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一个与医学息息相关的词汇，但严格来说，它却又并不属于医学范畴。它不是某一个确切的疾病种类的代称或某几个疾病种类的统称，而是泛指由一些强烈致病性的微生物，如细菌、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被称作瘟疫的传染病的致病微生物本身并不具备统一的生物特征，所以瘟疫并不是从这个层面被定义的。只有当某种传染病在历史上或在当下，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连续性的死亡病例，并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的时候，这种传染病才会被称之为瘟疫。
所以，瘟疫虽然以现代医学传染病的概念为基础，但它更多地是一个历史层面的文化概念。通俗地讲，就是在人类与不同种类或不断变异的致病性微生物的博弈历史中，人类的每一次落败，都伴随着一种新的瘟疫的被定义，从古代史中被称作“黑死病”的肺鼠疫到导致拿破仑东征失败的斑疹伤寒，包括21世纪初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等，它们都因为造成了区域性的，甚至全球性的群体性死亡病例，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成为了历史中的新瘟疫。
在历史中，瘟疫在人类群体、人类社会中大规模传播并引发疫灾的历史并不是随着人类的诞生便开始的。自旧石器时代约至殷商之间的数万年中，人类虽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但不至于遭受流行病大规模传播，以至于瘟疫暴发的威胁。
《淮南子·修务训》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韩非子·五蠹》亦云：“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在引火技术和保存火种的能力成熟之前，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使原始先民饱受消化系统的肠胃类疾病或蛔虫病的困扰。这样的情况直到距今8000年至5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晚期，随着农耕生产逐渐替代渔猎生产才得以改变。不过，自这一时期至夏朝，由于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东亚地区的人口总量还很少。从今天的考古发现可知，是时，仅黄河流域内的文化遗址就分属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多种多样的文化类型表明当时的各个部落之间仅存在相当有限的文化交流，而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大跨度的人口迁徙。部落与部落之间相对孤立，相互隔绝。人口的分散分布加之极低的人口密度，使得传染病、流行病的传播缺乏基本的媒介。
约距今3000余年前，取代夏朝的商朝开始通过频繁的对外战争建立起以商为中心的黄河流域的新秩序。已知最早的瘟疫记载和瘟疫概念的形成便始于殷商。
晚商时，甲骨文刻辞中有很多指代人体部位的字，如首、耳、鼻、口、舌、齿、肱、臀、趾等，以及唯一的脏器器官心。与此相对应的，刻辞中也出现了一些以人体部位为基础的疾病或症状的命名，如用“疾”字与人体部位组词，有疾首、疾耳、疾口、疾舌和疾目等。甲骨文“疾”字是最早出现的指代疾病概念的汉字，而当“疾”字与其他人体部位、人体器官之外的字组词时，新的词通称都与传染病、流行病的概念有关。如传染病、流行病的传播被称作“降疾”，这表明殷商时，华夏民族就已经具备了疾病的分类常识，可以将人体的疾病划分为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并且能够意识到引发传染病、流行病的致病因素来自于人体之外。再如，传染病、流行病在人群中的大量传播被称作“雨疾”，比喻病如雨下；传染病、流行病高发的年份被称作“疾年”，这类似于后世常说的荒年、流年、饥生、丰年等。
受到甲骨文刻辞的影响，后来的先秦文献中，也出现了一些由“疾”字和非人体部位、人体器官的字所组成的词，这些词也多用来表示传染病、流行病。比如《周礼·天官》云：“春时有痟首疾。”又云：“秋时有瘧寒疾。”《灵枢·论疾诊尺》有云：“夏天伤于暑，秋生痎疟。”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则疑“痟首疾”为春季时的流行性感冒，指疟由蚊所传授。又如《周礼·天官》所云“秋时有瘧寒疾”及《孟子·公孙丑下》所云“有寒疾，不可以风”，余氏又引张子鹤《中国医药科学讨论》谓寒疾也是流行性感冒。显然，这些先秦文献及甲骨文刻辞中的由表示人体部位或人体器官之外的字与“疾”字组成的词虽然表示传染病、流行病，但这些传染病、流行病的传染性即便很强，致死率却很低，不足以对患者的生命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威胁和破坏。所以，这些词表示的传染病、流行病并不属于瘟疫，或者还没有发展到瘟疫的程度。
另外，古代文献，特别是中医典籍中，经常会用“时气”“温病”和“热病”等词表示传染病、流行病，由于文献记载相对简单，今人很难根据有限的记载确定这些传染病、流行病的具体类型及其所对应的现代医学的疾病名称。这些传染病、流行病在特定的环境中，有可能具备转化成或引发瘟疫的可能，但仅就这些词语本身，还无法认定它们属于瘟疫。
除此之外，古代文献中还有一些词与某些现代传染病、流行病的译名一致，但与现代疾病有本质上的差异。这是现代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引发的歧义。比如古代文献，特别是中医典籍中经常会出现的“伤寒”即一例。今天现代医学所说的“伤寒”是由伤寒杆菌造成的伤寒病，伤寒病在古代和近代欧洲的流行和暴发，曾经引发过多次严重的疫灾，属于历史中典型的瘟疫范畴。但在以中医理论为依据的古代文献中，“伤寒”并不是伤寒病。《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也就是说，中医所说的伤寒，其典型症状就是发热。凡是发热性的疾病或具备发热特征的疾病可能都会被称作伤寒。
还有“霍乱”。今日现代医学所说的“霍乱”特指因摄入受到霍乱弧菌污染的食物或水引起的急性腹泻性传染病。但在古代中医著作和历史文献中，“霍乱”显然与霍乱弧菌无关。早在《皇帝内经》中，霍乱便屡次出现。如张仲景《伤寒论》云：“呕吐而利，此名霍乱。”可见，中医和古代文献所说的“霍乱”指的是挥霍撩乱、呕吐腹泻，并伴有明显的腹痛和发热的症状，并没有清晰如疾病类别的分界。
而至于某一次的“霍乱”是否属于瘟疫，还必须根据相关史料中描述的这次传染病的流行特征，根据是否能够证实其具有强传染性和高死亡率的特征来判断。
商周是中国瘟疫流行的萌芽期，这一时期，随着内外交流的增多，城市规模的扩大，瘟疫开始在人口密度较大或人员流动性较多的军队、城市中传播。不过，可能由于瘟疫规模较小，加之文献记载简略，或是具体时间难于判断，或是在疾病特征方面记载得含糊不清，几乎没有能够明确判断时间或界定瘟疫性质的瘟疫传播或疫灾爆发事件。
在春秋战国时，中国瘟疫、疫灾的流行和爆发的规模较小，频率较低，瘟疫、疫灾延续的时间也比较短暂，对人口和社会的破坏力远不如同时期频发的战争更加直接。这一时期，史料记载的疫灾年份仅有8个，疫灾频度仅为1.64%。即便考虑到文献资料的佚失等原因造成的记载不全的因素，在中国古代瘟疫史中，春秋战国时瘟疫流行、疫灾爆发的频度依旧相当低。可是，这仍然无法改变瘟疫流行导致人口罹难和社会破坏的历史规律。随着瘟疫流行在这一时期内的常态化，一些缘起于瘟疫、疫灾的民间文化现象或生活习惯开始在中国兴起，并且作为一种特有人瘟疫文化保存下来。这其中最为典型且基本可以确定发源时代的，便是民间习俗—用艾。
《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其地高陵居，风寒病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灸焫即艾灸。华夏民族发现并利用艾草药用价值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以艾熏、艾灸治病，以及在春夏之交挂艾、熏艾的习俗，大约始于春秋战国。现代研究和实验表明，艾草中的艾蒿黄酮具有抗菌、抗氧化和免疫抑制等作用。
艾草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尤其明显，为高度敏感。《诗经》《楚辞》中，时人采艾、用艾的记载非常普遍，而时至今日，逢端午挂艾的民间习俗正是古代辟邪祛疫的瘟疫文化的遗存。
作者：刘滴川
编辑：卫中
*文章节选自《大瘟疫 : 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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