，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要花一些精力在高校中进行美育，让高校生拥有一些基本的审美素养，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实际上欣赏中国画有一些基本的要领，并没有那么艰涩。解读西方现代艺术要有个入门的门径，同样对中国艺术文化的理解也要有一把钥匙，年轻人处在吸收知识最好的年龄，我觉得如果能够把知识好好传授给他们，他们都会愿意了解。
记者：展望一下八十岁，您的艺术实践会有怎样的变化和期冀？
冯远：我确实有一些初步的想法，如计划写一本书，把我的一些感悟，和一些经验与教训，包括一些对艺术的个人看法，以文字组织出来。还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之前你看到的大量作品都是外部世界的，我想之后我会对人的内心世界、人性的丰富多样做一些创作探索和尝试。
（本报记者 张玉梅 于园媛 许馨仪）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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