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时，水浒故里、好汉之乡山东寿张县梁山（今梁山县马营乡吴垓村梁山下）出土了七件青铜器，这就是著名的“梁山七器”。
按照《涵清阁金石记》，这七器分别为鼎三、彝一、盉一、尊一、甗一，但由于流散各地，目前对于七器究竟有哪些还难以确定，只知道大保簋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大史友甗保存在日本泉屋博古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保存有一件宪鼎，据判断为梁山七器之一（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藏二件有铭铜器检校与近世流传浅析》）。此外，小臣艅犀尊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成为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保鼎则是唯一一件展出于国内博物馆的“梁山七器”，它保存在天津博物馆里，和当年的“兄弟”小臣艅犀尊隔着一整个太平洋。
太保簋
（一）小臣艅犀尊：唯一的商代犀尊去过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人，对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展出的那件华美的错金银云纹犀尊一定会有印象。不过，这尊制作于西汉时期的犀尊比小臣艅犀尊晚了一千年。
错金银云纹犀尊
小臣艅犀尊原本属布伦戴奇藏品。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有很多种身份：他是优秀的运动员，是千万富翁，是收藏家，还是曾经执掌国际奥委会长达二十年的主席。他恐怕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位主席。他花了半辈子的时间和精力来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之丰富精美却令人叹为观止。
他虽然出生于底特律，生活在芝加哥，却向旧金山市捐出了逾七千七百件亚洲艺术品，这些藏品都收藏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大约在1952年左右，他从中国古董商戴福保手中获得了这件青铜器，他曾经说，“那只犀牛尊花了我五辆凯迪拉克车的钱呢！”当时凯迪拉克的价钱大约在三千五百到七千七百五十美元之间，据说他为犀尊付出了两万多美元。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就在获得小臣艅犀尊那年，他成为了国际奥委会第五任王席。
北京首都机场曾经陈列的布伦戴奇蜡像
小臣艅犀尊现已失盖，不过这并没有减少它的魅力。这是商周时期少有的写实性素面青铜器。商代青铜器上大多有各种各样的繁复花纹，在那个神权与王权共存的社会里，这些花纹也许具有神秘的意义，因此打破商代鸟兽形青铜器既有装饰手法的小臣艅犀尊就显得非常独特。它那生动逼真的造型、光洁朴素的风格，在商周青铜器中几乎是“独一份”。正因为如此，它成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闪亮亮的招牌文物，也是在国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青铜器之一。
小臣艅犀尊的铭文共四行二十七字，大意是：丁巳日，王在在十五年王征夷方的归途，适逢祭祀之时巡视亯庙，赏赐小臣艅夒地的贝。 根据《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 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在商代晚期与东夷频繁冲突的商王应该是纣王，也就是帝辛，因此小臣艅犀尊通常被认为是帝辛十五年制作——这使它成为少数一些能够“验明正身”的帝辛时期青铜器。
在商周时期，无论兕觥还是牺尊，只要是鸟兽形的青铜器，就或多或少具有动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内涵，是早期图腾意识的遗留。这件犀尊具有双角，而苏门答腊犀是目前双角犀属的唯一物种。这件犀尊是否意味着如今仅分布在东南亚部分地区、濒临灭绝的苏门答腊犀，在商代时还曾经生活在中国中原地带，是否暗示着在商代或之前曾经存在过以犀牛为图腾的部落？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关馆长许杰说，他们曾经向全球征集小臣艅犀尊的小名，最终投票最多的是西班牙名字Reina，意为公主。它还有个中文昵称“宝贝”。我们并不知道这件来自商朝末年、流散海外多年的青铜器会不会喜欢这两个名字。
（二）太保鼎：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著名的梁山七器只有一个能够经常出现在国人面前，就是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太保鼎。据说梁山七器出土后曾归曲阜衍圣公府珍藏，后来它们失散了，有的出国，有的收藏于国内，有的难觅踪迹。大量国内顶级文物流失海外，这是从 19 世纪后半叶至二战爆发之际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遗憾。直到1935 年国民政府颁发《古物出国护照规则》，这股令后世慨叹莫名的风气才略微刹住。
1917年，天津人徐世昌将太保鼎收入囊中，兴奋之余作《得鼎歌》七言诗一首。他说这件鼎本藏于日照丁氏，终于购得，这可是“钟鼎之寿万斯年，阅尽人事競昏晓”。1958年，徐世昌孙媳张秉慧将此鼎捐献出来，收藏于天津博物馆。2002年，太保鼎成为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与小臣艅犀尊相似，太保鼎的造型也非常独特。不只是腹部四面装饰蕉叶纹的方鼎比较少见，也不只因为它显眼的扉棱设计，更重要的是，太保鼎柱足中部装饰的圆盘，在商周青铜器中还没有见到第二件。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鼎还是非常重要的通神之器，它的造型都具有特殊的宗教内涵，肯定不是为了“好看”。这些圆盘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试图加强它的通神之力，还是通过这种设计表现这件鼎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功能，为什么这样的设计没有延续下来，这些问题目前还是谜团。
相对其他的商周方鼎而言，太保鼎柱足显得稍长，也许是为了使整体更协调一些，鼎的耳部也更大，两两相对的四只神兽非常引人注目，加长的柱足和耳部使太保鼎整体显得瘦高。如果去掉神兽和圆盘以下的部分，鼎身和柱足仍然能够大体维持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
太保鼎上只有三个字的铭文“太保铸”。太保是谁呢？就是姬奭，与周武王同辈，辅佐周成王的重要大臣，采邑于召（今陕西岐山西南）而称召公。铜器铭文中对召公的称谓主要有召（召公）、太保（保）和尹（皇尹）三种。商周时期，尹是官名，商有伊尹，西周初年有尹佚，《清华简》称“作册逸”，尹佚的职位与天文历法、记录王事有关，可以认为是神职。《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还说武王伐纣之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和召公一同举行祭礼，很显然周公和召公还有巫的身份。这件太保鼎很可能是召公生前在祭祀仪式中使用的器物。
从小臣艅犀尊和太保鼎可以看出，梁山七器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独特的青铜器，不只造型独特，而且身份尊贵——分别意味着商王和周王的重臣。它们绝对够资格作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只是，它们为何会出现在山东梁山？
由于文献资料不足，我们如今已经很难知道梁山七器的出土状态：不用说具体出土地址、出土环境和摆放状态，有没有其他器物同出，甚至连发现者、出土时间都不明确。是窖藏还是埋藏于祭祀坑，是分散多处还是集中一处，这些能够帮助对梁山七器的归属和功能作出判断的情况，如今一概不知了。
梁山七器彼此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它们不是像爵、觚一样成套的礼器，小臣艅犀尊和宪鼎都比较朴素，与其他三件风格差异太大。这五件青铜器显然不是同一时期，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小臣艅犀尊为商代器，它和梁山器差别太大，与召公毫无关系，风格亦迥异，很可能它与其他四件并非同一出土地点，只是出土位置的距离比较近。
其他四件（太保鼎、大保簋、大史友甗、宪鼎）大约为西周前期器。这四件里起码两件并非召公所铸，一为宪鼎，一为大史友甗。大史友甗的铭文为“大史友作召公宝尊彝”，这是太史友为召公制作的礼器，陈梦家认为召公此时已亡故。
大史友甗
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宪鼎，铭文为“唯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侯赐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宝尊彝。万年子子孙孙宝光用。大保”大意是某日宪在匽地，受到了匽侯的赏赐。铸器人说“在匽”，那他应该不是燕国人，他接受燕侯的赏赐，说明比燕侯地位低。他署有“大保”之名，按照唐兰的说法，这里的“大保”指的不是召公，而是“大保氏”，张晓莉认为这是召公儿子所制器。从外形和装饰来看，宪鼎比较素朴简单。
宪鼎
根据有限的铭文资料，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何幼琦认为，齐宣王七年，齐国伐燕，“夷其宗庙,迁其重器”梁山七器就是被齐人掳掠走的燕国宗庙重器，这种说法附和者不多。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召公在协助成王平定武庚之乱之后，铸造了这些青铜器，没有来得及带回国都或北部的燕国，留在当地。这场战争对周王朝非常重要，武王克商，只不过征服了包括商王畿在内的河南中北部地区，东征以及各个地方封国的建立，才正式确立了西周在东方的统治秩序。大保簋铭文记载，周成王命大保（召公奭）讨伐录子耳口的叛乱，他完成王命后，成王赐地，大保作器。路懿菡提出，这段铭文中 “录子圣”即为武庚，所载之事即平定武庚之乱、禄父之乱（《从清华简<系年>看“武庚之乱”》）。不过，西周青铜器的地位非常尊贵，不应存在“忘拿走”的问题。
大保簋铭文
陈絜提出了一种比较新颖的看法。他将大保簋上某字识读为“榆”，指出这就是商代小臣艅犀尊作器者艅的领地。召公平定叛乱后，这里成为召公奭的私属领地，他根据殷墟田猎卜辞和《左传》《清华简》中“句俞之门”等史料，推断“榆”就在泰山脚下的山东肥城句窳亭一带，认为也是梁山七器的真实出土地点。天子赐予诸侯的土地可以分为封地、朝宿邑和汤沐邑三类。天子祭泰山，诸侯陪祭，诸侯在泰山周围都有汤沐邑，《左传·隐公八年》说到天子不祭泰山了，郑国准备用汤沐邑祊换鲁国的朝宿邑许田，各近其国，更好管理。陈絜认为榆就是燕召家族的汤沐邑，与周天子巡狩东土的制度有关。不过，梁山距离泰山足足有一百公里，大约要步行一天的时间，这个汤沐邑稍有一些远。
如果按陈絜所说梁山七器埋葬地为召公汤沐邑，那么，很可能有召公的后裔居住，而且在召公去世后也建有别庙，大史友甗、宪鼎等应该是召公去世后祭礼仪式所用的重器。它们或者存于别庙，或者埋于祭坑。
此外，既然可能为汤沐邑，就不能不让人想起王晖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谈到的周代山岳崇拜，他以《墨子》中周武王对泰山手“有道曾孙周王有事”，说明武王将山岳当作可以交流、求取庇佑的神灵。1954年，山东泰安市东更道村发现用大石板覆盖的祭坎（器物坑），系面对泰山主峰日观峰一字排开的7个长方形坑，内藏六件浴缶和一件三足铁盘，有两件刻有”右征尹楚高”铭文，这是东周时楚国祭泰山时遗留的。《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也”，认为山岳是姜的祖先神。《论语》中说，季康子要去祭祀泰山，孔子认为这不符合礼制，因为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祭祀名山大川。希望正担任季氏家臣的冉有能够阻止。《诗·鲁颂·閟宫》说，：“泰山岩岩，鲁邦所詹”，《礼记·礼器》说“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可见起码姬姓的鲁公和姜姓的齐侯长期有祭祀泰山的习俗，这个习俗大约与祖先崇拜有关，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泰山治鬼”的传说。太保鼎等铜器铸造于召公在世时，是否为泰山崇拜的祭山之用，还有待更多材料被发现和解读。
楚高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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