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版红楼梦与一零红楼梦对比图(1953年的一次红楼梦座谈)(1)

浦江清(1904—1957)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第四册脚注,附录一《北大中文系邀请校内外专家讨论<红楼梦>的座谈记录》[1],“是浦江清先生任‘元明清小说戏曲选’一课时请校内外专家进行专题讨论的记录,时间大约在1953年”[2]。而据浦汉明教授后记,1952年院系调整后,浦先生便在北大教授“小说戏曲选”课程。尽管此前十年已有《论小说》这样的高屋建瓴之作问世,但此时的浦江清对于“小说选”课程涉及思想、人物分析的部分却有些困惑。他在1952年10月10日给胡士莹先生的信中坦然道:

弟对于“戏曲选”较有把握,而“小说选”一无经验(不是小说史,也不重考据,重在思想批判、人物分析等),不知《水浒》《红楼梦》搬上讲台如何讲也。吾兄如有经验,乞为指示。[3]

八七版红楼梦与一零红楼梦对比图(1953年的一次红楼梦座谈)(2)

浦江清遗著《中国文学史稿》四卷,浦汉明、彭书麟整理

浦先生的这种困惑,并没有随着教学时间的延长而消弭,反而随着文艺环境的变化[4]而不断滋酿,如鲠在喉。1953年发起的这场《红楼梦》座谈,围绕着《红楼梦》思想主题与人物评价展开,仍是此前“困惑”的延伸。今天看来,这场名家汇集的座谈会,正好处于1954年《红楼梦》批判运动的前夕,难免有着意味深长的历史蕴含。

这次座谈除浦先生遗稿外,未见其他资料记录。《记录》不到四千字,记录了出席专家和对话内容[5]。专家共八位,有中文系的杨晦、吴组缃、季镇淮、浦江清和林庚,外语系的冯至,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徐士年,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左右。浦江清开场白道:“今天这个座谈会的性质是为了中文系的功课“元明清小说戏曲选”的小说部分,在讲《红楼梦》之前,特请大家来谈一谈,以便吸收各位专家的意见。”[6]浦先生之所以再三请教他人,慎之又慎,一方面是要对学生负责,如致胡士莹信中所言:“弟胃痛、脊骨痛依旧,体力衰弱。教课同学要求颇高,当勉力耳。”[7]另一方面也不无对文艺环境的考虑——列席专家多是学界名家,更有何其芳这种拥有文化权力的学者。座谈记录了27段对话、发言,浦江清8段,何其芳7段,吴组缃6段,杨晦3段,林庚2段,冯至1段,季镇淮和徐士年没有发言记录。浦江清主要起串联作用,发言最多的是吴组缃和何其芳。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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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文系1948级毕业生师生合照


(一)《红楼梦》的主题

浦江清先说明了座谈的中心问题:“今天拟采取漫谈方式,中心问题在于怎样分析《红楼梦》的主题。”他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暴露贾府,即“《红楼梦》的主题主要在于暴露一个贵族家庭的本质,另外也被作者的思想所渗透”,暴露封建社会的不合理;二是表现爱情,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但对于两者何者为“中心”和“主要”问题尚拿捏不准。

专家们的意见分成三种。吴组缃先生赞成爱情主题说。他说:“《红楼梦》主要写爱情,贾府的没落只是故事产生的一个环境。主要写了个人自由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正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反抗”。作者采取了否定爱情和社会人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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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组缃(1908—1994)

林庚先生认为“贾府没落与爱情主题两者并不矛盾,不是两个主题而是一个”。一方面曹雪芹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垮台,另一方面也通过爱情表现了对封建制度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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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1910—2006)

冯至、何其芳则赞同封建没落主题的说法。冯至先生认为,“乾隆时,封建贵族败落的很多,曹雪芹所表现的正是一个封建家庭的败落。”何其芳先生说:“《红楼梦》的主题主要就是写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写贵族的腐败、虚伪和没有出路。”又说:“《红楼梦》以爱情故事为中心线索,但这个中心故事是在封建社会的环境里进行的。封建社会不仅作为背景而存在,而且也变成主要的内容。”“《红楼梦》是在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时代产生的,它预言了封建社会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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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1912—1977)

可以看出,当时对《红楼梦》主题的认识还存在争议和困惑,而以何其芳为代表的“反封建”主题说,实际上已经开启了此后《红楼梦》评论的转向。浦江清后来的讲稿充分吸收了这些观点。按:浦江清提到“《红楼梦》产生的原因和效果”也是座谈题目,但已经体现在小说主题讨论中,不再赘述。


(二)如何评价贾宝玉、王熙凤

座谈涉及小说人物评价,是从杨晦先生“对贾宝玉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一提问开始的。

何其芳认为“今天对贾宝玉应该是肯定的”,宝黛都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有着反封建精神;贾宝玉也不是浅薄的,对爱情比较专一,重视感情基础而非仅仅追求肉体诱惑。而杨晦则表达了不同看法,他承认“对宝玉的分析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作者本身对于贾宝玉是批判的”,因为贾宝玉爱“真”和“美”,“有许多无限的追求,而碰到了许多有限的限制”。浦江清也补充道:“贾宝玉是‘逸气’所成。”对此,何其芳辩论道:“贾宝玉的爱情最主要的条件还是思想感情,不是‘美’。”而作者对他的批判“可能是一种‘掩护’,以便此书能在封建社会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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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晦(1899—1983)

接着又引出对王熙凤的评价问题。何其芳将王熙凤与贾宝玉的形象作一反比,认为“对于凤姐,作者是贬的,他爱凤姐之‘美’,但恨其‘不真’。”针对浦江清“(作者)还是同情凤姐的,如册子中诗有‘哭向金陵事更哀’之句”的说法,何重申道:“基本上他(作者)感情上同情一切不向封建社会投降的人;而对向封建社会投降的人,虽有同情,但贬多于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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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1905—1993)

从诸位专家的发言来看,他们评价人物时已经明显受到苏俄文艺理论和马列主义文论的影响,比如何其芳认为《红楼梦》“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吴组缃、林庚等认为小说基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了现实”,是“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及对“文学作品反映那个时代的现实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社会反映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的运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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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镇淮(1913—1997)


(三)《红楼梦》的爱情观

针对《红楼梦》反映出的“夙缘”观念林庚先生提问是否是“资本主义初期思想”。吴组缃认为不是,因为“还没有到资本主义社会”;浦江清、冯至认为“因缘”是中国小说的书写传统,是点缀小说结构的艺术手法,不是作者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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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士年(1928—1973)。徐生平难考,照片采自网络,可靠性存疑

专家们对小说爱情思想的评价,总体是肯定的。如何其芳认为“由于写了纯洁的爱情,并不诲淫”。浦江清拿《西厢记》作比较,认为小说通过贾宝玉展现了爱情观的成长,是“从共同生活中写出了爱情”。吴组缃则认为,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红楼梦》的爱情描写表现了民主自由思想。他们都认为小说的爱情观是以感情为基础的。


(四)小说整体评价

座谈对《红楼梦》的评价是很高的。如何其芳云:“在艺术上,人物写得成功的、有性格的是中国小说中最多的,心理描写《红楼梦》也是最好的。”它是“无比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图画,就如列宁称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无比的俄罗斯生活的图画一样”。吴组缃说它是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影响今天的文艺创作”。但何其芳也指出,《红楼梦》的反封建精神还有局限性,因为它“还只能是一个封建社会内部的反对物”,当时资本主义“萌芽”还未产生,它“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次座谈表现浦江清的观点虽然不多,但却对他此后的《红楼梦》讲授、解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小说主题的把握,试图结合不同国家、不同文体从比较研究角度审视小说的风格,在后来的讲稿中仍有延续。他发起的这次座谈,涉及《红楼梦》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评价问题,实际已开其后《红楼梦》大讨论之先声,对于认识1954年的批判风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学术角度来看,与浦江清先生的读红札记、文学史讲稿相比,《座谈记录》的史料价值更突出,有助于认识特定时期的文艺批评生态。浦先生作为由民国学界走入新中国文坛的代表学者,其治学经历与学术理念的嬗变与赓续,无不折射出那一代人复杂而又特殊的心路历程。浦汉明教授对父亲的一段回忆说得很真切: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怀着虔诚之心学习马列主义,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自身残留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他力图运用新观点来研究古典文学,同时也不能认同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这就不免要反复斟酌,感到难以把握了。因此这一时期的讲稿,不可避免地会留下那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频起时代的印迹。我们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保留其本来面目,从中或能折射出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思想改造过程中的心态吧。[8]

浦江清前期札记与后来讲稿呈现出的鲜明分野,“灯下面对自己”与“台前面对学生、学界”的意味深长的错位,或许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困境”吧。幸运的是,如今我们隔着六十年的书幕,还能依稀触摸到当年的温度,在接受学术灌顶的同时,也跟随浦公视线凝视彼时之人、之景,或许,这就是作为遗稿的意义所在。从这一点来说,浦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既有其历史蕴含,也有着当下的启示意义。

八七版红楼梦与一零红楼梦对比图(1953年的一次红楼梦座谈)(11)

俞平伯、浦江清、顾颉刚、朱自清、郑振铎等人合影


注释:

[1]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369页。

[2] 《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369页。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座谈邀请了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先生。据何其芳自述,其于1953年2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与此次座谈时间相合;不过彼时何其芳尚未正式开始研究《红楼梦》(《论红楼梦》序,何其芳《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何的代表作《论<红楼梦>》写于1956年下半年。

[3] 转引自浦汉明《后记》,《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409页。

[4] 1951年至1953年间,已发生了对电影《武训传》、作家萧也牧的批判运动。“而胡风等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就已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上”。(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8、43页)

[5] 《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369—377页。

[6] 《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369页。

[7] 浦汉明《后记》,《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409页。

[8] 浦汉明《后记》,《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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