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天下乱的时代，总是从“君暗臣谄”开始的，必定是先变乱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祸乱灾害滋生。
屈原之所以悲愤投江而不悔。也是因为对当时的“君暗臣谄”是非混淆，感到万分痛心，所以他说“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血齑怒”，意思是楚王完全不体察我对楚国的一片衷情，反而相信奸臣小人的谗言对我产生怨怒；汉灵帝也是一个愚昧昏庸的黄帝，被宦官的包围圈所隔离，成了政治上的聋子，瞎子。
君王一旦圣聪蔽塞，国家也差不多快完了；唐朝的奸相李林甫也是这样。为了蔽塞皇上视听，要朝中诸官都去当皇帝身边的立仗马，只准为主子壮门面，摆威风。不许乱说，谁乱说话，立即被贬黜，这样一来，向皇帝进言、规劝的路子被堵死了，所以后来就爆发了“实实之乱”，唐朝开始走下坡路；宋朝的灭亡也是因为现走的是非先乱。而后小人得志，忠贞正直之士遭排斥。这就是“乌鸦雌雄谁能辨”，忠奸不分，贤愚颠倒，怎么能不亡？古人说“亲谗而远忠亡”，的确是不移之论。
所以，为人君者，当领导的，做事要以“明”为第一要义。身居高位的人，真正做到“明”是很不客易的。因为其左右总有各种各样时人臣、随从或亲信，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言论，有忠言，有谗言，有阿谀奉迎，也有诤谏直言。要做到“兼听则明”，避免“偏听则暗”，在群毁群誉的问题上，要非常谨慎，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思考，而不轻易随声附和。
所谓“明”，过去的贤人都以知人、晓事这两条作为判别君子、小人的标准。闻人得当与否，取决于知人的明暗，办事能力的强弱，也取决于晓事的透与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又怎么能安当地处理事情？晓事，则无论是自己的亲信，还是异已分子，都可以平心静气地逐步开导他们，使之能够和衷共济。晓事，就应当知道休么人该用不该用，什么话该讲不该讲。如果不晓事，扶私报复固然是错误的，甚至秉公执法也是错误的小人固然是错误的，而君子也是错误的。八面玲珑的伪善者固然是错误的，而无所顾忌的直介者也是错误的。
西汉刘向《说苑·臣术》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高缭在晏子手下做了三年官以后。被晏子斥退了，其原因就是高缭在他手下办事三年，未曾指出过晏子的过错。像高缭这样的人该不该用？殊不知从不指出上司的过错就是最大的过错，晏子斥退高缭可谓知人、晓事。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的确可以称之为“明”。过去的贤人在知人晓事上，内不避亲，外不避仇，其正大光明，足以垂范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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