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1904—1957）
据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第四册脚注，附录一《北大中文系邀请校内外专家讨论<红楼梦>的座谈记录》[1]，“是浦江清先生任‘元明清小说戏曲选’一课时请校内外专家进行专题讨论的记录，时间大约在1953年”[2]。而据浦汉明教授后记，1952年院系调整后，浦先生便在北大教授“小说戏曲选”课程。尽管此前十年已有《论小说》这样的高屋建瓴之作问世，但此时的浦江清对于“小说选”课程涉及思想、人物分析的部分却有些困惑。他在1952年10月10日给胡士莹先生的信中坦然道：
弟对于“戏曲选”较有把握，而“小说选”一无经验（不是小说史，也不重考据，重在思想批判、人物分析等），不知《水浒》《红楼梦》搬上讲台如何讲也。吾兄如有经验，乞为指示。[3]
浦江清遗著《中国文学史稿》四卷，浦汉明、彭书麟整理
浦先生的这种困惑，并没有随着教学时间的延长而消弭，反而随着文艺环境的变化[4]而不断滋酿，如鲠在喉。1953年发起的这场《红楼梦》座谈，围绕着《红楼梦》思想主题与人物评价展开，仍是此前“困惑”的延伸。今天看来，这场名家汇集的座谈会，正好处于1954年《红楼梦》批判运动的前夕，难免有着意味深长的历史蕴含。
这次座谈除浦先生遗稿外，未见其他资料记录。《记录》不到四千字，记录了出席专家和对话内容[5]。专家共八位，有中文系的杨晦、吴组缃、季镇淮、浦江清和林庚，外语系的冯至，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徐士年，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左右。浦江清开场白道：“今天这个座谈会的性质是为了中文系的功课“元明清小说戏曲选”的小说部分，在讲《红楼梦》之前，特请大家来谈一谈，以便吸收各位专家的意见。”[6]浦先生之所以再三请教他人，慎之又慎，一方面是要对学生负责，如致胡士莹信中所言：“弟胃痛、脊骨痛依旧，体力衰弱。教课同学要求颇高，当勉力耳。”[7]另一方面也不无对文艺环境的考虑——列席专家多是学界名家，更有何其芳这种拥有文化权力的学者。座谈记录了27段对话、发言，浦江清8段，何其芳7段，吴组缃6段，杨晦3段，林庚2段，冯至1段，季镇淮和徐士年没有发言记录。浦江清主要起串联作用，发言最多的是吴组缃和何其芳。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清华国文系1948级毕业生师生合照
（一）《红楼梦》的主题
浦江清先说明了座谈的中心问题：“今天拟采取漫谈方式，中心问题在于怎样分析《红楼梦》的主题。”他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暴露贾府，即“《红楼梦》的主题主要在于暴露一个贵族家庭的本质，另外也被作者的思想所渗透”，暴露封建社会的不合理；二是表现爱情，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但对于两者何者为“中心”和“主要”问题尚拿捏不准。
专家们的意见分成三种。吴组缃先生赞成爱情主题说。他说：“《红楼梦》主要写爱情，贾府的没落只是故事产生的一个环境。主要写了个人自由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正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反抗”。作者采取了否定爱情和社会人生的态度。
吴组缃（1908—1994）
林庚先生认为“贾府没落与爱情主题两者并不矛盾，不是两个主题而是一个”。一方面曹雪芹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垮台，另一方面也通过爱情表现了对封建制度的憎恶。
林庚（1910—2006）
而冯至、何其芳则赞同封建没落主题的说法。冯至先生认为，“乾隆时，封建贵族败落的很多，曹雪芹所表现的正是一个封建家庭的败落。”何其芳先生说：“《红楼梦》的主题主要就是写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写贵族的腐败、虚伪和没有出路。”又说：“《红楼梦》以爱情故事为中心线索，但这个中心故事是在封建社会的环境里进行的。封建社会不仅作为背景而存在，而且也变成主要的内容。”“《红楼梦》是在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时代产生的，它预言了封建社会的崩溃。”
何其芳（1912—1977）
可以看出，当时对《红楼梦》主题的认识还存在争议和困惑，而以何其芳为代表的“反封建”主题说，实际上已经开启了此后《红楼梦》评论的转向。浦江清后来的讲稿充分吸收了这些观点。按：浦江清提到“《红楼梦》产生的原因和效果”也是座谈题目，但已经体现在小说主题讨论中，不再赘述。
（二）如何评价贾宝玉、王熙凤
座谈涉及小说人物评价，是从杨晦先生“对贾宝玉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一提问开始的。
何其芳认为“今天对贾宝玉应该是肯定的”，宝黛都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有着反封建精神；贾宝玉也不是浅薄的，对爱情比较专一，重视感情基础而非仅仅追求肉体诱惑。而杨晦则表达了不同看法，他承认“对宝玉的分析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作者本身对于贾宝玉是批判的”，因为贾宝玉爱“真”和“美”，“有许多无限的追求，而碰到了许多有限的限制”。浦江清也补充道：“贾宝玉是‘逸气’所成。”对此，何其芳辩论道：“贾宝玉的爱情最主要的条件还是思想感情，不是‘美’。”而作者对他的批判“可能是一种‘掩护’，以便此书能在封建社会中流行”。
杨晦（1899—1983）
接着又引出对王熙凤的评价问题。何其芳将王熙凤与贾宝玉的形象作一反比，认为“对于凤姐，作者是贬的，他爱凤姐之‘美’，但恨其‘不真’。”针对浦江清“（作者）还是同情凤姐的，如册子中诗有‘哭向金陵事更哀’之句”的说法，何重申道：“基本上他（作者）感情上同情一切不向封建社会投降的人；而对向封建社会投降的人，虽有同情，但贬多于褒。”
冯至（1905—1993）
从诸位专家的发言来看，他们评价人物时已经明显受到苏俄文艺理论和马列主义文论的影响，比如何其芳认为《红楼梦》“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吴组缃、林庚等认为小说基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了现实”，是“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及对“文学作品反映那个时代的现实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社会反映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的运用等。
季镇淮（1913—1997）
（三）《红楼梦》的爱情观
针对《红楼梦》反映出的“夙缘”观念，林庚先生提问是否是“资本主义初期思想”。吴组缃认为不是，因为“还没有到资本主义社会”；浦江清、冯至认为“因缘”是中国小说的书写传统，是点缀小说结构的艺术手法，不是作者的主导思想。
徐士年（1928—1973）。徐生平难考，照片采自网络，可靠性存疑
专家们对小说爱情思想的评价，总体是肯定的。如何其芳认为“由于写了纯洁的爱情，并不诲淫”。浦江清拿《西厢记》作比较，认为小说通过贾宝玉展现了爱情观的成长，是“从共同生活中写出了爱情”。吴组缃则认为，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红楼梦》的爱情描写表现了民主自由思想。他们都认为小说的爱情观是以感情为基础的。
（四）小说整体评价
座谈对《红楼梦》的评价是很高的。如何其芳云：“在艺术上，人物写得成功的、有性格的是中国小说中最多的，心理描写《红楼梦》也是最好的。”它是“无比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图画，就如列宁称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无比的俄罗斯生活的图画一样”。吴组缃说它是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影响今天的文艺创作”。但何其芳也指出，《红楼梦》的反封建精神还有局限性，因为它“还只能是一个封建社会内部的反对物”，当时资本主义“萌芽”还未产生，它“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次座谈表现浦江清的观点虽然不多，但却对他此后的《红楼梦》讲授、解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小说主题的把握，试图结合不同国家、不同文体从比较研究角度审视小说的风格，在后来的讲稿中仍有延续。他发起的这次座谈，涉及《红楼梦》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评价问题，实际已开其后《红楼梦》大讨论之先声，对于认识1954年的批判风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学术角度来看，与浦江清先生的读红札记、文学史讲稿相比，《座谈记录》的史料价值更突出，有助于认识特定时期的文艺批评生态。浦先生作为由民国学界走入新中国文坛的代表学者，其治学经历与学术理念的嬗变与赓续，无不折射出那一代人复杂而又特殊的心路历程。浦汉明教授对父亲的一段回忆说得很真切：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怀着虔诚之心学习马列主义，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自身残留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他力图运用新观点来研究古典文学，同时也不能认同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这就不免要反复斟酌，感到难以把握了。因此这一时期的讲稿，不可避免地会留下那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频起时代的印迹。我们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保留其本来面目，从中或能折射出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思想改造过程中的心态吧。[8]
浦江清前期札记与后来讲稿呈现出的鲜明分野，“灯下面对自己”与“台前面对学生、学界”的意味深长的错位，或许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困境”吧。幸运的是，如今我们隔着六十年的书幕，还能依稀触摸到当年的温度，在接受学术灌顶的同时，也跟随浦公视线凝视彼时之人、之景，或许，这就是作为遗稿的意义所在。从这一点来说，浦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既有其历史蕴含，也有着当下的启示意义。
俞平伯、浦江清、顾颉刚、朱自清、郑振铎等人合影
注释：
[1]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369页。
[2] 《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369页。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座谈邀请了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先生。据何其芳自述，其于1953年2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与此次座谈时间相合；不过彼时何其芳尚未正式开始研究《红楼梦》（《论红楼梦》序，何其芳《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何的代表作《论<红楼梦>》写于1956年下半年。
[3] 转引自浦汉明《后记》，《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409页。
[4] 1951年至1953年间，已发生了对电影《武训传》、作家萧也牧的批判运动。“而胡风等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就已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上”。（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8、43页）
[5] 《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369—377页。
[6] 《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369页。
[7] 浦汉明《后记》，《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409页。
[8] 浦汉明《后记》，《中国文学史稿 明清卷》，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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