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16 李镇西 镇西茶馆（最近，不少人撰文纪念去世一周年的周有光先生时，总说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去年他去世时，有媒体也这样说当时我就觉得不妥，写了这篇文章现在，我重新推出本文，一方面对这种说法予以纠正；另一方面也再次表达我对周先生的敬意），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周有光拼音完整?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周有光拼音完整
2018-01-16 李镇西 镇西茶馆
（最近，不少人撰文纪念去世一周年的周有光先生时，总说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去年他去世时，有媒体也这样说。当时我就觉得不妥，写了这篇文章。现在，我重新推出本文，一方面对这种说法予以纠正；另一方面也再次表达我对周先生的敬意。）
迈过112岁门槛的第二天，周有光先生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除了极个别网站有人用恶毒的语言丧心病狂地咒骂这位老人之外——咒骂者显然已经人性扭曲甚至丧失，绝大多数善良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周有光先生表达了叹息与追思。周先生生前朴素低调，尽管他在多个领域都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他的社会知名度并不高。一些平时对周有光先生不太了解的普通人——这几天也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周先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因而也表达了真诚的敬意。
周有光先生在我的心中，是一个神话般的传说。所谓“神话般的传说”，不是神化他，而是实在佩服他全方位的才华——作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后来却成为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这种跨界真是一种褒义上的“奇葩”。还有他和令人惊叹的高寿，以及他百岁以后还撰文说一般人不敢说的真话——当然，我也想过，这些真话也只有一个人满了百岁才敢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但无论如何，周有光的一生可以用“传奇”来描述。因此，媒体（包括微信等自媒体）这几天铺天盖地追忆、谈论、评价他，是很自然的。
“汉语拼音之父”是这几天各媒体加在周有关先生头上最耀眼的头衔。但是我认为，称周有光先生为“汉语拼音之父”是不妥的。
固然，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大学读书时，年轻的周有光便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后来从事金融工作时，他依然对拼音文字有着特别的兴趣，并自学了字母学，还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10月，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三原则”：口语化、音素化和拉丁化。毫无疑问，周有光先生为汉语拼音的制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说他是“汉语拼音之父”，意味着汉语拼音是他一个人发明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周老先生也特别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自己这样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不能从“谦虚”的意义上理解先生这样说，这几句话表明了先生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说的是事实——
周有光先生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该委员的主任是吴玉章，副主任是胡愈之，委员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等先生。中国的汉语拼音运动也不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搞的，而是可以上溯到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王照、劳乃宣、黎锦熙、蔡元培等人都为汉语拼音化进行过探索与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7年通过且由全国人大1958年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不能因为尊敬某人，就把所有的高帽子都戴在他头上。不说周有光先生是“汉语拼音之父”一点都不影响他的卓越。
国人对人的评价有一个不好的“传统”——要么一钱不值，贱如粪土；要么十全十美，高山仰止。我刚进初中时，便遇上“9·13”事件，全国上下大批林彪。记得报上有一篇批判文章说，林彪根本不是什么“常胜将军”，因为他根本不会打仗。作者还这样似乎很有“逻辑性”地雄辩地讽刺道：林彪不会打仗，所以就没打过仗，没打过仗当然就没有打过败仗，而没打过败仗自然就是“常胜将军”了。当年被拉来“陪斗”的还有孔夫子——当然，那时蔑称叫“孔老二”，也被“四人帮”把持的“两报一刊”和所谓的“革命群众”批得狗屎不如。
反过来，要夸一个人，那么什么好话都往他身上堆，用词唯恐不达极致。当代中国的“大师”泛滥就是一例。季羡林身前多次谢绝“大师”称号，可去世后，“国学大师季羡林辞世”还是成了各网站的头条新闻的标题。我大学本科的老师杜道生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和古文学家，在我看来他学问深厚得很，当时也有媒体称他为“国学大师”；但他对我说：“我只是是文字研究方面有些体会，远远谈不上是什么‘国学大师’。”2008年章含之去世时，媒体称她为“最后一位名媛”；2009年郑念（姚念媛）去世时，媒体也称她为“最后一位名媛”；2015年张充和去世，媒体依然称她为“最后一位名媛”；不知第四位“最后一位名媛”是谁。媒体有时夸某人还喜欢用“一个时代结束了”的表述。我有一个搞教育媒体的年轻朋友，勇于剖析与批判，也善于创新与建设，但不幸英年早逝，当然令人惋惜，但媒体在报道他的事迹时，竟然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实在是夸张得离谱，于严肃哀伤的追思中平添了几分滑稽的色彩，这其实是对逝者最大的不尊敬。
这是当代社会浮躁的表现之一。不仅仅是对逝者的吹捧没有边界，对生者的评价（或自我评价）同样喜欢用“最高级”。仅以教育界为例，“教育家”称呼的泛滥就不说了，还有“在国际国内具有广泛的教育影响力”“是目前基础教育界不可多得的青年专家”“最具潜力和创造力的青年教育家”“中国班主任工作专业化研究第一人”“中国教育与法律关系研究第一人”“中国班主任教父”“中国课改教父”“中国希望教育流派创始人”“中国语文教育人文化课堂创立者”“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中国的雷夫”“当代孔子”“当代陶行知”……这些评价当然不一定都是本人的认可，但如此没有底线更没有上限地吹捧一个还活着的教育者，他死了你有可用的词儿吗？
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个人，是对他最好的尊重，也是对他最高的评价。不称“汉语拼音之父”，丝毫不影响我对周有光先生的敬仰之情。且不论他一生中在多个领域做出过贡献，单凭他说过“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句话，我就有理由将先生放在我心中最的尊崇的位置，永远追念。
201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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