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IⅠKomnenos，1143—1180年在位）去世后，以皇后玛利亚为首的摄政政府掌握帝国政权。摄政政府的昏庸无能和“亲拉丁”政策，遭到拜占庭社会的猛烈抨击。1182年，贵族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AndronikosⅠKomnenos，1183—1185年在位）借助拜占庭民众的反拉丁情绪发动叛乱，并成功地夺取皇位。他煽动拥趸者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大肆洗劫拉丁人的财产，焚毁拉丁居民区，对城内拉丁居民进行大规模屠杀。除个别人提前得到消息乘船逃亡，大约有六万名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拉丁居民或者成为刀下亡魂，或者成为阶下囚，或者被当作奴隶贩卖至东方。现代史学界称之为“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以下简称为“大屠杀”）。
国际史学界在评述“大屠杀”事件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大屠杀”对拜占庭帝国与拉丁世界关系的恶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东西方日益增长的敌意中的里程碑事件”，“是导致1204年大灾难的最有说服力的转折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屠杀”的影响远非想象那么大，其理由是西方史料的记载篇幅很少，拉丁人的实际伤亡人数十分有限，此事件迅速从拉丁人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有关“大屠杀”的历史记录。很显然，全面分析和解读拉丁史籍对“大屠杀”事件的历史书写，是客观地评价这一历史事件的先决条件。
一
12世纪是西欧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时代”。在城市兴起、近代早期官僚国家建立的背景下，西欧出现了文化复兴的局面。这个时期不仅诞生了一大批史学著作，而且在历史编撰形式方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为拉丁作者书写“大屠杀”事件创造了条件。
随着十字军运动的展开，西欧社会与东地中海世界的联系日益频密，拉丁作者的视野突破地理羁绊，不再局限于本地区和本民族的历史，而越来越重视与本国相关的外部事务。中世纪早期，“历史几乎完全是以年代记、编年史和自传等形式写的；观点狭窄，兴趣几乎都是地方性的”。12世纪之后，西欧史学著作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内容不再是三言两语，而是开始能对某些事件作出较为完整的记载和详细的解释；二是打破地理空间限制，频繁涉足域外事务。纽堡的英格兰教会史家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1136—1198）编撰的《英国史》（Historia rerum Anglicarum），除了记载本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外，还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英国与法兰克王国、挪威王国、诺曼王国、日耳曼王国、拜占庭帝国、耶路撒冷十字军王国相关的故事。出生于耶路撒冷的编年史家提尔城主教威廉（William of Tyre，约1130—1186年）编撰的《历史》（Historia），不仅详细记录了拉丁人在圣地和东方的活动，还提供了拜占庭帝国、穆斯林国家的许多信息。
受12世纪文化复兴以及十字军运动的影响，拉丁作者关注的领域不再限于宗教生活，还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世俗世界，尤其是与十字军运动相关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世纪早期，写作几乎完全由有学识的教士完成，因此“只有神职人员感兴趣的事情才会保留在拉丁著作中”。但是，12世纪开始出现了全然不一样的著述环境，文化复兴带来了“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和批判已有权威思想的发展”。受此影响，神职人员在重视宗教生活的同时，还致力于以世俗眼光看待事物，最显著的例子是英国教会神职人员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约1095—1155）。他创作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采用更加世俗的历史叙述模式，以特洛伊陷落为其著作的开端，讲述不列颠所有国王的事迹。
值得注意的是，12世纪文化复兴时期，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官员承担著史任务。热那亚外交官卡法罗（Caffaro of Genoa，约1080—1164）是中世纪最早的城市编年史家和西欧最早的世俗历史学家，其著作《热那亚年代记》（Annales ianuenses）“在某种程度上是中世纪意大利世俗史学的起源”。
“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记录成为拉丁著作对“大屠杀”历史书写的主要史料来源。中世纪鼎盛时期，受消息传播条件所致，“口述几乎成为唯一有效的交流手段……教会记事往往是根据从过路人那里听来的消息编制而成的”。“大屠杀”消息的传播也不例外。“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成为拉丁世界了解该事件信息的主要来源。“大屠杀”期间，大批拉丁难民逃离君士坦丁堡，有的返回意大利，有的则向东逃至十字军王国，因此这两个地方率先从幸存者处获悉了相关消息。比萨的著名法学家、外交家贝尔纳多·马拉格内（Bernardo Maragone，约1108—1188）编撰的“比萨年代记”，详细描述了1182年拜占庭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对拉丁人的杀戮，并控诉了安德罗尼库斯的邪恶行径。提尔城主教威廉不仅从幸存者那里了解到“大屠杀”的情节，还就其爆发原因展开了详细分析，其著作成为同时代对“大屠杀”记载最详细的史料。
信使的见闻故事也是拉丁史籍“大屠杀”历史书写的重要资料来源。在信使的传播下，有关“大屠杀”的记载散见于西欧各种文献之中。由于法兰克国王路易七世（Louis Ⅶ，1137—1180年在位）的女儿艾格尼丝（Agnes of France）是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二世的妻子，安德罗尼库斯的女儿塞奥多拉·科穆宁（Theodora Komnene，Duchess of Austria，？—1184）嫁给了奥地利公爵亨利二世（Henry Ⅱ，Duke of Austria，1112—1177），因此法兰克王国、奥地利公国与拜占庭帝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当两国信使将1182年拜占庭帝国的事件传回本国后，当地民众对法兰克公主的命运和安德罗尼库斯政变的成败予以高度关注。当时的维茹瓦修道院院长杰弗里（Geoffrey of Vigeois，？—1184）在其“利木赞编年史”以及奥地利佚名作者编撰的“茨韦特尔史续编”都详细地记录了这种情况。
中世纪绝大多数拉丁人从未去过东方，而且官方信使的数量十分有限，因此旅行者或者路人的口述故事便成为拉丁作者知晓“大屠杀”消息的重要途径。伊本·朱巴伊尔（Ibn Jubayr，1145—1217）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著名的旅行家，曾经于1183年前往麦加朝圣。1185年，在返程途中经停西西里岛的时候，他听到了岛上广为流传的“大屠杀”故事并把它记录下来。托里尼城的罗伯特（Robert of Torigni，约1110—1186）于1154年成为圣米歇尔山修道院院长，多次出使英格兰和罗马，从路人那里获得有关“大屠杀”的大量信息，所著“编年史”是除提尔城主教威廉的著作外记载“大屠杀”最详细的史料。维泰博的教会史家戈弗雷（Godfrey of Viterbo，约1120—1196），长期任日耳曼宫廷使者，足迹遍布欧洲各地，其著作“君王宝鉴”记叙了从路人和冒险家处得知的“大屠杀”情节。透过此类渠道，“大屠杀”的消息还传播到欧洲大陆以外的英国，留存于沃尔特·马普（Walter Map，1140—约1210）的《朝臣琐事》中。
朝圣者尤其是十字军运动参加者的口口相传成为拉丁史籍“大屠杀”历史书写的又一资料来源。从时间上看，大批记述“大屠杀”的拉丁书籍集中出现在12世纪80年代末和13世纪初。这与1189—1192年第三次十字军运动和1202—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有关。参加这两次十字军运动的人从拜占庭帝国或十字军王国幸存者那里获知前不久发生的“大屠杀”故事后，将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回家乡，并最终留存在拉丁人的著作中。从12世纪80年代末起，佛兰德尔地区佚名编年史家编写的“安钦修道院续编”、欧塞尔城的罗伯特（Robert of Auxerre，约1156—1212）撰写的“编年史”、日耳曼佚名作家完成的“科隆皇家纪事”等作品均记载了“大屠杀”事件。第三次十字军运动期间，描述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Ⅰ，1122—1190）光荣事迹的“腓特烈一世东征记”，也详细记录了“大屠杀”事件的始末。追随第四次十字军运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西多会修士甘瑟（Gunther of Pairis，约1150—1220），在其编撰的《君士坦丁堡陷落记》中也提到了1182年安德罗尼库斯发动针对拉丁人的屠杀活动。
通过幸存者、信使、冒险家、路人、朝圣者以及十字军运动参加者的口述和传递，同时代拉丁世界共有十多部作品记载了“大屠杀”事件。这些拉丁史籍对该事件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为后人梳理“大屠杀”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真相创造了条件。
二
几乎所有拉丁史籍均明确认定拉丁人是这场大屠杀的受害者。提尔城主教威廉、比萨编年史家贝尔纳多·马拉格内、日耳曼人戈弗雷、托里尼城的罗伯特等拉丁作者均采用“拉丁人”这个名称来指称大屠杀的受害者。提尔城主教威廉称，“拉丁民族遭受严重损失”，这是“整个拉丁世界的不幸，使拉丁人受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巨大损失……这是一场对付我们拉丁民族预谋已久的活动”。托里尼城的罗伯特也写道，安德罗尼库斯及其支持者“杀害了许多拉丁人”。还有的拉丁史籍更加详细地记录了遇难者的民族成分，例如日耳曼地区文献提到罹难者包括“希腊人和拉丁人”，法兰克地区编年史指出“希腊人、法兰克人和英格兰人”惨遭杀害。
尽管拉丁史籍未能明确记载“大屠杀”受害者的数量，但通过相互比证并结合当时史料，大体可以确定拉丁受害者的人数在六万左右。伊本·朱巴伊尔的《游记》是唯一提及罹难者人数的著作，认为“杀害了五万多君士坦丁堡居民”。这个数字含糊不清，甚至没有区分死者是拜占庭人还是拉丁人，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现有材料提供的数据，大致推断出拉丁受害者的规模。据统计，12世纪70年代前，君士坦丁堡城内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各有1300人。除了意大利商人外，法兰克人是生活在拜占庭首都的另一大群体。据阿拉伯人阿布·法剌兹（Gregory Abu’Ⅰ-Faraj）估算，城内有超过三万说法语的商人。拜占庭塞萨洛尼基大教长尤斯塔修斯记载，“超过六万拉丁人密集居住在首都内”。由此可以推算出，受这场“大屠杀”波及的拉丁人数量庞大，总人数应该高达六万。
拉丁作者认为，这场屠杀呈现出拜占庭社会全民参与的特征，施暴者涵盖拜占庭社会各个阶层。伊本·朱巴伊尔指出，安德罗尼库斯屠杀拉丁人的行为得到“拜占庭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贝尔纳多·马拉格内也断定，“拜占庭民众和贵族的协助与建议”，推动了“大屠杀”悲剧的爆发。最详细的描述来自提尔城的威廉，他认为“许多实力强大的贵族以及皇亲国戚支持安德罗尼库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安德罗尼库斯·安苴鲁斯（Andronicus Angelus）、阿莱克修斯·梅加尔杜卡斯（Alexius Megalducas）等人”，他们与中下层民众“修道士、牧师、强盗、土匪、恶汉组成的暴民”一道杀害了拉丁人。
拉丁史籍对这场暴行的受害者身份和屠杀手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认为甚至老弱妇孺也成为安德罗尼库斯攻击的对象。比萨史学家贝尔纳多·马拉格内称，“没有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儿童、老人和妇女惨遭拜占庭人杀害”，惊呼“从未有过像这样对拉丁人的迫害和杀戮”。提尔城主教威廉记载道，只有少部分“私下获得情报和警告的拉丁人成功从拜占庭人的屠杀阴谋中逃脱，他们登上44艘木船逃离”，然而“年老体弱者由于无法乘坐船只，被留在了城内，他们成为暴徒攻击的对象”“逃到教堂的拉丁难民被活活烧死”“甚至是身处医院的拉丁病人也没能逃脱，暴徒们前往圣约翰骑士团医院，将剑刺向了所能找到的拉丁人”“那些躲藏在避难处和住所密室的拉丁人也没能逃脱死亡，他们被这些恶徒拖拽出来处决”“超过四千名不同年龄、性别和身份的拉丁幸存者按照一定价格出售给蛮族”。
拉丁作者还再现了拉丁教会神职人员惨遭杀戮的场景。“比萨年代记”明确写道：“安德罗尼库斯对君士坦丁堡城内所有拉丁教士和牧师进行了屠杀。”提尔城主教威廉控诉拜占庭人“不加区分地杀害拉丁牧师和平信徒，并将更深的愤怒发泄在罗马教会的高级教士身上”；生动描绘了他们折磨拉丁神父的疯狂行为：“约翰牧师是罗马教会的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处理教会事务。拜占庭人抓住了他并将其头颅割下来，最后把他的头系在一只肮脏的狗尾巴上，以此作为对教会的侮辱……更甚的是其他拉丁教士的尸体被从坟墓中拉扯出来，肆意在马路和广场上拖拽，以示对拉丁人的侮辱”。托里尼城的罗伯特也还原了约翰遇难的现场：“背信弃义的希腊人向他冲了上来，将其杀害，然后他们又将他的尸体与狗绑在一起，这样狗尾巴能够塞进他的嘴里。最后，拜占庭人将其拖拽至大街上，在随意挖掘的洞坑中将他的尸体焚烧。”
此外，拉丁作者还详细记述了君士坦丁堡城内拉丁居住区的破坏情况。提尔城主教威廉描绘道：“拜占庭人烧毁了拉丁人的房子，整个居住区化为灰烬……他们不仅肆意破坏着世俗建筑，而且不断对教堂和圣所进行纵火。”安德罗尼库斯及其支持者还攻击拉丁人港口，“港口火焰迅速扩大……被烧毁的地方是君士坦丁堡城内最富丽堂皇的区域”。这场“大屠杀”给拉丁人带来了巨大损失。根据1185年拜占庭与热那亚政府的财产赔偿协议，前者共支付后者228000金币，以弥补后者在“大屠杀”中遭受的损失。这仅仅是热那亚共和国的数字，如果再加上比萨共和国和其他西方民族，那么这场“大屠杀”给“拉丁人的房屋和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由此可见，拉丁史籍认为，“大屠杀”目标明确、手段残忍、全民参与、损失惨重，是一起拜占庭人针对拉丁人的集体暴行。
三
拉丁作者不仅仅局限于对“大屠杀”事件发生过程和具体场景的叙述，他们还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该事件爆发的原因作出解释。
拉丁作者认为，“大屠杀”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拜占庭帝国境内长期存在着对拉丁人的仇视情绪。提尔城主教威廉明确指出，这场灾难是由拜占庭人对拉丁人的厌恶情绪引发，是“一场对付我们拉丁民族预谋已久的活动”。其他拉丁编年史家也在字里行间透露拜占庭人的杀戮行为源于对拉丁人的嫉妒和愤懑。欧塞尔城的罗伯特描绘道：“安德罗尼库斯开始煽动拜占庭人，高呼‘拉丁人将要灭亡我们，除非吾辈能消灭之’，于是被激怒的拜占庭民众冲向拉丁人，双方在君士坦丁堡爆发激烈冲突，城内被找到的拉丁人均惨遭杀害。”英格兰教会史家沃尔特·马普将“大屠杀”的血腥暴力行为理解为“拜占庭人羡慕和憎恨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几乎所有拉丁史籍都映射出在拉丁世界形成的一种共识，即这场“大屠杀”是双方长期累积起来的不满情绪和矛盾激化的产物。
拉丁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拜占庭人敌视拉丁民族的原因。提尔城主教威廉推断，由于曼努埃尔皇帝和摄政政府看中拉丁人的忠诚和能力，将帝国的诸多重要事务交付他们处理，因而拜占庭人对拉丁人涌入帝国并获得显赫官职和权势地位心怀不满。克拉里城的骑士罗伯特指出，拉丁人在政治上获得宠幸，“曼努埃尔皇帝十分热爱法兰克王国，并且非常信任法兰克人。由于对法兰克人的慷慨和宠幸，他曾多次遭到拜占庭人的斥责”。佛兰德尔地区的佚名史家也谈到：“拉丁人受到（拜占庭皇帝）宠爱，拜占庭人对此满怀厌恶之情，于是设计阴谋……在来年导演了这场灾难。”
拉丁史籍也将这场悲剧归因于深刻的宗教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世界内部拉丁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之间的矛盾与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可调和。提尔城主教威廉明确指出，“我们的圣餐礼与拜占庭教会礼仪的差异，加剧了双方的猜疑和相互指责”，教会的分裂和被控诉为异端的行为加剧了拜占庭人对拉丁人的痛恨，于是“东正教修士和牧师用金钱和奖赏作承诺，号召强盗、土匪起来屠杀拉丁人”。从这种认识出发，拉丁史籍把“大屠杀”中遇难的教皇使者视作为基督教事业而殉教的圣徒。托里尼城的罗伯特将遇害的教皇使者塑造成教会的捍卫者和殉教者形象，认为“红衣主教约翰是为教会统一而拒绝逃亡”，是为了“教化拜占庭人，使拜占庭教会置于罗马教会法律和权力之下”而牺牲。类似的文字还出现在13世纪西多会修士甘瑟的著作中。甘瑟认为，约翰“以圣彼得殉教方式而死，是为了给拜占庭人劝诫和指导”。
第二，拉丁史籍认为安德罗尼库斯皈依伊斯兰教而成为基督教的敌人。伊本·朱巴伊尔对安德罗尼库斯皈依伊斯兰教的仪式进行了详细描绘：“在罗姆苏丹马苏德一世面前，安德罗尼库斯和塞奥多拉皈依了伊斯兰教，一个金子制成的十字架在被火烤热后，被放置在安德罗尼库斯脚下，这是放弃基督教信仰和忠于穆斯林信仰的最终标志。”安德罗尼库斯的叛教者形象还出现在英格兰和日耳曼教会史家的作品中，并被加上了许多独特的标签。日耳曼佚名史家称：“安德罗尼库斯是暴君、叛徒，曾经拒绝承认基督教。”“科隆皇家纪事”则指出，安德罗尼库斯是“突厥人的盟友”，他“曾经离经叛道信仰异教，但在曼努埃尔皇帝的教化下才回到了基督教”。沃尔特·马普更是强调，安德罗尼库斯不止一次而是多达三次背叛基督教，他在1182年前曾逃往大马士革的努尔丁及土库曼王子宫廷，“两次拒绝信仰基督教，以便获得突厥人的帮助”，而在1182年，“他第三次拒绝承认是基督徒”。
拉丁作者由此断言，安德罗尼库斯是“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他与穆斯林势力相勾结，策划了这场血腥残忍的杀戮活动。拉丁作者不仅坚信安德罗尼库斯皈依异教，还一致认为其同盟者是伊斯兰教信徒，咬定突厥穆斯林参与了屠杀活动。最早记载这起事件的拉丁史籍出自比萨编年史家贝尔纳多·马拉格内之手，其中提到“安德罗尼库斯与突厥人一起做了许多坏事后，攻入君士坦丁堡”，随后杀害了拉丁人。另一则消息来自伊本·朱巴伊尔的《游记》：“安德罗尼库斯带来穆斯林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穆斯林控制了城市，无数财产被运往罗姆苏丹国埃米尔马苏德的皇宫，君士坦丁堡城内驻扎了四万名穆斯林骑兵，现在它成为穆斯林领土上的一座城市。”提尔城的威廉也强调“安德罗尼库斯带领了大量蛮族军队回到君士坦丁堡”，其中“蛮族军队”指的就是异教徒突厥人。
安德罗尼库斯的支持者是突厥穆斯林的消息也传到欧洲大陆西岸，出现在日耳曼、法兰克和英国地区的史料中。在日耳曼地区，佚名作家编纂的“腓特烈一世东征记”写道：“安德罗尼库斯在突厥人和其他民众的帮助下，进军君士坦丁堡。”维泰博·戈弗雷记录：“安德罗尼库斯率领突厥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另一份编年史也描述说：“安德罗尼库斯带着强壮的突厥士兵进军君士坦丁堡。”在法兰克地区，维茹瓦的杰佛里声称安德罗尼库斯获得“山峰之主鲁本三世（Ruben Ⅲ，1175—1187年在位）、罗姆苏丹和希腊总督的帮助”，另一份佚名编年史家的作品记载“安德罗尼库斯带领罗姆苏丹国萨拉森人进入君士坦丁堡。”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托里尼的罗伯特编纂的“编年史”中。英国编年史家沃尔特·马普也没有遗漏这种记录：“安德罗尼库斯在大量萨拉森军队的帮助下，进入拜占庭领土。”
根据以上史料可以明显看到，拉丁史籍编撰者主要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解释“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原因，断定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反拉丁行动，是拜占庭人仇视情绪和宗教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拜占庭人与境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因此拉丁史籍充斥着对拜占庭人和安德罗尼库斯的严词控诉和强烈愤慨，称拜占庭人是“背信弃义的民族”，安德罗尼库斯是“基督教最恶毒的敌人”。
四
通过梳理以上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拉丁史籍对“大屠杀”进行了全面且详细的书写，但仍需注意的是，所有的拉丁作者都不是“大屠杀”事件的亲历者，其消息来源均源自他者的叙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拉丁史籍对“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是否准确、客观地还原了事件全貌，是否有夸大其词、过度渲染之嫌。
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真相，笔者认为有必要运用拜占庭文献相比照，并将该事件置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拜占庭帝国共有两部文献记载了“大屠杀”事件。第一部是拜占庭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雅提斯编撰的《记事》。作者于1182年返回君士坦丁堡担任要职，极有可能是该事件的目击者，因此他的叙述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一份是塞萨洛尼基大教长尤斯塔修斯撰写的《塞萨洛尼基陷落记》。尤氏在书中详细描绘了1182年拜占庭人的杀戮暴行，并谈到由此引发拉丁人的报复，导致塞萨洛尼基在1185年沦陷于诺曼人之手，拜占庭人蒙受了1182年拉丁人所遭受的痛苦。
通过比勘拜占庭文献的相关记载，我们能够对拉丁史籍在“大屠杀”事件的历史书写上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拜占庭文献确认“大屠杀”是一场针对拉丁人的血腥屠杀行动，证实了拉丁史籍关于屠杀手段残暴、人身财产损失惨重的书写具有真实可信性。
尤斯塔修斯明确表示，老弱妇孺和拉丁教士成为拜占庭人攻击的对象。他写道，拜占庭人“不仅击退了拿着武器反抗他们的拉丁人，也杀害了那些处于无助状态的拉丁人，妇女和孩子都死于他们的剑下……拉丁教会的神父惨遭遇害，拉丁教士的遗体散落在街头巷尾”。尼基塔斯指出，拉丁人不仅惨遭杀害，还失去了房屋住所，被掠夺了各种金银财富。尤氏的记载也印证了拉丁人遭受巨大损失的说法。他描绘道：“大火覆盖着拉丁人的财产，他们的财富惨遭掠夺，拜占庭人向匆忙逃亡的船只投掷火焰瓶，熊熊大火吞没了船只。”由此可见，拉丁史籍在还原“大屠杀”场景方面，与拜占庭文献的记载呈现出一致性。
第二，拜占庭文献没有否认这场“大屠杀”的全民参与特性，再次证明了拉丁作者看法的正确性。
尤斯塔修斯认为，拜占庭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投入到针对拉丁人的屠杀活动中：“安德罗尼库斯不仅得到皇亲国戚及实力强大的安苴鲁斯家族的支持，还得到其他贵族、上层精英、城市民众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整个城市都支持他”，“喜欢革命活动的人”也参与了“对拉丁人的攻击。”尼基塔斯也指出，社会底层民众在屠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这些人想要掠夺金钱和财富”。由此可见，拉丁史籍对“大屠杀”施暴者构成人员的书写是客观准确的。
第三，拜占庭文献对“大屠杀”爆发原因的解释与拉丁史籍的记述不尽相同。
在拜占庭史学家看来，“大屠杀”的发生是因为拉丁人支持摄政政府和“首席贵族”阿莱克修斯，安德罗尼库斯及其支持者为夺取政权，被迫杀害拉丁人。尼基塔斯详细解释了拜占庭人杀害拉丁人的原因。他说：“为了阻止安德罗尼库斯夺取政权，‘首席贵族’阿莱克修斯花费大量金钱使拉丁人加入战斗，因为他认为拉丁人是最强大、最勇猛的民族，因此他更依赖于拉丁人的帮助。”显然，在尼基塔斯看来，由于拉丁人支持“首席贵族”阿莱克修斯，所以安德罗尼库斯在推翻摄政政府过程中杀害了他们。尤斯塔修斯明确指出，拉丁人惨遭杀害是因为他们加入了对立阵营，阻碍了安德罗尼库斯推翻摄政政府统治。他写道：“拜占庭人对拉丁人的指责是因为后者支持‘首席贵族’和皇后玛利亚，并通过他们对拜占庭人进行伤害。‘首席贵族’和皇后……投靠拉丁人，用礼物唆使他们参加战斗，拉丁人也卷入了所谓的‘圣战’。”由此可见，在拜占庭史家看来，安德罗尼库斯发动对拉丁人的攻击，主要考虑的是政治因素，铲除城内异己势力，从而实现夺取皇位的野心。
拉丁史籍的阐述与拜占庭文献的解释大相径庭，这种区别主要由史家观察问题角度、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所造成。拉丁作者认为这是一场彻头彻尾针对拉丁人攻击的看法，既与其“大屠杀”受害者身份有密切关系，又与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12世纪末拜占庭帝国内部的确存在一种对拉丁人的仇视情绪，这成为拉丁世界用来解释“大屠杀”事件的最佳理由。
一方面，经济和官场上的竞争促使拜占庭社会对拉丁民族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自科穆宁王朝以来，拉丁人获得了在拜占庭帝国的贸易特权，能够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这不仅给他们带来了高额的经济回报，而且还使他们的贸易活动不受限制，商业据点遍布整个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严重损害了拜占庭商人的利益。同时代的拜占庭史学家约翰·金纳莫斯（John Kinnamos，约1143—1185）在“大屠杀”爆发前就对此描述道：“由于免除海上税收和商品税，无节制地汲取财富，导致他们变得自大。他们不仅对待拜占庭普通民众如同奴隶一样，还甚至嘲笑拜占庭贵族和官员。”拉丁商人对待拜占庭人轻蔑的态度势必导致拜占庭人仇视情绪的增长。
此外，大量拉丁人在拜占庭帝国政府内担任外交官员，或者负责法院事务和税收工作，甚至许多宗教事务也由拉丁人处理，如比萨神学家休·埃特里亚诺曾被任命起草关于圣灵诞生的宗教卷宗。拉丁人在帝国事务中享有优势，引起曼努埃尔政府内不少官僚的抱怨。以弗所大教长乔治·托尼克斯（George Tornikes）曾试图为其叔叔在宫廷中谋取职位，但他发现拜占庭人与那些带着蛮族口音的拉丁人，从市场到宫廷每个角落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而且“野蛮人”比拜占庭人更受到欢迎。显然，政治地位的失势也助长了拜占庭人对拉丁人痛恨心理的产生。
另一方面，十字军运动的发展催生了拜占庭人的民族危机意识，使拜占庭帝国与拉丁世界间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第二次十字军运动期间，约翰·金纳莫斯就意识到拉丁人的目标是占领君士坦丁堡：“所有西方列强已经开始行动，利用各种借口……但是真实目的是通过侵略和在途中掠夺获得罗马人（拜占庭人）的领土。”十字军运动的发展还使拜占庭人越来越认识到拉丁基督徒和拜占庭东正教信徒间的巨大差异。十字军的种种卑鄙行为和残暴手段，都难以让拜占庭人相信他们是基督徒，曼努埃尔一世就曾对他们产生怀疑与抱怨：“这些人自大、精神顽强、缺乏人性，并被训练得非常嗜血。”而关于食用有酵饼或无酵饼、如何画十字、如何进行弥撒礼的教义争论，更是加深了双方的摩擦与不信任。在此背景下，拉丁作者将“大屠杀”爆发原因归结为拜占庭人的仇视情绪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拜占庭文献矢口否认安德罗尼库斯与突厥穆斯林勾结，更不承认安德罗尼库斯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与拉丁史籍的记载迥然相异。
拜占庭史家明确提到，安德罗尼库斯的武装支持者不是突厥人，而是生活在帝国东部的帕夫拉戈尼亚人。尼基塔斯写道：“安德罗尼库斯与其精锐部队——帕夫拉戈尼亚人一起在君士坦丁堡发动了一起针对拉丁人的战争。”尤斯塔修斯也指出：“帕夫拉戈尼亚人按照安德罗尼库斯的命令，向拉丁民族发动袭击。”
相较于拉丁史籍的记述，拜占庭史学家提供的信息更符合历史事实。从地理上看，帕夫拉戈尼亚地处安纳托利亚北部黑海沿岸，东西部分别与本都和比提尼亚接壤，属于拜占庭帝国本都行省管辖下的一个地区。它虽然僻处小亚细亚北部，却在拜占庭帝国始终举足轻重。安德罗尼库斯长期流亡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曼努埃尔皇帝临终前任命他为本都行省总督，可以说他对该地区不仅十分熟悉和了解，并且有着深厚的人脉根基和巨大影响力，能迅速召集到帕夫拉戈尼亚军队。另一方面，帕夫拉戈尼亚人一直在拜占庭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四世（Michael Ⅳ the Paphlagonian，1034—1041年在位）是帕夫拉戈尼亚人，甚至科穆宁家族也与帕夫拉戈尼亚人存在联系。尼基塔斯·侯尼雅提斯的生活经历也能佐证其记载的可靠性。在早期仕途生涯中，他曾在本都或帕夫拉戈尼亚地区的政府中任职，直到1182年才担任宫廷秘书职务。可见，他十分熟悉本都地区和帕夫拉戈尼亚人，因而他对帕夫拉戈尼亚入加人安德罗尼库斯叛乱的记载是值得相信的。
从历史上看，安德罗尼库斯既没有与罗姆苏丹国突厥人结成伙伴，更没有和鲁本三世结成盟友。相反地，他们都是拜占庭帝国的敌人。同时代拉丁作家朱巴伊尔在其著作的其他章节中提到，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朝圣者告诉他，在1183—1184年，阿尔斯兰攻占了大约25座拜占庭城市。尼基塔斯·侯尼雅提斯也予以证实：“1183年，罗姆苏丹占领索佐波利斯，并掠夺了周边城镇，使得拜占庭人处于罗姆苏丹国的统治下，他们还使安塔利亚最伟大的城市长期遭受围困，并最终攻陷了屈塔希亚等很多城镇。”拜占庭史家甚至还提供了一则安德罗尼库斯对突厥人愤怒和报复的描述：在尼西亚城投降后，安德罗尼库斯仍充满忿恨，将尼西亚城中的突厥人杀死，并钉在城墙上。而亚美尼亚王子鲁本与罗姆苏丹阿尔斯兰二世结盟的事情，在东方十字军王国更是众所周知，1176年密列奥赛法隆战役后，鲁本三世已经对拜占庭采取侵略政策，并转向与罗姆苏丹国交好。很可能由于鲁本三世与罗姆苏丹结盟的缘故，致使拉丁编年史错误地将亚美尼亚王子刻画成安德罗尼库斯政变的同伴。
根据拜占庭史家的说法，安德罗尼库斯不仅没有皈依伊斯兰教，相反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尼基塔斯·侯尼雅提斯在记述安德罗尼库斯流亡东方时称其是基督教使者：“安德罗尼库斯穿过几乎所有外邦国家时，像使者一样在所有人面前鼓吹并宣扬基督的名字。”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东方文献的佐证，波斯诗人哈伽尼（Af dal al-Din Ibrahim Khaqani）称安德罗尼库斯是“使者的荣耀”和“弥赛亚真诚的朋友”。
拉丁史籍与拜占庭文献在关于安德罗尼库斯的支持者以及安德罗尼库斯本人的形象方面出现判若霄壤的历史书写，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必须看到，拉丁作者在书写“大屠杀”事件时容易受到固有思维定式的影响。拜占庭帝国与穆斯林相互勾结反对拉丁人，是12世纪拉丁世界老生常谈的话题和习以为常的指控。早在第二次十字军运动期间，德耶的奥多就指责拜占庭人与穆斯林串通反对十字军运动，说“（突厥人和拜占庭人）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他们计划从多方面摧毁法兰克人。虽然他们之前是敌人，但他们为了这个特殊的目标达成协议”。
此外，拉丁人在还原“大屠杀”过程中还受到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偏见在选择主题以及确定研究目标时暴露了出来”“每一种偏见都和情景有关”。拉丁史籍中再次恢复和兴起针对拜占庭人古老的诽谤、指控和偏见，与12世纪末西欧和十字军王国存在强大的反拜占庭力量密切相关。西方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ⅠBarbarossa，1152—1190年在位）、诺曼国王威廉二世（William Ⅱ，1171—1189年在位）一直凯觑君士坦丁堡皇位，号召发动新的十字军运动。拜占庭与耶路撒冷的关系也走向恶化，1186年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1186—1192年在位）继承十字军王国王位，一直反对与拜占庭合作；而安条克公国也对拜占庭领土虎视眈眈，占领了拜占庭在西里西亚（Cilicia）的城镇。1182年安德罗尼库斯杀害拉丁人的行为为他们反拜占庭的政治宣传提供了素材，伴以各种带有政治、宗教色彩的故事，使其成为玷污、低毁安德罗尼库斯和反拜占庭帝国的宣传工具，不仅能使安德罗尼库斯获得反拉丁的恶名，还能掩饰自己的雄心，获得拉丁人民的支持。
五
总体而言，拉丁作者的记载趋近于“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它们对受害者的伤亡情况、财产损失、屠杀手段以及全民参与性质的描述，都得到了拜占庭文献的佐证。因此，本文开篇提到的一部分现代学者得出的基于史料记载较少、缺乏屠杀细节、伤亡人数微不足道，因而“大屠杀”影响有限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
同样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使用这些拉丁史籍时，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疏漏和携带的错误信息。这是因为：一方面，囿于中世纪落后的通讯和交通条件，信息传播往往需要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这导致幸存者和转述者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记忆模糊和信息偏差。另一方面，受拉丁人固有的认知偏见影响以及西方世界反拜占庭力量的渲染，拉丁作者存在着利用原有内容添油加醋、虚构事实以便使之成为反拜占庭宣传材料的主观故意。
由于1182年君士坦丁堡杀害拉丁人的行为，因此几乎所有拉丁作者都将安德罗尼库斯塑造为突厥人的同伙和基督教叛教者。这种形象的产生既是“大屠杀”所制造的紧张恐惧情绪的产物，也真实地反映了拉丁世界社会舆论的导向。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只有迎合公众的偏见，错误的说法才得以传播，才具有生命力。因此，它也就成了一面反映集体意识的镜子”。这些子虚乌有的传言在双方交往中不断产生隔膜、误会和不信任，进一步加剧了拉丁世界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对立与仇恨，并最终走向直接的武装冲突。因此，我们说“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事件为“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埋下了种子。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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