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文明探源取得了长足进展，学术界对很多问题有了一定的共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文明起源是一个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且有阶段性。距今五千多年前，西阴文化的崛起和大规模扩张造成了广大地区的文化融合与文化整合，中国东部很多地区迈出了文明起源过程的决定性一步。距今七八千年前，裴李岗文化的崛起也曾影响广大地区，形成了中国东部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接触和文化碰撞。
兴隆洼文化的兴起
距今10000年前后，中国东部的不同地区出现了新石器化的迹象。在华南，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古栽培稻线索。在华北，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发现了粟作农业的证据。因此，形成了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的基本格局。文化面貌也出现一系列相应变化，出现了陶器、磨制石器和定居等。距今9000年前后，豫中地区分布有贾湖文化。目前发现的贾湖文化遗址，除了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以外，还有长葛市石固遗址、新安县荒坡遗址、渑池县班村遗址、邓州市八里岗遗址等。其主要器类组合为双耳罐、双耳溜肩壶、角把罐、方口盆、直口平底钵等。
距今8000年前，有一类之字纹的筒形罐遗存进入华北地区。这一时期，西辽河流域出现了兴隆洼文化，以之字纹筒形罐为特色。兴隆洼文化的之字纹筒形罐以竖刻横排之字纹为主，而河北省中南部诸遗址发现的之字纹筒形罐均饰横刻竖排的之字纹，说明其可能并非源自兴隆洼文化。在北方地区，应该另有一种以横刻竖排的之字纹筒形罐为特色的文化存在，这一支文化可能才是年代较晚的同样以横刻竖排之字纹筒形罐为特色的富河文化的源头。这类之字纹筒形罐的南进，或许与兴隆洼文化兴起后受其挤压有关。以横刻竖排之字纹筒形罐为代表的文化南下进入河北省境内，并与分布在冀南一带的磁山文化携手进入豫中地区，推动了贾湖文化转化为裴李岗文化。
到目前为止，被判定为裴李岗文化的遗址有160多处，分布范围大致覆盖了河南省全境。经过考古发掘的裴李岗文化遗址约20处，代表性遗址有贾湖、裴李岗、唐户、石固、莪沟北岗、水泉、沙窝李和瓦窑嘴等，基本上集中在豫中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居址与墓地的文化面貌有较大不同，居址的陶器有盆、罐、钵、碗、钵形鼎、罐形鼎和盆形鼎等；墓葬中的陶器以双耳壶占绝大多数，另有少量钵、罐、钵形鼎和盆形鼎等。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器表以素面为特色，有少量篦点纹、篦划纹、网绳纹、乳钉纹、花边纹等。裴李岗文化几乎继承了贾湖文化全部的器类组合，具体器形则有一定的改造，贾湖文化无疑是裴李岗文化的直系源头。裴李岗文化的三足钵不见于贾湖文化，应该来源于磁山文化，篦点纹、篦划纹与北方的之字纹筒形罐文化系统有关。
裴李岗文化的扩张
裴李岗文化早期也呈现出明显的南进态势。彭头山文化是分布于南岭一带的甑皮岩文化逐步向北到达洞庭湖地区之后形成的，这样的长距离文化迁徙可能与新石器化有关。这些最早的农夫从南岭一带的山区来到洞庭湖西边适宜农耕的澧阳平原，并在这里定居下来。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类双耳壶等出现在彭头山文化中，这是裴李岗文化南进的确切证据。距今7600年前后，皂市下层文化进入洞庭湖地区，将原本分布在这一带的彭头山文化挤压到鄂西三峡一带，形成了城背溪文化。距今7000年前后，汤家岗文化进入洞庭湖地区，迫使皂市下层文化退出这一地区，并促成鄂西三峡的城背溪文化转化为柳林溪文化。
裴李岗文化形成后，对豫北冀南地区的磁山文化构成了持续影响，分布在这一带的磁山文化遗存中出现了裴李岗文化典型的小口双耳壶。到了裴李岗文化晚期，磁山文化基本上退出了豫北冀南地区。
黄河下游地区分布着后李文化，器类以侈口深腹无鋬圜底釜为特色。这一时期，淮河下游分布着顺山集文化。顺山集文化中多见与后李文化类似的圜底罐，也能见到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类双耳壶等，但都是两种文化同类器物的较晚形态。因此，可以认为顺山集文化是后李文化与裴李岗文化争夺这一地区并融合形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距今7000年前后，顺山集文化蜕变为双墩文化。长江下游地区以圜底釜为特色的马家浜文化，也应该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裴李岗文化早期主要进行南北方向的交流，到了晚期，东西向的文化交流成为基调。裴李岗文化中晚期，向西拓展，进入关中地区，与老官台文化接触。老官台文化早期主要存在于陕南地区，中期进入关中地区，以白家庄为代表的遗存中出现了大量的三足钵等与裴李岗文化有关的器类，晚期则向西到达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典型的裴李岗文化因素，例如假圈足碗和壶等，进入关中地区，成为老官台文化转化为半坡文化的动因。同时，裴李岗文化也向东发展，使得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转化。随后，老官台文化向东推进，淮河中游地区的双墩文化崛起，对中原地区造成挤压，裴李岗文化走向衰落。（蔡金英：《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从文化谱系揭示的文化变迁过程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东部地区已经有多种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从山区向平原过渡的浅山低地地带。不同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族群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甚至有生存空间的争夺，也出现了不同文化接触、碰撞之后的文化重组。辽河流域的文化变迁是这一系列文化变迁的先声和动因，但地处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无疑是最为活跃的一支文化。它四面出击，成为这一时期文化接触、沟通、碰撞和融合的枢纽，造成了中国东部地区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整合，奠定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基础。
生业、技术与社会分工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的兴隆沟遗址位于西辽河上游，属于兴隆洼文化，出土了大量炭化农作物遗存，应属于栽培作物进化过程中的初期品种。在磁山文化、后李文化和老官台文化中，都发现了粟或黍的遗存。裴李岗文化的典型特征，包括磨盘、磨棒这类粮食加工工具在内，几乎每个遗址都有发现。另外，还发现有骨耜、石镰等耕种和收割工具。根据贾湖遗址的动植物遗存情况，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是采集和渔猎，稻谷种植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赵志军、张居中：《贾湖遗址2001年度浮选结果分析报告》，《考古》2009年第8期）在彭头山文化中发现的较多水稻遗存，尚残留有野稻基因，表现出非籼、非粳、非野生稻的过渡性特征，具有正在驯化过程中的特点。
制陶成为一种普遍的手艺，骨锥和骨针等缝纫手工工具也很常见。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中，玉器成为一种重要的装饰品。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查海玉器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苏秉琦：《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载苏秉琦著《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伴随之字纹类平底筒形罐文化南下，玉器工艺也进入中原地区。
这一时期的聚落普遍采用建造房屋定居的方式。不同地区的房屋，其形制有所不同，有地面式、半地穴式、干栏式等，平面大多为不太规则的圆形或者圆角方形，普遍为单间房形式。随着农业的出现，天文学逐渐萌芽。随着房屋建筑和村落的出现，文字、数学、几何、测量、规划和工程也开始起步。贾湖遗址出土了多个刻划符号；与龟甲伴出的石子，大多8个一组。这不仅说明其产生了数的概念，可能也表达了一定的抽象哲学思想。
兴隆洼文化中有少量居室葬，一些人死后埋在房子内。他们的随葬品比较丰富，往往随葬玉玦、玉匕之类的玉器，说明这些死者的身份不同寻常。贾湖遗址有些墓葬出土有骨笛、龟甲和石子等，应该是施行巫术的道具，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巫。早期的巫可能兼有医术、宗教等多种职责，是村落中最有威望的人。
聚落反映的社会性质
由多个房子组成村落，是这一时期聚落的基本形态。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的兴隆洼文化聚落，分为两个并立的环壕，每个环壕内有成排的房子，中心区域往往有较大的房子，它们各有自己单独的墓地。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遗址的兴隆洼文化聚落也呈现清晰的两分结构，外围有环壕，聚落中部是墓地，面积约500平方米，清理出10座墓葬、2个祭祀坑、1处龙形堆石遗迹。揭露面积较大的裴李岗文化聚落，往往也呈现出这样两分的结构。裴李岗墓地的墓葬分为明显的两个墓区，两个墓区中间有较大空地。河南省郏县的水泉墓地不仅分为两个墓区，而且两个墓区中间的空地中还有一个较大的烧土坑及一系列较小的灰坑，或为祭祀坑。河南省新郑市唐户遗址的居住区，也呈现明显的两分结构。
与民族志材料类比可知，这类聚落形态反映的就是南美的偶族、北美的胞族或者澳大利亚土著的婚级组织，与中国古代文献类比，就是姓族。姓族是比氏族更古老的亲族组织，村落中两部分人长期互相通婚，形成稳定的两分结构或者两合组织。这样的社会尚未形成具有裂片属性的氏族、世系群或宗族，不宜称为部落。那种将人类社会划分为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的进化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未必符合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情况。即便一定要把这样的社会命名为部落社会，至少要明白，这个时代的亲族组织是姓族而非氏族，私有观念尚未形成，社会权力只是在酝酿中。
综上所述，距今七八千年间，中国东部地区发生了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迁徙、文化接触、文化碰撞，奠定了基本的文化格局。这一时期新石器化已经相当深入，在农业、手工业、建筑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文字、科学、艺术、宗教等意识方面也已经起步，甚至出现了一定的社会分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成就。但是，亲族组织仍处在姓族阶段，没有出现氏族这类具有裂片性质的、反映私有观念的亲族组织。这样的社会并不适合称为部落，将其称为“村落”，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余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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