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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读过孙绍振先生的《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这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忧患之作。作为具有学术良知的老一辈北大学人，孙先生在文中为学识渊博却屡遭不公的吴小如先生仗义执言，更为北大中文系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痛心疾首。他尖锐地批评道：“靠北大中文系这块牌子为自身增光，从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数。更为不堪的是，还有一些为北大中文系丢丑的，如那些学术投机者。至于一些在学术上长期不下蛋的母鸡，却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对于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当宽容的，从学术体制上说，这就叫作人才的逆向淘汰，打着神圣的旗号，遂使学术素质的整体退化不可避免。”更让孙先生痛心的是，他眼睁睁地看到北大中文系由盛而衰，跌到了谷底：“半个世纪多来，幸存下来的学术泰斗先后谢世，北大中文系不但丧失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术上那种显赫的优势，而在许多方面呈现衰微的危机，北大中文系这块招牌的含金量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爱之深，责之切，孙绍振先生想用这篇充满忧患和锋芒的文章，将北大中文系摇醒。然而，多年过去了，北大中文系不但没有被摇醒，反而越“睡”越沉，学术水平仍在持续下滑，可谓创下了新低。问题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在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晓明身上，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里，我们会找到一些答案。可以说，陈晓明及其学术成果，是值得解剖的典型个案，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北大中文系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陈晓明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学者。在文学和学术的光环笼罩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得到过许多名头，拿到过不少课题和项目，也颇获过一些奖。然而，究其实际，他的成绩似乎该打一个大大的折扣。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就是典型代表，说它是一个“学术烂尾工程”，似乎并不为过。
陈晓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
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后记中，陈晓明这样介绍这项学术工程的立项和“施工”情况：“本书缘自我在2010年申请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文学批评史’，最后审批下来是重大委托项目。该项目所有管理及要求与重大项目一样，经费却少了一半，按现在标准，只是一个青年项目的经费。”尽管经费有限，但陈晓明还是和他的学术团队“多次就框架体例讨论打磨”，“反复推敲”，因为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项目。为了获得这个项目，北大中文系的温儒敏、曹文轩等教授“亲自出马保驾护航”，最终打败了和陈晓明一起参与竞标的南京大学团队和复旦大学团队。
陈晓明说：“我做事情，总是和自己过不去，总想竭尽全力，以现有之力尽可能做到最好。…… 我从五十岁出头到六十三岁完成这个项目，终于出版面世，算是给当下中国贡献了第一本比较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了却了一项债务，今日的心中，既有一种轻松，也是一片空虚。”然而，笔者在反复阅读这部著作之后，却险些惊掉了下巴——在数十年的阅读生涯中，我从未读过如此逻辑混乱、谬误百出、叠床架屋、偷工减料的学术专著！我不得不怀疑，作为主编的陈晓明，是否认真看过书稿？这不是以北大的名义糟蹋北大吗？如此荒唐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不正是北大中文系永远洗不掉的耻辱吗？
学术转包，“近亲结婚”
就像包工头参与工程竞标一样，陈晓明依靠温儒敏、曹文轩等北大中文系“亲友团”，力克南京大学吴俊和复旦大学陈思和的竞标团队。至于温儒敏和曹文轩是怎样“保驾护航”，邀请陈晓明为“首席专家”，最终拿到“订单”的，恐怕只有陈晓明们才心知肚明吧。如此操作，难免让人一头雾水，疑窦丛生：如果说这个项目是以北大中文系的名义拿到的，必须由北大中文系的学者来承担，但为什么在参与讨论和撰稿的人员中，出现了像程光炜、张清华这样的校外学者呢？如果不限于北大学者，为什么不邀请那些对当代文学研究颇有建树、具有敏锐学术眼光的学者，而完全依靠“近亲结婚”、内部繁殖来完成呢？难道真的是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不要？
数十年前，唐弢先生提出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并得到了施蛰存等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同。常识告诉我们，一部史书，必须是经过岁月的沉淀，并且得到学界真正的专家和学者普遍肯定之后，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历史；而当代人写的文学史，的确是问题多多。如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严格说来，最多只能叫“中国当代文学讲义”，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该书多有挂一漏万的叙述、人云亦云的观点、似懂非懂的评价、云里雾里的说法，乃至屡见不鲜的差错，彻底颠覆了我对文学史的理解和认知。我曾在《洪子诚的“短板”与“盲区”》（《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4期）一文中，剖析过洪著所存在的问题。至于孟繁华、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其下笔之草率、讹误之繁多，简直就是在“恶搞”文学史！对这部文学史，我也在《孟繁华是面什么“旗帜”？》（《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1期）等文章中具体分析过。
陈晓明不仅绝不相信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而且还成了写作文学史的“专业户”。在撰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之后，他又出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简史》，而这部“简史”的内容，不过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乔装、缩写。
在拿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这个“大单”之后，陈晓明采用了类似建筑承包商转包的方式，把订单分包出去——甲负责挖土打桩，乙只管砌墙抹灰；至于屋顶和下水道是否漏水，就要去找气象局和自来水公司了……陈晓明称，“孟繁华兄、贺绍俊兄、程光炜兄、陈福明兄、张清华兄诸位都参与了提纲和细纲的修改讨论（以及后来统稿修改的多次讨论）”和“反复推敲”。这貌似极其认真严谨，殊不知，更像是一场故意表演给读者看的“学术秀”。从参与撰写此书的人员名单来看，这些撰稿人几乎都是陈晓明的“嫡系”或“近亲”；而常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大概率会有先天缺陷。
换汤不换药，粘贴大比拼
陈晓明将旧作中一望而知的低级错误，当作“保留节目”，长期复制到多种著述中，而且带头将这种文字游戏越玩越“嗨”，参与的人员也越来越多。陈晓明带头“粘贴”，孟繁华积极跟进，周瓒上行下效，将“粘贴大比拼”发挥到了极致，刷新了中国学术史上炒冷饭的最高记录。
当谈到朦胧诗时，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将章明发表在《诗刊》1980年第8期上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标题，写成《令人气闷的“朦胧诗”》，把发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的《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的名称，写成《当代文学思潮》，并将这样的错误原封不动地粘贴进《中国当代文学简史》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出现这种低级错误，让人无法不怀疑陈晓明是否具备有关朦胧诗的基本常识。事实上，章明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是觉得这样的诗莫名其妙，有一种“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感觉；而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朦胧诗”是在关于朦胧诗的争鸣过程中，由其他学者概括命名的。至于《当代文艺思潮》，则是当年几乎风靡全国的文艺理论杂志，影响巨大。陈晓明作为原北大中文系主任，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居然连这样的常识都不知道，并且长期“固守”错误，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如果说，此前陈晓明、孟繁华、周瓒等仅仅是在单干，而此次由陈晓明领衔的北大中文系学术团队，则开创了集体炒冷饭的“新局面”。尤其令人纳闷的是，这种流水线似的以旧充新、大量复制的方式，居然能一路绿灯，获得学术评审团的通过！
作为文学批评战线上的老兵，孟繁华可说是深谙炒冷饭的门道。在他的书中，彼此重复、论述雷同的现象，就像恒河沙数，数也数不清。如由其执笔的第二章“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结构”中的许多内容，都是炒其旧作《中国当代文学通论》和《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的冷饭。在谈到“散文与戏剧”时，孟繁华说：“进入共和国后，杂文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百花文学时期，杂文焕发出‘生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草木篇》《小品文的新危机》《电影的锣鼓》等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反右运动中，对这些杂文的批评演变成政治运动的工具，1966年对‘三家村’杂文的批判运动亦是如此。”《草木篇》是流沙河发表于1957年《星星》诗刊创刊号上的一组散文诗，而非杂文。它是当代文学史上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组诗，曾被公开批判，除作者流沙河因为这首诗获罪外，遭受牵累者众多。
由周瓒执笔的第八章“新的美学原则与诗歌批评的更新”，几乎就是对其《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的复制和粘贴。与陈晓明的文章同样出丑的是，周瓒居然把原书中的低级错误，也原样粘贴在这部书中，如：“不难看出，他批评的耙（靶）子所指是臧棣和程光炜等有关后朦胧诗和90年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的相关论述。”（见《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第263页；《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第467页）
一盘散沙，相互打架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在写作内容、文体风格、材料甄别、语言表述等方面，缺乏严密的思考和共同协调，以至于诸位执笔者你敲你的锣，我唱我的戏，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如此“拉胯”的学术团队做出的成果，只能是叠床架屋，互相打架。
陈晓明在“绪论”中谈到了朦胧诗的争鸣及“三个崛起”，其他执笔者在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又重复地谈到这个事件和问题。在第二章中谈论散文，论述肖云儒的《形散神不散》及其产生、影响，第六章又重复论述这一命题。这两章中都有对肖云儒的注释，但内容却完全不一样，一说肖是四川广安人，一说肖祖籍四川，生于江西。此外，第二章中对王西彦的注释，和第十章中对王西彦的注释，也多有差异，似乎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人。
在“绪论”中，陈晓明论述到鲁枢元的“向内转”；到了第七章，其他的执笔者又再一次写到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和争鸣。在第一章中，陈晓明用大量文字谈论赵树理的创作；在第二章中，孟繁华又用更大的篇幅来“扩容”，重复陈晓明前面论述过的赵树理，好像是把该书当成了“流水席”，大家都来轮流吃。又如，在第二章中，孟繁华不惜占用大量篇幅，谈论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以及该小说怎样被茅盾发现；在第十章谈论女性文学批评时，陈欣瑶又复述一遍。在“绪论”中，陈晓明谈到高行健，并论述了他的小说和其《现代小说技巧》；在第七章中，这样的论述却“前度刘郎今又来”。在“绪论”中，陈晓明谈到了1980年代美学热的兴起，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此次美学热的影响；第三章论述李泽厚的美学，又将内容复述了一遍；类似的内容在第八章再一次出现……
呼朋引类，党同伐异
在当代文坛，陈晓明、孟繁华和张清华都是著名的“飙捧派”，文学批评被他们当成了“交友工具”。某些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并无多大成就且鲜为人知的北大中文系同事，譬如臧棣等人，都被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而不少卓具影响、学识渊博、功力深厚的批评家，以及敢于剜“烂苹果”、不愿与“媚评家”为伍的批评家，如李建军、王彬彬、肖鹰、刘川鄂等，却统统被“屏蔽”。对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病象，以及一些重要的争鸣事件，此书却只字不提；而一些与文学批评关系并不直接、密切的理论、事件，如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统一”、蔡仪的“美在客观说”、李泽厚的“美的客观社会属性”等，却被倾筐倒箧地写入书中。
2009年至2010年，由《辽宁日报》先后发起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和“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批评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对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说：“我觉得，在一家有权威性的省级党报上，以这样大的篇幅、这样显著的位置讨论文学话题，长达半年之久，是罕见的，也很令人感动。”她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重视对形势和现状的判断，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如此，文化、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没有正确的判断，就会失去方向感，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了正确的判断，还需要分析形势和现状的由来，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
如此重大的文学事件，在陈晓明的“文学批评史”中，却找不到一丝半缕的痕迹。何以如此？这应该与陈晓明的浮躁学风被学界抨击，及他推荐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遭到质疑有关。事实上，陈晓明本身就是这场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和当事人。针对陈晓明宣称“韩寒、郭敬明预示着‘后文学’时代的到来”，肖鹰先生表示，“我不承认郭敬明是作家，他就是无灵魂的贩卖文字的写手”，并再次对陈晓明推荐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提出质疑。肖鹰先生由此指出当下文坛的两大怪现象：“写手无行，评家无德。”
陈晓明曾说“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丁帆先生斥为“痴人说梦”。王彬彬先生则尖锐地指出：“从陈晓明用错‘差强人意’，到王安忆不懂‘滥觞’这个词，就可以看出我们今天的文学界，从小说家到批评家，从最著名的小说家到最著名的批评家，他们是一种什么文化修养，什么文化素质。”“我一直认为，自九十年代以来，批评的状况非常糟糕，像陈晓明这样的人，还是占据大多数的，翻翻各种杂志，他们的声音是最多的，我们这类批评的声音，只会偶尔出现。”
在当代文坛，李建军等十位学者的《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是有识之士对文坛病象的集体发声，一扫文坛长久以来存在的坏习气，意义深远。这些才华横溢、勇于直面文坛病象的文学批评家，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但在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却被遮蔽、抹杀掉了。
《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
王婆卖瓜，肉麻浮夸
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合适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然而，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团队的成员，却分身有术，既要“参赛”，又要“裁判”：陈晓明是“总裁判”（主编），又是参赛的运动员（入选者）；一起充当裁判员（执笔者）的孟繁华、张清华、周瓒等，也都是裁判员兼运动员，可谓一身二职，名和利两头都不肯丢。不仅如此，团队成员还主动让陈晓明担任“男一号”，处处突出他的文学成就——
陈晓明是当代中国最早专注于（本文引文中的粗体字均为笔者标注）研究解构主义，并把解构主义方法与中国小说的叙述方法联系起来的批评家。
陈晓明强化了批评的理论化，并与当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潮流直接对话。他是中国大陆最早系统研究德里达哲学思想的学者……
孟繁华这样评价：“先锋文学的作家与陈晓明大体是同代人，他们相同的阅历和知识背景，使他们心有灵犀。作为一个批评家他期待已久的文学声音终于骤然响起，他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先锋文学的阐释者和代言人。”
这些文字，出自陈晓明的博士生张晓琴的手笔。张晓琴本身并非研究西方哲学领域的学者，她对陈晓明的解构主义研究的评价，究竟有多“靠谱”，是令人怀疑的。试问，中国做过关于德里达哲学研究状况的“学术普查”吗？说陈晓明是“当代中国最早专注于研究解构主义”“最早系统研究德里达哲学的学者”，依据何在？
在吹捧陈晓明之后，张晓琴又接着吹捧孟繁华：
孟繁华总是直抵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在他的著作中能看出他既有深厚的当代文学史基础，又极具思辨色彩和理论思维，其富有深度和创建的文化批评为同代人了解当下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后来人理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多角度的经验。
所谓“同代人”究竟是指哪些人？是和孟繁华一样，出生于1950年代的人，还是指和孟繁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至于“后来人”，更是让人一头雾水——究竟是指比孟繁华年龄小的人，还是指现在尚未出生的人？
孟繁华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批评家，他的著述和文章极其丰盛，在当代批评家中几乎是首屈一指。他总是不知疲倦地阅读新作，满怀激情地推介新人，意气风发地阐发新见。他的批评文章总是文采与激情兼具，既有文学感悟又有文学史观，开阔的眼界和洒脱的叙述相结合，他的批评鞭辟入里，对当代文学的回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孟繁华自己的文学态度和文学批评，原本就很成问题，例如他对《废都》的二三其德、自我打脸的评论，本身就说明他不具备足够的鉴赏能力，且对文学缺乏信念与坚守。至于说孟繁华著述“丰盛”到了“首屈一指”的程度，更是一种忽悠外行的说法，因为，文学不是比武大赛，不能说谁出书多，谁的拳头就硬。孟繁华究竟有什么著作和文章在文坛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力？即便是其获得鲁迅文学奖之文学理论评论奖的《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界文学论稿》，也是一部大量重复、乏善可陈的拼凑之作，其对当代文学批评哪有什么重要贡献？这段引文中的两个“总是”，听起来更像是主观化的潦草评语，而非学术化的严谨判断。
一个人一旦开始吹捧人，就有可能把吹捧变成一种习惯。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里，张清华就受到了这样的夸赞：
如张清华所言，陈思和的批评语汇都是“非常中国化的”“朴素的本土产物”，包括他对具有乡土背景的作家、体现乡土主题作品的推崇，都体现了他的“本土价值观”。这是中肯而有洞见的判断。
这段文字，出自张清华参与执笔的第七章。张清华说自己的文学批评是“中肯而有洞见的判断”，这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投赞成票，而作为主编的陈晓明居然也举手通过。
写作有“诀窍”，“盲打”效率高
北大中文系曾经是一块金字招牌，如今却被陈晓明等人糟蹋成了一块“镀金铁牌”。如若不信，有张晓琴博士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摘引的一段文字为证（括号内为笔者据所引原文做的订正和提示）：
对“文革”十年诗歌发展带有开拓性的书写，对诗歌批评和新诗史研究的深入关注，使得《中国当代文学（诗歌）史》呈现出和以往文学史不同的写作思路。霍俊明对这部诗歌史有自己的判断：“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诗歌）史》试图在新诗评价（衍文）价值（脱文：评判）标准的转换、新的新诗史分期以引入多元的研究方法进入新诗史的多重话题阐释上进行新的尝试与拓展。在对特殊年代的史料和被湮没诗人、诗派与（和）民刊的挖掘和（与）考察上以及（脱文：相关叙述的）理论高度和建设性上都突显（现）了他（其）对新诗、史学以（衍文）及相关知识的主体性的多重建构。
短短一段引文，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差错、衍文和脱漏！难道张晓琴博士在抄录时，是仅凭记忆而不用对照原文吗？果如是，那她的记忆力倒是值得钦佩，做“最强大脑”之类电视节目的选手当不在话下。或者是对自己“盲打”输入的技能有高度的自信？如此不负责任的写作，无异于闭眼开车造成的“学术事故”，实在是令人吃惊。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声誉受损，这种“学术豆腐渣”工程难辞其咎。
在这部书中，张晓琴、周瓒、陈欣瑶，堪称“差错三剑客”。她们执笔章节的引文和注释部分，各种差错形形色色、花样百出，兹举几例——
如果张晓琴稍微认真一点，对学术有稍许敬畏之心，就不会把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写成《青岛故事集》。
周瓒此前在《当代中国诗歌批评史》中，就曾“任性”地把批评家谢有顺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成“谢友顺”。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这种“任性”被进一步 “发扬光大”，把诗歌评论家王光明写成“陈王光明”，把耿占春的《失去象征的世界》写成《失去的象征世界》，把敬文东的《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写成《诗歌在结构的日子里》，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写成《中国但该市各的精神分析》……错得如此“精彩”，真让人过目不忘。
与上述相比，陈欣瑶执笔的第十章之注释部分，差错之“奇妙”，也是不遑多让：翟永明的《“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被写成《“女性诗歌”与是各种的女性意识》；艾晓明的《中国女性小说新选》，被写成《中国新性小说新选》；王绯的《女性气质的积极社会实现——读〈女人的力量〉兼谈女性文学的开放》，一对单书名号竟不翼而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草率的注释折射出的轻浮任性的学风，早在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已经出现端倪，只是大家甘愿背靠大树，且为尊者讳，从未有谁提出过异议。这种粗枝大叶的学风，悄然传染给了他的学生。我们实在不忍北大中文系让九斤老太的哀叹一语成谶——一代不如一代。
豪情万丈，“大神”出场
文学批评史的书写，是严谨的学术活动，而绝非武侠小说的虚构。夸张的笔法，无疑是著史的“死穴”。陈晓明的团队，看似都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事实证明，他们大多不得要领。他们或许以为写史就像写飙捧文章那样，只要充满激情地巧舌如簧，从而让被评论者受用，就算大功告成。
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第九章中，张晓琴写道：
李敬泽往往能在第一时间切入文学现场与细部，对新的写作势头与新一代作家进行敏锐把握和确认。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李敬泽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有敏锐的细察和把握，总能在“众生嘈杂”中发出富有前瞻性的声音，在文学浪潮的涌动中找到文学发展的脉络。
《世纪末夜晚的书写》（1999）一书显示出施战军敏锐的审美触角和他对新生的写作现象的热切关注，对程青、卫慧、曾维浩、陈家桥等写作者第一时间的批评使得他对文学写作及时代精神有了尤为敏锐的把握。
文学批评家并非消防战士，随时都必须“第一时间”冲向火海；更不是120，哪里有危重病人，就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急救。文学批评家只有在对文学现象、作家文本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感受之后，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学理性的分析。近年来，我们在文坛上看到的“第一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只要当红作家出了新书，某些文学批评家就会在“第一时间”赶赴“文学现场”，和现实“短兵相接”，将稀松平常的小说，捧为打败《百年孤独》的巨著或“当代《红楼梦》”。真正的文学批评，恰恰与“第一时间” “第N时间”之类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许多论述，都是率尔操觚，莫名其妙地得出的结论。比如由顾广梅、张清华执笔的这段文字：
进入21世纪，程德培又重现批评界，他的视界更加宽广，目光如炬，他的言说常以长篇大论出现，显示出一个资深批评家不同凡响的创造力。他的见解总是能成一家之说，把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断续的命题重新续上，由此建立起一个厚实的历史阐释向度。他关于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的长篇评论《“洋葱”的祸福史或“众声喧哗”戏中戏——从〈花腔〉到〈应物兄〉》，如同一部当代文学小史，历史眼光和独到的作品分析，鞭辟入里，深得要领。
这样的文字，呈现出典型的“张清华式”文学批评的花式浮夸风格。张清华在文坛造神，从来就不怕把话说得过头。文中的程德培，仿佛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而更像是神魔小说中一个目光如炬、口吐火焰的仙界大神。本来，程德培素以掉书袋著称，其书橱式的炫技，饾饤獭祭，常常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水分实在是太多。仅从其评李洱《应物兄》的标题，就可以管中窥豹。这样的“浮肿病”写作，却被张清华吹捧得艳若桃花，像贵妃出浴一样美丽动人。如果一篇文学批评被写成了文学史，这叫严重跑题，连及格都算不上，张清华怎么好意思拿来说事呢？
陈晓明以北大中文系的名义，长年获得一些“文学工程”，如“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成果”之《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之“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这些项目，却常常被他做成“学术烂尾楼”。也许是肥水不流外人田，陈晓明的这些项目，大多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差错之多，远远超出国家关于图书出版物允许的差错率若干倍！这不仅是在砸北大中文系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牌子，也是在挑战学界和出版社的编辑审核制度。这样劣质的书籍都能畅通无阻，出版方的审核、编辑、校对流程就没有责任吗？既然不合格的奶粉都必须无条件召回，陈晓明主编的不合格的出版物为何却能畅通无阻地出版发行？难道这样的学术“毒奶粉”不应该从道义上被召回吗？难道北京大学出版社也要和北大中文系一起集体装睡吗？
北大中文系，难道真的没人能把你摇醒吗？
（《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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