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阿尔茨海默症陷入了新药“造假门”。11月29日，在一封网传的举报信中，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举报三名同行论文造假，并提到今年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员发表的、宣称可治疗小鼠阿尔茨海默症的论文存在造假情况。如果造假属实，那么今年年初在医药界引起巨大轰动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新药，将陷入质疑风波。日前，饶毅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举报信有过草稿，但并未授意公开发表。
阿尔茨海默症，即俗语所说的老年痴呆症，医学界一直在试图扭转后一种不太友好的称呼，也在寻找治疗的途径。但治疗阿尔茨海默症，如今依然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它所带来的脑损伤是不可逆的，除了危害生命安全，患者最终还将失去大部分记忆，丧失智力，尊严跌入谷底。近年来阿尔茨海默症有年轻化的倾向，忽视睡眠健康是导致此趋势的原因之一。
在医疗领域之外，阿尔茨海默症渐渐也受到了书写者和电影艺术的关注。有一些疾病，因为其特殊的症状或背景，会成为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书写对象。早期由于医学知识匮乏，肺结核因为患者消瘦的身材与忧郁的眼神，被视作一种热情燃烧而导致的疾病。后来，书写中的“文艺病”伴随着医学的发展发生了转变，疾病与社会背景的复杂关联和人文思考，成为了书写的核心。
对阿尔茨海默症的书写，并不停留于浪漫化的阐释。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文艺作品，除了与患者消逝的自我有关，还与照料他们的人的孤寂处境有关。“我忘记了一切，唯独没有忘记爱你”——很多谈论阿尔茨海默症的电影电视剧，几乎都有类似的情节。爱情的可贵、亲情的温暖，在这里染上了悲凉的底色，人的自我该何去何从，孤独和绝望该如何应对？在老龄化趋势了然的当下，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撰文 | 萧深刻
“阿尔兹海默症就像是在公园散步。只是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我的公园总是在变。”
这句话出自英国著名的幻想小说家特里·普拉切特的《特里·普拉切特：选择死亡》，在59岁那年，他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他用这样的句子形容阿尔兹海默症，浪漫又悲伤。
特里·普拉切特，英国著名幻想小说家，代表作“碟形世界”系列奇幻小说，2015年3月12日因老年失智症逝世。
早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哲学家和医师就将智力退化和老年联系在一起，但直到20世纪初，这种失智症才在临床医学上被确定为一种疾病。1901年，德国精神病学家阿尔兹海默博士
（Alois Alzheimer）
跟踪一位51岁的女病人，他跟踪她病情的发展，并在1906年病人去世之后公开了这一研究。这是全世界第一个阿尔兹海默症病例。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神经系统逐渐衰退的疾病。65岁以前发病的人称为早老性痴呆，65岁以后发病的人称为老年性痴呆。典型症状是记忆障碍
（也就是记忆衰退、记性变差）
，同时还可能失语。
当个人的患病体验融入到一种文化想象和文化建构当中时，作为隐喻的疾病随之产生。“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中国现代作家如此频繁地书写疾病母题，不仅是在陈述一种个体生命的经验和痛苦，而且与他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图景相契合。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疾病’作为隐喻日益弥漫在中国知识精英的话语表达之中，并转化为一种文化实践行为”，疾病因此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学意义，而文学也被赋予了更现实的疗救功能。
《疾病的隐喻》，[美]苏珊·桑塔格 著，程巍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4月版
遗忘与回忆
现代人的自我危机
阿尔茨海默症的核心，是遗忘，而遗忘早已是文学作品中的常见命题。王小波《万寿寺》因为失忆而寻找自我，《寻找无双》则是遗忘与寻找。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身份危机，在此暴露无遗。
海德格尔早就指出，“现代性的顶点就是对存在的完全遗忘和人的彻底非人化，人本身不过是世界技术的原料。而世界技术的目的只在其自身虚无主义的无尽蔓延”。在《自为的人》中，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危机就在于“人丢失其自身”，片面追求自身以外的东西，想尽办法满足不断膨胀的世俗需要：权力、物质和金钱等等。对人自身以外东西的追求最终造成“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又将走向哪里”，人变得渺小而无助，失去了现代型所标榜的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性地位，沮丧和绝望感油然而生。一个人正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想改变社会却最终被“同化”和“改变”，最终丧失了对自身的认同感，丧失了对病态社会的认识和反抗能力，转变为集体无意识。
与此同时，回忆和遗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存在。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数次回忆起记忆中的玛格丽特小蛋糕。细致的回忆代表着对某一个年代理想化的认知和肯定性的情感。耽溺于回忆是对现实的失望，反映了大多数人在后现代社会彷徨失意的心态。迷恋已经病态到一定程度的失忆，是丢失自己。渴望打破环环相扣的逻辑，所以彻底切断和以往的联系。在转型剧烈的时代，人们经历了太过仓促的转变，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遗忘和回忆，还与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契合。福柯说，“疾病是生命里的派生物”。疾病隐喻已经是人们关注外物与审视自身的思维方式。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就利用疾病性隐喻来表达了某种社会文化症候，试图让观众去理解那个敏感年代的人性和人情。《归来》中的女主角冯婉瑜就有着心因性失忆症，一种桑塔格所说的起因神秘，治疗无效，容易成为隐喻对象的疾病。那段历史的伤痕至今还在隐隐作痛，制造新的隔阂与纷争，我们又该如何愈合历史的伤痕，获得思考未来的启发？
《归来》剧照
阿尔茨海默症的文学阐释
唯有记忆，能让平凡人留住自己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提到，“把国家失序类比于疾病，是为了以此敦促统治者更为理性的政策。”电影《归来》的文学原作是《陆犯焉识》，在原作中，女主角冯婉瑜其实患有的是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
正如小说中所说，“最终把记忆变成了童话，谁也不能说，满脑子童话的人是老年痴呆”。很难说简单的宽恕、选择性集体失忆就是抚平个人与时代之间的伤痕的方法，这反而有自我麻醉、自欺欺人之嫌。玛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指出，“忘却也许是制怒和不报复最有效的法子。但是，由于忘却只是一种忽略而非一种决定，遗忘却并不是宽恕”。
《记忆的伦理》， [以色列]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著，贺海仁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阿尔兹海默症属于被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称为“有失人格”的疾病，它给患者“带来一种新身份，使患者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中写道，“母亲已经丧失了期望的本能，当他站在她面前时无法准确地认出他来，甚至他走了，母亲也不会记得他曾来过。贝罗安去一趟等于白去。母亲不会盼着他去，他不来她也不会失望。这等同于捧着鲜花到墓地去——逝者已逝，拜访不过是形式。至少母亲会端起一杯茶放在嘴边慢慢地啜吸着，虽然她看到贝罗安却不能叫出他的名字来，也想不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母亲很乐意有人坐在那里，听她无意识地胡言乱语。任何人坐在那里听她说话，她都很高兴。贝罗安不喜欢去母亲那里，但如果他太久不去看她又会鄙视自己的不仁不义”。
“疾病上升为隐喻，也下沉到每一个细节。”《查无此人》的作者于是在和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单独相处的时光中，孕育了这本书，写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病理之外的社会意义，也提醒我们，也许，唯有记忆，才可以让平凡人在时光的淘洗中留住自己。
《查无此人》，于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6月版
文学阐释之外
面对自然的专断，我们该何去何从？
与肺结核之类被浪漫化的“文学病”相比，阿尔茨海默症的文学阐释，再“浪漫”的表述都带有悲伤的底色。毕竟这一人类还未探知机理的疾病，让病人因为“遗忘”和“失智”，丧失了身而为人最后的体面。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占世界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随着病情的加剧，患者的认知能力会越来越差，智力慢慢退却，记忆逐渐丧失。对于家人而言，意味着这是一次“漫长的告别”，是一个逐渐走向黑暗的过程。
美国著名医师舍温·纽兰教授写有《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一书，他在考察老年痴呆者那一章的结尾，用沉痛的语言写道：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后，没有什么安慰病人的办法。良好的护理，志愿小组以及亲友的关心，可以减轻病人一些痛苦，但是这个被人所爱的病人最终还得走过非常痛苦的阴暗山谷，所有的东西已经永远失去了原来的面貌。这样的死亡无庄严可言。这是自然的专断行为，是自然对人类有意冒犯造成的牺牲品。
这些表述指向了病症文学阐释背后更深重的现实。从1906年首次报告阿尔兹海默症病例，到2015年全球约有4700万老年痴呆患者，每年新增990万病例，平均每3秒就有1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病，预计2030年将达到7470万人，到2050年将达到1.31亿人。而患者背后的家庭，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老年痴呆患者由于病情导致认知功能异常，照顾者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就变得十分困难，同时照顾者得不到患者的情感回应和支持，内心往往承受着比患者更巨大的痛苦”。据老年精神科专家称，美国曾经对痴呆病人家庭照顾者的调查显示，76%的照顾者出现焦虑，42%出现抑郁症状。这也就意味着，每个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的家庭，都在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相对于照护其他疾病的照护者，照护老年痴呆病患者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无论是情绪上、财物上，或是体能上，几乎是其他疾病照护者的两倍多。
文学中的阿尔茨海默症，通过作家的书写，让我们看到病人和家属所承受的巨大悲痛，看到疾病与自我实现、亲情爱情的连结，记忆投射的“爱”，给予家属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终将把个体推向无边的孤独。阿尔茨海默症的书写，提醒我们思考两方面指向临终尊严的问题——每个人都会老去，怎样让老人即便失智也能有尊严地生活；面对一场注定以“失败”告终的战斗，面对亲人终将失去理智、失去自我的结局，被现实击中的我们，该如何与孤独共存？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思考本身已经赋予了它意义。
作者丨萧深刻
编辑丨榕小松 杨司奇
校对丨薛京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