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进祥
高考的1979年，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决定命运的三天哪…… 197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后，各省匆忙自行出题，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此后，从1978年开始转入正规的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确定每年7月7、8、9高考日，持续了二十多年。
这个时间，家乡处在夏收前短暂的农闲期。我高考的1979年，是文革后回复高考的第三年。记得利用这个时间，大人们去远山拉柴禾去了……父母一辈子做庄稼不识字，不知啥叫大学啥叫高考，所以，虽然处于临近高考决定一生命运的日子，但不像如今、尤其是城里人那样全家都处于临战状态。一切都似乎很平常，家里没有什么不一样。家里人只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考试，考过后我就算把书念完了，该回家来了。
考点就设在我就读的县城一中，离家大约十华里。但我并没有把这三天考试的日子当成特别，没奢望能住下来有个特别的条件去考试，甚至给父母都没有说。可是，突然间意想不到的好事降临了：我得感谢好同学SZ。他主动邀请我去他爸当所长的县政府招待所，和他一起吃住考，并借给我当时特别稀罕的手表用于考试时把握时间。他说，你家太远了，不住下来，都跑在路上了，如何考试？
一
我原来就读的甘肃省和政县三合学校，即现在的三合小学，当时设了“戴帽”的初中、高中，意即只有小学的校舍师资条件，临时增加了初、高中班，类似五层的楼房上临时加盖了两层。乡里人把它形象的比喻为“戴帽”中学。我从尕新庄大队小学5年级毕业后升入该校，在那里读完了初中的2年和高中的3个学期。按照毛主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那时有相当一部分课程安排的是劳动课。所以，那时，文化课并不是对学生的唯一要求，不像现在的孩子这样八股式的考试和课本学习成了唯一，有山一样的作业压力、泯灭了幻想的没有意思的童年。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信，我们的拼音是上高中时才学的。高一年级时，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从山里小学调来的韩国荣老师给我们当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听说韩老师曾当过国民党马步芳军队里的师爷。他的国学水平非常好，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小楷、板书非常漂亮。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庄公社的黑沟，一个叫中良的偏远山村里当了9年的小学老师。在那里，韩老师和山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乡亲们中间威望很高。韩老师离开山里多年后还有乡亲们背着砍好晒干的柴禾步行几十里往他家里送。他戴一副白色框架的近视眼镜。因为当时农村戴眼镜的人很少，一般都是有身份的知识分子或戴石头镜的有钱人。所以，农民对于戴眼镜者一般都是敬而远之。为了和农民拉近距离，放下架子，他和人说话时习惯性摘下眼镜，显得很平易近人；他说的虽然不是普通话，却是一字一顿，应该是当地官话，易理解，很好听；韩老师走路腰板直挺，昂着花白的背头，一副军人派头。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发现我们到了高一年级还不会拼音，他感到诧异，正要批评，我们却理直气壮的回答，小学里老师没有教过，意思是这不是我们的错。韩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将来高考和走入社会时可不管给你教过没有呀！于是，代高一课的韩老师给我们从a、w、o开始，教起了拼音。如今我用拼音操作电脑、手机，打字飞快就靠了那时韩老师打的基础。显然，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这班同学高考是没有指望的。为了能在高考时不被剃光头，学校从我们上年级高二班选送了三名同学，联系到州上的中学“加工”，“吃小灶”，结果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家觉得考大学与我们太遥远啦。
从1978年开始，延长学制，改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各年级增加了一个学期，所以我们这一届高中读了两年半。从这年的秋季到来年7月的高考，是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年。面对这种“戴帽中学”图大求全质量上不去的现状，县教育局进行整顿。于是，我们在懵懂中被撤销三合的“戴帽”高中，全班十几个高一同学被并入和政县一中；其中我们学习好些的四个同学被介绍到了县城一中的高二（5）重点班。
现在看来，这是突然降临于我们的良机，不然，如果还在“戴帽”中学，没有得到县城一中正规而系统的、几乎是从小学课程开始的补习速读，考大学与我是天方夜谭——尽管当时两百多分就可上大学。
但是，当时的三合“戴帽”中学却给人留下了永志不忘的美好的童年。我们被组织上去学校附近的广通河畔“治河造田”；我们还到生产队里帮社员挖洋芋、掰苞谷。吃晌午时，我们被安排到农民家里，那时农民家里没啥好吃的，就在大铁锅了焪一锅的洋芋让我们吃。
更值得一提的是韩老师、赵老师给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的大门：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赵翠峰老师让我经常代表全班同学在学校大会上发言；让我用毛笔抄写班里评《水浒》、批宋江之类的大字报、办黑板报；我写的一篇河滩里劳动的作文赵老师还在班上当范文念使我激动得脸红心跳；高一时，韩老师发现我们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则要求我们用小楷写作文。 他刚来的第一周就给我们布置作文；还把我写的一篇章回体故事作文当作范文拿到别的班级展览并在班上给同学们朗读点评——这种鼓励方法以从未有过的力量激励着那时的我愈加上进努力；更平衡、鼓舞和滋长着我这个从偏远山村小学转来的一个弱势胆怯的少数民族孩子的自信心。我明白了：通过学习可以获得山里娃应有的尊严，改变卑微的出身。后来考上大学后的第一学期放假，我用寒假里生活费兑换的现金买了礼品，除了小学的启蒙老师王心忠外，我能够去看望的就是对我人生起过关键作用个这两位三合“带帽”中学的韩老师和赵老师，感恩他们对我的培养教育。我常常想念他们，自那以后的日子里一有机会我都去看望。
从山里到川里；从简单的会写毛主席万岁，到正规的a、w、o作业——虽然我们那时物质上是匮乏的、贫困的，甚至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课桌和板凳是两块白杨木板板，搭在垒砌的土坯上，无法固定，动不动板板掉下来，要么土坯碎了，还怕老师发现批评，赶紧自己和泥巴糊住垒砌上。最要命的是三个同学一张桌子，因为太拥挤互不相让恶语相加，便在桌上划线为界，但凡谁的胳膊肘不小心跨界，旁边同学猛一胳膊肘子捣过去，使对方猝不及防……
但是，那时的我们没有学习上的压力，尽情的玩耍，享受着童年的快乐。我们用木头自制手枪状的水枪，在校园里追逐嬉戏；我们砍下榆树枝杈自制了弹弓在山里追逐打麻雀；我们刀削了“小毛猴”：从山里拉来的一个叫“乌龙头”的木头截面的芯子里，镶进架子车上淘汰下的滚珠，然后削成锥状后锯下，在地上鞭打着飞转；我们还把旧木车轱辘上的退下来的铁箍当滚环；我们找来报废的自行车链子，用铁丝制作火枪，装上火柴头的磷，撞针引爆；我们还找来形似自行车把的树根，栓了一个木棍，吊在两腿间当作自行车疯跑……哦，遍地的野花，可采摘的野果，汩汩流淌着的泉水，广阔的田野是那么美和那么使人留恋。我们发挥了童年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憧憬着貌似美好的未来。
有个叫马林的小学同学很调皮，拳头硬，别人打不过，是个娃娃王，同学们有几分怕他。但他搜集了很多的娃娃书（即连环画，或称小人）和小说，大概多是被抄图书馆混乱时捡来的，什么《地道战》、《黄继光》、《青春之歌》之类，许多书被撕扯得残缺不全。但他不太爱学习，很少读过。下课了我们都围着他去借，他给我们吹他的什么书多好多好，来吊我们的胃口，但光许诺就是不给借，搞得我们心里痒痒的。秋日里，下着毛毛细雨，田野里到处湿漉漉的，房前屋后的园子里挂着成熟的玉米、大豆、和向日葵。放了学的我们不愿回家，要么寻思着怎么去偷人家的果子葵花，或是地里的胡萝卜，要么我们追着马林跟前跟后求情下话。有一次我拿一天的晌午馍和他换书看，饿了一天的肚子，回家还不敢给家里人说。
放学回家的山路上，在一个叫做七架沟的河堤柳树下，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眼泉水。泉眼不大，但如筷子粗的泉水在上翻冒泡，我们急忙过去，捡石头培泥土把泉水围了起来。等不长的时间，一泓清澈的泉水出现在眼前了，使我们放学回家的途中有了水喝。下午放学了，艳阳高照，嗓子冒烟，七架沟沟沿上柳树下的那泓泉水就是我们的驿站，走了几里山路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抢先到达那里，脚、手点地，身体爬展，一头伸进泉里，如牛般酣畅痛快的吸水……
真的，我们的童年是那样的无忧无虑，充满着快乐。我们一天天在长大，一天天在快乐的憧憬着美好的人生。从山里小学刚到川里的三合学校上初中的时候，发现川里的校园里是那么宽敞新鲜、满脑子都是小说里的天真烂漫的幻想，孩子们都像朵朵花儿向着太阳，一切是那么美好。川里同学们、尤其是吃商品粮的同学穿戴四季分明，花枝招展，有的还骑着时髦的全包链子的轻便黑色飞鸽自行车，车架用废旧的电影胶片缠绕包裹着，锃亮发光。比起农村人用的破旧而笨重的加重自行车，这种高级的轻便自行车车显然是城里人才能用得起的，显得很耀眼。放学后，当我们山村来的穿着四季不分的青色棉袄、饿着肚子满脸菜色，三三两两地在马路边树荫下步行回家的时候，骑自行车的同学从身边“嗖”一下超过去，如一股风从身边刮过；如鸟儿一样轻盈的飘向远方，那链条发出的声如美妙的音符，在耳边“嘎咂嘎咂”地作响。那种高雅，那种贵族般的气质与神气令人艳羡与神往。在那里开始自然而生的一种异样的兴奋羞涩和青春的萌动，开启和照亮了人生的旅程。尽管将来难于预知，未来难于琢磨；但显然，在青春年少的我们面前，新的生活开始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一面。哦，生活多么绚丽，人生多么美好啊!
二
“离城一丈，都是乡棒”。从农村初来县城读书，我们整个一个乡里人进城。到了县一中重点班不久，面对高考决战，县一中又对高二年级的五个班200多名学生进行了统一考试筛选，我被荣幸地留在了那个著名的高二（5）重点班里。
除了学习上的差距外，我们是融入不了班里的主流环境的。因为进入这个所谓重点班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和所谓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的孩子。当时农村户口和商品粮的居民的生活条件简直是两重天。比起我们，他们穿的新，吃的好。他们从骨子里是瞧不起我们乡里娃的，而况我还是个少数民族，是弱势中的弱势。因为和政县虽然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多半，但他们大多分散在山里，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弱势，适龄儿童读书者甚少，我们班45个人，只有4个少数民族。下了课，他们城里人一堆，我们乡里人几个；阵营泾渭分明，如同洮河于黄河的入口。有些高傲优越感强的城里同学甚至不愿和我们乡里人说一句话。前不久还和一个当了局长，跻身于主流社会的家在农村的同学谈起过这些往事。他愤愤不平的说，在那个高二五班里，我一位同桌某某，是城里人，一年了都没有正眼看过他。
这种山里和川里；城里和乡里；强势和弱势的反差于少年留在记忆里的人间冷暖和底层感受，在我以后的漫漫人生中刻骨铭心。从那时起，我深深地体会到底层的农民生活得多么的弱势和艰难，多么的不体面；而且更多的是对于初识社会的孩子于幼小心灵上的造成的伤害是多么严重。
中午，等县城的同学们都回家吃饭去了，我们几个乡里娃才能围坐在教室里取暖的火盆旁——这个火盆，其实不是炉子，是个铁盆里扣上一个铁皮箍的圆圈，铁皮筒的里面架煤生火，腰部开了几个五角星状的眼用来通风——就在这个火盆里，我们从书包里取出结了冰的杂面馍馍和洋芋去烤。当馍馍和洋芋的外皮烤焦了的时候，里面的冻冰尚未融化，一口咬下，冰冻的杂面馍馍显出一片白色的牙印；城里人好奇的看着我们的晌午，后来才知道，有两个女同学还偷偷尝过我装在书包里的杂面馍馍。喝着排队从食堂周师傅那儿打来的、写有“大海航行”字样的陶瓷缸的开水，甚至有的还没有缸子，便你一口我一口的喝。当然，那时学校里也有简易的食堂，每顿饭都是白菜洋芋和馒头，因此必须交白面，还要加工手续费，而我们家里白面是稀罕物，大量吃的是杂粮，所以食堂与我无缘。实际上也没几个人上灶。
吃完了简单的晌午，我们几个平常被压抑着、在城里人面前默默无闻又深怀自尊的乡里娃开始粉墨登场，在教室里扮演主角了。空旷的教室里，我们登上讲台，用老师用过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比赛板书；用乡音很浓的普通话大声朗诵毛主席的诗；我们忿忿不平的抱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我觉得种粮食的庄稼人粮食打下来把做好的粮食当做“公购粮”第一时间交给粮库供应给城里人吃，自己连杂粮洋芋都吃不饱，而城里人不种庄稼却以便宜的价格买到供应的商品粮，吃的是白面，存在着那么大的生活差距。我甚至偏激的提出你们城里人剥削我们乡里人，而不知道这就是后来经济学家说的什么城乡结构二元剪刀差，是国家政策上对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不公平的等级划分；我们放肆的坐在课桌上“三谝两侃”。
所以，我没有奢望真能考上大学；老师与同学也没有在意我这个刚刚从乡下转来、一年四季穿着青色棉袄的老实巴交的同学，有的老师甚至还叫不上我的名字。所以，那天考试时，我大概是最放松的考生。因为此前，1978年，我们整个和政县考上了大学的也只有屈指可数的、被老师课堂课下当作榜样反复灌进脑子里的，就那四个人：J、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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