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毕业季，就业潮如期而至。全国834万高校应届毕业生，竞争着不同的工作岗位。
古往今来，大多数人以为文凭就是择业的硬核，然而，著名学者陈寅恪告诉你：决定你人生高度的并不是文凭。
94年前，陈寅恪游学多年后回国，他也面临着就业的难题。那是1925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清华学校进行大学改制，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导师制，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
时任国学院主任的吴宓，聘请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担任清华国学院的导师。
有“学博识精”的王国维，著述无数的梁启超，哈佛博士赵元任，他们当之无愧，而陈寅恪同学当时刚刚回国，他既没有学位也没名气，在国内还没有著述，他却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大学“四大导师”。
为什么他能在学术界，在最高学府书写自己的人生传奇呢？
求知：留洋求学十六载，却无一纸文凭
19世纪末，陈寅恪出身在名门之家，父亲陈三立是诗文名家，祖父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政治家，曾官拜湖南巡抚。他从小就接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精通经史文学。
1902年，陈寅恪12岁随同大哥陈衡恪游学日本。3年后因脚病回国治疗，后来他考入上海复旦公学读到中学毕业。
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中）
从1910年起，他又开始留学欧美。哪里有好大学，他就去哪里求学；哪里有丰富的藏书，他就去哪里研究学问。
他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读遍了世界一流的名校。
他学习了物理、数学、历史等多种学科，学会了梵文、印地文、希伯来文等十几种语言。学遍了各学科的知识，纵横古今、贯通中西，却没有拿到任何文凭。
但陈寅恪认为，留洋只是为学问而来，并不是为了学位，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他说：“考个博士并不难，但是如果两三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他不想用几年时间局限在同一个学科，只为拿一个硕士、博士的学位。他留洋求知十六年，不为任何一个学位文凭。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也；为人者，装饰自己给别人看也。
陈寅恪保持着一个真正学者应有的气节，也坚守了自己的精神信念：“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正如他在诗中所言：“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陈寅恪说，读书求学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而不是为名利去取悦他人。求知要有创见，学术才能精进。打破成规观念约束，不为名利自由思想，是他做学问的志向，也是他一生奉行的治学宗旨。
他的人生就是在一场学无止境的修行中，保持着独立、自由的信念与气节。
治学：“三无”学者“四不讲”，授业传道出奇观
1925年陈寅恪回国。经哈佛校友吴宓力荐，他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
这位在国内无名望、无著述、无学位的“三无”学人，陈寅恪在授课时却奉行“四不讲”主义。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他以大学精神的本质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授业传道。只要是他开坛讲课，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来，总是人满为患，一些教授也会慕名而来。
吴宓教授更是风雨无阻，每课必到，甚至像冯友兰、朱自清、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许多高水准的教授，都跑来听他讲学，曾一度引发了陈寅恪热。
右一为吴宓，右二为陈寅恪
在清华校园里，他被称为“活字典”、“活辞书”。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的疑难问题向他请教，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吴宓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陈寅恪凭自己的学识成为了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还被公认是“教授中的教授”。他以“独立、自由”的思想，带动学风潮流。他从“三无学人”到“四不讲教授”，造就了那个年代的文化奇观。
战火硝烟的年代，学校南迁，陈寅恪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多地知名大学。
1939年春，他被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第一位受聘于牛津大学的中国汉语学教授，获得了当时学者中的最高荣誉。
陈寅恪非常关注、爱护学生，从学校生活到就业问题都无微不至。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所做论文要求有新资料、新见解。他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给学生足够自由的思想空间。
他育人无数 “桃李满天下”，知名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古文学专家蒋天枢等都是他的学生。
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
年仅36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评价他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也曾说过：“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盛名之下，陈寅恪始终保持着谦和又自信、真诚而不伪饰的学者本色。
学术：一生风骨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学术上，陈寅恪文史兼通，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又是诗人。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被称为清华百年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凡事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学术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为王国维先生写的纪念碑铭，这也是他的信仰，是他一生追求的学术精神和人生的价值取向。
抗战胜利后，他曾在牛津大学任教，忆故土家园，他写下了：“一生负气成今日…且认他乡作故乡”的诗句。
他一身傲骨、一腔正气、一生不愿随波逐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返回祖国，继续走进清华园研究学术，传道授业。
在动荡的岁月中颠沛流离，他一直坚守理想信念、坚持学术事业，终身守望独立自由之嶙嶙风骨，完成了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
他在德国留学时，正当史学界盛行兰克学派，他对兰克史学深学熟知，却没有以其史学学风为依归，而是以当时欧洲新兴的学风，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来探讨历史。
他把西方学者的治史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考据方法相结合，融会贯通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殊途同归，成就卓越。他对史学的研究超越了兰克的史学，因代表了世界史学的新潮流而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尊重。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他将“文化与民族”的要义揭橥而出，找到研究中古史的关键，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他的著述也摆脱了清代今古文经学的纷争，开辟了从文化层次剖析历史的先河。
晚年时他失明多病，在目盲体衰，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全力投入创作，坚持口述，由助手黄萱笔录，完成了《柳如是别传》。他高度评价柳如是的“民族独立之精神”，并为之“感泣不能自已”。
晚年时的陈寅恪
而这部80多万字的巨著历时十年之久，是陈寅恪的封笔之作。
《柳如是别传》不仅是他 “也文也史”的新文体创新，是他“对于精神人格的张扬”的真正所旨；也是他毕生学术水平的综合体现，更是他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他终生只求学问，不为显达，深为国内外学人敬重。当别人为得名声、争文凭时，他却视文凭为废纸，潜心治学保持自我；当别人趋炎附势、追逐荣华富贵之时，他却独守内心，恪守学德，在当时的政治纷争中超然独立。
伟大的歌手都是在歌唱灵魂，他们是真正用生命内在的节奏演唱。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乐章的演奏者，只有坚守做好自己的信念，才能奏出有节气的自己，最终活出真实的自我。
我不必刻意，你也无须迎合，转身继续追求各自想要的生活。
人生就是一场学无止境的修行，无论哪行哪业，也不管在何高度，能够坚守自我的人，就是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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