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端午,都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节日。

粽子甜的还是咸的?

祭奠屈原还是伍子胥?

……

近两年最著名的问题莫过于:祝词是“端午快乐”还是“端午安康”?

祝你“快乐”可以说是所有节日的基本操作,新年快乐,国庆快乐,中秋快乐……但为什么偏偏在端午节的时候会出现“安康”二字呢?

端午表现了什么精神(把恶月过成)(1)

前方高能,恶月来袭

要解这道题,或许我们应该从端午的原点说起。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名臣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

端午节的起源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除了流传最广的屈原说,还有迎涛神说、龙的节日说、恶日说和夏至说,大抵这五种说法。

端午表现了什么精神(把恶月过成)(2)

而流传最广泛的“屈原投江说”并非是端午的起源。包括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在内的众多资料显示:端午节民俗出现的时间比屈原早得多。

当我们再继续深入探究历史时,端午才显露了它真实的一角。在众多端午的说法中,不论是对神明的祈求,还是对时令的描述,都指向一个问题:农历五月是一个事件频发、灾祸交织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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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开始入夏,阳光热辣,气温猛升,南方气候潮湿,细菌、蚊蝇滋生,衣物都容易霉烂,稻田亦易遭虫害。因此毒虫横行、食物容易腐败,导致疫病、死亡开始蔓延在生活中。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农历五月是“毒月”“恶月”,五日是“恶日”,五月五日这一天更被认为是“恶月恶日”。

东汉王充《论衡》中将五月“恶”的理解或归之于“太阳”、“盛阳”之恶。

《论衡·言毒篇》云:“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太阳火气,常为毒螫…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

对于入夏以后自然与生态所产生的各种巨大变化,当时的人们由于对自然的认识不足,第一反应是恐慌,于是便采取不嫁娶、不建房、不砌灶、不搬家、不造船等回避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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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恐慌的进一步扩散,历史上我们最熟知的跟端午相关的传说故事,大都跟“死亡”有关。

“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赐死伍子胥。并在五月五日这天,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投入大江。

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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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没能适应变化而面临危机的物种有很多,几乎每一个巨大的天灾都会带来一批生命的消亡,而区别在于,当这道考题摆在一个群体眼前时,除了共同的恐惧与逃避,人们必须开始学会如何化解,如何面对。

在“恶月恶日”的五月初五,人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应对变化的措施,用以祈福纳祥、压邪攘灾。这些习俗,凝结了中国人对于时间系统的认识,对生活经验的应用,最终得以穿越时间,跨越地域,又自然而然地渗透在生活之中。

一句“端午安康”,是在人人自危时刻最温暖的祝福。

驱邪祛毒,祈福神明

遵循所有文明发展的规律,最开始的时候,人们面对困难,想要寻求神明的庇护。

贴符射毒,蒙昧时期的祛毒法门

在科技和认知极其低下的古代,人们能做的不多,祛毒的方式只有两个:诅咒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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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就已经习惯了在夏至前后,做一些挂在门头的饰物来驱邪。具体的操作程序是:“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

在描摹古代风物的《燕京岁时记》里,记录下了人们端午时,前往市井买符驱毒的盛况:“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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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山画钟馗 《夜巡图》。

江南一带五月朔日起,就要在厅堂内张贴天师符、韦陀镇妖图、钟馗捉鬼图等。这种古早驱毒法一直延续至今。

韦驼、张天师和钟馗,便是当时用于驱毒的三个主要的流量人物。

其中天师镇宅图中的蜘蛛、蜥蜴、蛇、蟾蜍、蜈蚣就是民间所谓的“五毒”。据说五月份是五毒开始活动的时间,它们会带来很多的疫病,必须要行动起来消灭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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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古代中国人在端午节当天,还会用弓箭射击蝎子、蛇、蜥蜴、蟾蜍、蜈蚣五毒虫的画像,寓意驱邪避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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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死你,我还吓不死你吗?

除此之外,人们还会用红纸把“五毒”剪成剪纸,贴在门、窗、墙和炕上。有时候还会剪成装着五毒的葫芦图案,意思是葫芦已经把五毒都给镇住了。

驯化自然,为我所用

渐渐地,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发现,自然界中有一些草药和矿石竟然有着驱虫祛毒的效用。开始有人尝试利用它们来创造自己的“祛毒法宝”。

零星的只言片语、个人经验,开始不断堆叠,衍生出具体可靠的某种通用准则,在一再实践和应用中,成为了心照不宣的公共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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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菖蒲艾草,向自然借来力量保护身体

菖蒲为“天中五瑞”之首,因为生长的季节和外形被视为感“百阴之气”,叶片呈剑型,插在门口可以避邪。菖蒲后被称为“蒲剑”,可以斩千邪。

清代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有一段记载“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

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有关艾草可以驱邪的传说已经流传很久,主要是它具备医药的功能而来。人们相信艾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康。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曰“鸡未鸣时, 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 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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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雄黄,凭智慧加工药物驱散虫毒

雄黄,是一种矿物质,也是一种常用的中药。如果说“是药三分毒”,那么雄黄应该有五分。时至今日,仍有人不当服用雄黄中毒,甚至丧命。但它对于驱虫杀毒却有奇效。

《本草纲目》里记载,少量服用雄黄可以泻内毒,外敷有杀菌镇痛的功效。自唐代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端午节都有饮雄黄酒的习俗。

根据《清嘉录》记载:“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饮之,谓之雄黄酒。”民间于此日将蒲根切细、晒于,拌上少许雄黄,浸白酒,亦有单独用雄黄浸酒者制成雄黄酒。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终将使我们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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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香囊,以巧思创造美物解决难题

人总是要走出家门的,插在家中的艾草并不能起到随时保护的作用,手拿一捆艾草出门,既不方便,又不美观。那该怎么办呢?

装有草药的香囊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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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囊又叫香袋、香包、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也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佩在胸前,香气扑鼻。

“端午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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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从纯天然的艾草菖蒲,到粗加工的雄黄酒,再到精致便携、拥有审美趣味的香囊。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将凶险的“恶月”过成了安康的“端午”。

众志成城,应对变化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慢慢明白:困难不会轻易消失,变化依然永恒存在。当我们应对困难的时候,不仅需要合适的工具和方法,更需要一种从容不迫的自信,和众志成城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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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条龙舟,连起多少雄心。

龙,是中国人的最重要的图腾。端午是龙图腾祭祀说这一观点由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提出,他在《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考证:

在距今至少有四五千年前,住在江南的吴越民族,由于受到水旱灾害和瘟疫虫害的威胁,便以有神力的“龙”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他们“断发文身”以“像龙子”,希望得到龙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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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午这天,他们会举行在水面上作竞渡祭龙神,这便是龙舟竞渡习俗的由来。多个人同时集中在同一个龙舟上,通过全体成员有节奏的通力合作来赢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同舟共济 、人舟合一”是最高境界。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笃信“集体力量”的民族。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在几千年间,中国人靠着团结的力量,彼此支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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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粽子,包容种种变化。

人们在端午节期间吃的粽子,是端午节最为核心的元素。每逢端午,南北方粽子的甜咸之争就会风起云涌。其实除了甜咸之别以外,粽子早已融入各个地方的饮食文化中。

在讲究饮食的中国人巧手经营之下,今天能看到的粽子,不论是造型还是内容,都有五花八门的变化。三角粽、枕头粽、菱粽、锥粽,小枣、五花肉、蛋黄、火腿,小龙虾……万物皆可“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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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山川湖海,中国人的厨房与爱,以包容的姿态,被两片粽叶紧紧包裹起来,成为千百年来,最受人欢迎的端午节食。

粽中纳百川,胸中有山河。

天道人事,自强不息

我们通过吃粽子,保存着那些奋不顾身,以身报国的英雄故事,我们通过赛龙舟,重温着和集体共同争取一个宏伟目标时的同心协力,我们通过雄黄酒、挂菖蒲,将我们总结的经验,应用于一次次危机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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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端午的力量,它是一支桨,我们不断借助这个特别的日子,得以重返那些我们倍感骄傲、自豪的事情,那些我们情不自禁就能脱口而出的家国天下、多难兴邦。

我们站在屈原、伍子胥的身侧,我们彼此照见勾连,当春天来临之前,共同忍耐最后一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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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者陈勤建先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端午节的灵魂就在于远古先民面对自然界中的不可避免的不利变化,不惧怕、不畏缩的大无畏精神,顺其自然、利用自然,团结一致、迎难而上、共度难关”

一个危机不会是永恒的,当然危机也不会消失。面对困难时,我们应当怎么办?古老的中国智慧中早已有了答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论是顺势还是逆势,不论环境是和平还是严峻,我们只有不断自强,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和困难,才能突出重围,走出困境。

端午表现了什么精神(把恶月过成)(21)

最后引用几天前新闻联播中火爆全网的一段话:

“经历了五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再恶劣的环境,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原句有修改)

(原题为《把“恶月”过成“端午”,就是中国人对困难最硬核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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