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北宋一朝常给人留下文治胜于武功的印象。而太祖陈桥兵变，却是以强力夺得天下。也许正因如此，赵宋皇室才忌惮地方军事实力增强，采取各种遏制削弱方案。这虽是防备内忧，却也是“自废”之路。面对辽金崛起，北宋有畏战情绪，但求安稳。日本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的《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一书说明，北宋危机在于君臣纵欲挥霍，严重透支民生。所谓汴梁之繁华，全因榨取全国财力物力，堆成浮华一梦。
宫崎市定审视了文学和历史的界限——《水浒传》既有与历史吻合对榫的细节，又有夸大的虚构处理。此书在通俗笔法中融合扎实考证，是以历史法、文献法读小说的典范之作。他从史实入手，让我们窥探《水浒传》如何在虚构与忠实之间，找到平衡。首先，宋江的身份是最大疑点。作者通过史料比对发现，同时期其实有两个宋江：一个是在山东、淮南活动的草寇宋江，另一个是随童贯征讨方腊的将军宋江。而《宋史》对宋江的记载，偏偏给人以模糊错觉——好像草寇宋江摇身一变，成了将军宋江。
《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 [日]宫崎市定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正式的文献或史书里没有一处说草寇宋江变成了朝廷的将军。”《水浒传》可能利用了侯蒙给皇帝的建议：赦免宋江，命其讨伐方腊。但这其实不过是一条未遂的动议而已。结果，《宣和遗事》这部有点儿疑似史料的小说却大作文章，为混淆两个宋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误会构成小说虚构的素材，衍生出从反抗聚义、替天行道，到招安归顺的路线之争。事实上，史料中“招降”“出降”的措辞，都误导了读者。真实的宋江被张叔夜搞得走投无路，实属“就擒”。《水浒传》为了主题编排，为了读者过瘾，不惜修改历史和逻辑，大致是历史真实让位于戏剧效果的考虑。
历史上，连北宋对抗大辽都要靠金的帮衬配合，而小说中宋江一帮民间武装竟然直接征辽得胜，还没损什么大将。这当然是英雄传奇的写法。立下征辽如此大功，朝廷竟然只封宋江为正九品的“保义郎”？《水浒传》对宋江和方腊的力量与地位，都做了某种对调。事实上，相较方腊建立政权，席卷几省，宋江一众其实不过小打小闹。小说却偏让宋江征讨方腊，结果还生擒成功。这种避实就虚的写法，也沿用于高俅的处理上。历史上，与蔡京权倾一时相比，高俅地位并不显赫，但小说却在高俅身上下足了典型塑造功夫，成功“抢镜”蔡京。我想，这恰好说明《水浒传》另一被遮蔽的品质——它作为“讽刺小说”的意义。虚构与夸大，让小说更具反讽。从《水浒传》把制胜的砝码放在法术上面，可见一斑。如宋江在征辽，平田虎、王庆，几乎不曾折损好汉，这完全得益于公孙胜的法术加持。而征讨方腊，好汉死伤大半，或许正因公孙胜的半途退出。
但小说也有忠实于历史之处，比如真实的政治生态。宫崎市定认为，宋徽宗不同于前代暴虐型、愚痴型君主，而属于挥霍型代表——他对玩乐游艺、园林奇石、字画古玩的痴迷，使蔡京、童贯等人能投其所好，平步青云。这些在小说中都成了背景语境。智取生辰纲，就是对权奸盘剥财富、广耗民生的戏剧表达。徽宗性格中的摇摆不定，软弱逃避，以癖好用人的习惯，也在《水浒传》中细腻呈现。史实中，蔡京与童贯内外勾结，搜罗古玩字画，取悦徽宗。小说里，高俅靠球技，获得徽宗宠信，照搬了同样逻辑。更重要的是，《水浒传》里招安政策的曲折反复，完全是对徽宗心理特质的写实描摹——燕青、李师师可以动摇徽宗对梁山的成见，高俅等奸臣的阻挠诬陷又可让他退回原点。一个朝令夕改、优柔寡断的真实徽宗，恰恰促成了《水浒传》波折突转、回肠跌宕的艺术经营与叙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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