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经常被描绘为或想象为具有和屋子类似的特性。
近来，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了有争议的、关于女性的“内部空间”的理论，他的初衷是对小女孩喜欢躲藏在家庭封闭的环境中的兴趣进行解释。
但是，仿佛是在参与对埃里克森的理论进行讨论一般，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时，有关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总是呈开放型的，表现出躲藏在圣母内部空间之中的神圣家庭的样子来。
当然，女性的子宫始终并无一例外地都是婴儿的第一个和最完美的屋子，食物的来源、在黑暗中提供保护的地方，因此，它成为一个神话般的乐园，一再地被具体想象为神圣的洞穴、秘密的神龛和圣洁的小屋。
然而对许多女性作家来说，对于屋子和自我之间的这许多自古以来即有的联系却似乎只是强化了她在艺术中表现出来的、对于监禁的焦虑之感。
女性艺术家有着将或许并不能算是她的自我的一个自我的未知部分囚禁起来的、真实的生理上的期待，她受到这种期待的困扰，因此，像玛丽·雪莱这样的作家，就会将对母性身份的焦虑之感，与对文学创造力的焦虑之感混同起来。
更有甚者，由于受到外在的影响，她不得不相信，作为一所屋子，她是被一个男子所拥有（也应该被他所居住）的，她因此或许会再一次地将自己看成为一个命中注定的客体。
换句话说，即便她没有子宫变成某种坟墓的经历，或者，没有意识到她的孩子对她的屋子/身体的占有会使她失去自己的个性，她还是有可能感觉到，从本质上来说，她只是纯粹地因为自己所属性别的生物学上的价值而被定义。
归根结底，成为象征意义上的屋子，也就意味着被否定了使身体获得精神上的超越的希望，而这一超越，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指出的，正是使得人性清晰地与作为动物的人区分开来的关键所在。
因此，被幽闭于生儿育女（耐人寻味的是，“幽闭”这个词，在19世纪正是表达我们今天称为“分娩”这一行为的最重要的术语）的状态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同被幽闭于屋子或监狱中一样令人难以忍受。
事实上，对于文学女性来说，它似乎还像是由一粒沙子中可以见出世界一般，怀孕期间的幽闭复现的是社会对人的幽闭。
因为，即便她只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被剥夺了超越的可能，感受到了屋子/身体之间的等同关系的内在含义的女性作家，也一定会在无意识状态下认识到：
这一类比关系不仅会把她“放入”到一具玻璃棺材之中去，而且还会将她转化为一具玻璃棺材本身。
于是，由于被幽闭于上述一系列比喻的网络之中，阿德里安娜·里奇所谓的“思考的女性”只能感觉到，自己被囚禁于那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令人厌恶的身体之中。
换句话说，再一次地，她不仅变成了一个囚徒，而且变成了一个怪物。
来源：桑德拉·吉尔伯特 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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