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0日晚，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多伦多就“幸福：资本主义vs.马克思主义”一题展开辩论。齐泽克是一名左翼激进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其观点主要受黑格尔、马克思和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影响，他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左翼两方的批判的引起了很大争议。被网友戏称为龙虾教授的彼得森则是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政治上持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共产主义和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
昨日，《雅各宾》刊出的《傻瓜与疯子》一文简要概述了两人辩论中的主要论点，对两人都提出了批评：彼得森没有认真阅读过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论点相当无知。他把剥削理解为“固有的生物学事实”和道德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结构性的问题，并把工人运动看做一种身份认同主义运动。齐泽克也没有仔细讨论“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目标”，而是在反对“白人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上和彼得森站到了同一阵线。
本文作者认为，齐泽克对于无产阶级靠自己争得解放不抱信心，只能依赖于一个“主人”的引领，这种基于精神分析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禁欲主义”和“技术官僚自由主义”， 默认了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痛苦和这一体系本身存在的合理性。这背离了他所坚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作者看来，齐泽克和彼得森两人都没有提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他们的共同前提是 “布尔乔亚悲观主义的旧形而上学”。两人表面上持有相悖的政治立场，但他们的区别只是，彼得森把这一悲观的形而上学引向了“合乎逻辑的反社会主义前提”。所以，二者也许是洛克所说的傻瓜和疯子的区别：傻瓜无法从他的前提出发得出结论，而疯子忠实地从坏的前提得出结论。齐泽克是傻瓜，而彼得森是疯子。
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多伦多的索尼艺术中心展开了一场辩论。辩题为“幸福：资本主义vs.马克思主义”。辩论的结构安排是，各方先作30分钟的简论，再进行几轮10分钟的简短问答，最后以观众提出几个一般性问题结束对谈。这场活动观众满座，持续了三个小时。人们原本预期的一场激烈的“世纪辩论”，却成了一场相当友好和和善的交谈。整个晚上，两位发言人都多次表达了他们对彼此的认同和钦佩。彼得森尤其是被齐泽克富于魅力的表现和“复杂的论据”吸引，而齐泽克强调他很赞同彼得森对政治正确的批评，和他咄咄逼人的辩论风格。
齐泽克无疑没有彼得森那么令人讨厌，但这场辩论也表明了左翼知识分子已经偏离马克思主义多么远。
彼得森谈马克思
彼得森30分钟的简论，几乎全部集中在对《共产党宣言》的尖锐抨击上。他准备了十条反对《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论据。彼得森首先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他声称马、恩两人忽略了等级制度是一种固有的生物学事实。他也质疑“无产阶级专政”是否真的比资产阶级专政好。彼得森甚至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身份认同主义（identitarian）思想家，把一个本应是善良却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与一个邪恶的资产阶级对立了起来。接着，他又质疑了共产主义下社会的组织方式，他认为无论采取的社会制度是怎样，权力将永远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彼得森也试图从经济角度批评马克思。他首先援引了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本身产生的丰富物质财富的承认。彼得森认为，资本家凭着商业头脑和领导能力，为社会增加了经济价值，这个体系也为消除贫困和帮助穷人做了许多贡献。尽管他承认资本主义确实让富人更富，但他强调说，资本主义同样让穷人变富。在简论结尾处他表明，有道德地追求利润会约束资本家不虐待他们的工人，因为害怕失去生意，任何以利润为导向的老板都不会剥削工人。正如彼得森说的：“在人类社会中，你不能主要靠剥削他人来获得稳固的权威地位。”
彼得森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表述，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可笑的庸俗化。他的话听起来像是一个只是草草浏览了几篇关键文本的人。
以他对人固有的等级和剥削性质的评论为例：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他们讲的是一切成文的历史。几百万年来，人类没有阶级。阶级社会的创造——即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剩余劳动力——是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是作为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
彼得森甚至说，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存在作为范畴的自然，这显然有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指出，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某种形式的劳动“是一种由自然施加的永恒必然，没有它，人与自然之间就没有物质交换，也就没有生命。”彼得森甚至不用看完书的第一卷就能找到这段话。
至于彼得森关于等级制度的说法，他不断将等级制度与阶级社会混为一谈。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阶级有特权剥削另一个阶级对人的存在来说具有本质性。此外，当马克思主张要克服阶级社会时，他没有认为人类会不再需要政治组织。对马克思来说，政治“国家”作为阶级社会的一个机关，有着很特殊的意义。人们在克服阶级社会的过程中仍然需要结构和组织；他们仍然需要通过斗争和辩论来斟酌、争辩以及追求共同的东西。正如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在为马克思辩护、反对 “七种诽谤”时所说的，在共产主义下，公共权力的形式将以民主和选举原则为基础。
由于彼得森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堕落的，也就是原罪，受压迫群体集体摆脱自身处境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充满更多暴力和痛苦。但这种说法是一种形而上学，它出于对引发更多暴力的恐惧，而阻止一切群体寻求正义或改善他们的状况。
此外，与彼得森的说法相反，马克思并没有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们有愿意废除他们自己作为受剥削的无产者的身份。对马克思来说，即使是社会主义斗争也包含理想主义、团结和牺牲的成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使；数百年的阶级压迫使得人性无法表现得“仁慈”（在彼得森的意义上）。阶级对立的问题不能从彼得森肤浅的道德角度来看，而要通过马克思指出的结构术语来理解。
至于资本家贡献价值的说法，彼得森不理解马克思是如何把价值视为必要劳动时间。如果不剥削工人，也就是说从他们的无偿劳动中获利，资产阶级便不能增添价值。因此，剥削不是资本家的道德错误，而是建基于资本家和工人的结构关系中。彼得森让资本家成为文明的重要支柱的企图，比著名的马尔库斯·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关于肚子和四肢的著名寓言故事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还可以继续说，但彼得森对马克思的实际论点极度无知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了。这不是说他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许多聪明的右翼批评家都不同意），也不是说他为了应和大众而试图简化了观点，他只是不具备参与辩论所需的足够信息。
就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在消费和死亡率方面的改善，以及我们比祖先更富裕的事实，并不能成为让人类被永远剥削和异化的借口。彼得森武断地声称，这些相对改善都只是自由市场带来的，而不是来自如公共卫生干预、教育和工人阶级反对剥削斗争等。更不用说，逐利也是几乎所有社会问题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气候变化的加速。
团结起来对抗幸福
彼得森假定他正要和一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辩论、辩论将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而齐泽克却有着不同的议题。在30分钟的简论中，齐泽克根本没有专注于马克思，而是开始哀叹他和彼得森在“政治正确”的学术界多么被边缘化：
彼得森和我……都被官方学术界边缘化了，他们认为我要在这里捍卫左翼自由主义路线，反对新保守主义。真的吗？大多数对我的攻击恰恰来自左翼自由派。只要想想LGBT意识形态对我的强烈批评就能明白。
在表明他和彼得森有共同的敌人之后，齐泽克继续讨论许多话题。其中包括伯尼·桑德斯被妖魔化为激进分子，但他实际上是个“老派道德家”，而“白人自由多元文化主义”是左派失败的原因。齐泽克也主张，移民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的，但随后又在辩论的当晚反对开放国境。齐泽克合理地指出，对难民的民粹主义仇恨是非理性的，但他却又含糊其辞地声称，“（关于难民的报道）是真实的。”人们可以推测，齐泽克指的是他以前关于有暴力倾向的难民的评论，这些言论让他被批评为仇外主义。
值得称赞的是，齐泽克表示支持全民医疗和教育，这将使个人能专注于发挥其创造潜力。他也承认气候变化不是骗局，而是对人类的实际威胁，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来应对。
但在整个辩论过程中，齐泽克多次表示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和彼得森一样，把当代左翼视为怨恨和受害者的泥潭。他不赞同马克思主张社会关系的自由与透明的乐观观点。与马克思相对，齐泽克和彼得森声称人类并不理性，而是天生倾向于自我毁灭。
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并不是齐泽克关心的问题。他把现代性放进存在主义的语境中，认为它要求人“承担……最主要的重担，也就是自由本身”。在没有传统权威的情况下，我们要担负起自己的重担，注定要为反对商品化和享乐主义的世界的意义而斗争。“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动机，而不只是争取愉悦的生存。”但这种反对愉悦和享乐主义的存在主义式禁欲主义与马克思在普遍范围内满足人类需求的计划格格不入。正如伊莎·兰达（Ishay Landa）指出，马克思反对的不是消费主义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强加给大多数人的紧缩状态。
彼得森和齐泽克一次次地引用犹太-基督教传统（或“西方”传统）作为的出发点，然而这是一种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传统，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性主义传统。齐泽克把与马克思相对的黑格尔作为他的哲学英雄，他的黑格尔主义却没有辩证的和解，而是把黑格尔的矛盾变成了无法化解的二律背反。
对齐泽克和彼得森来说，异化是存在本身不可避免的结果。无论是从生物学、精神分析还是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两人都认为人类的存在状态本质上是悲剧的。从本质上说，无论经济和政治体制如何，我们都将注定失败和受挫。
随着辩论的继续，彼得森不断催促齐泽克谈马克思主义的话题，并恳求他澄清他对马克思的立场。对此齐泽克明确表示，他接受“共产主义”一词只是作为一种挑衅，事实上他并不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相反，齐泽克肯定了自我限制、受监管的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他没有肯定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而是主张需要一个“主人”来“强迫人们自由”。在这里，齐泽克表现得像个技术官僚自由主义者，因为对他来说，大众无法靠自己获得自由——而需要某种“主人”来带领他们。彼得森没有反驳这些观点；他承认资本主义有它的问题，他也不支持全然不受约束的市场。他转述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资本主义是最糟糕的制度……但还是比其他制度好。
晚间辩论即将结束时，彼得森最后一次催促齐泽克谈马克思。他问齐泽克究竟为什么把自己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对此，齐泽克含糊地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和《资本论》称为复杂精微的政治和经济分析。除此之外，他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辩护。
亦敌亦友
尽管彼得森被齐泽克的个人魅力迷住了，齐泽克坚决拒绝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核心观点保持一致的态度却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齐泽克尽管致力于左翼政治，他却和彼得森一道肯定了阶级社会、社会等级制度和不可避免的苦难命运的存在。我们只能寄希望应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痛苦（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通过不温不火的监管）——却永远不能希望克服这个体系。
彼得森说，齐泽克的主张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马克思主义，更像“齐泽克主义”。但这场讨论没有什么原创之处：不是齐泽克主义或彼得森主义，而是布尔乔亚悲观主义的旧形而上学。论辩的双方都没有指明资本主义的具体替代方案，他们也不认为真正的系统性的替代方案是值得采取的。
因此，齐泽克和彼得森的区别就像约翰·洛克所说的傻瓜和疯子的区别：傻瓜无法从他的前提出发得出结论，而疯子忠实地从坏的前提得出结论。在这里，齐泽克是傻瓜，因为他的左翼承诺仍然与关于人类生存的悲剧态度的哲学前提不相容——后者是他和彼得森共同持有的。疯子彼得森则把这些悲剧前提引向了他们合乎逻辑的反社会主义结论。
但是谁知道呢：两人有这么多共同点，这能成为一段美好友谊的开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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