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天朝上国”的思想，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周边是外夷，并且认为外夷就应该要臣服于天朝，向天朝进贡。这种思想在明朝显得特别的突出。对于以小农经济为本的中国来说，中国地大物博，足以自给自足，无需外夷的产品，外夷则必须要依赖中国。因此，朱元璋就在《皇明祖训》中列出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皇明祖训》
朱元璋
不过，朱元璋时期，方国珍、张士诚等残余势力在海上和倭寇势力勾结，使得海上并不安静。因此，朱元璋时期还没有能力能力和远在西洋的国家进行交流。经过了洪武年间的经济恢复，到了永乐年间，明朝的国力已经达到了鼎盛。中国和日本恢复了官方的朝贡交流，倭患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和。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和海外各国进行海上联系就有了条件。永乐帝也继承了朱元璋企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理想。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记载：“永乐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
关于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史学家有诸多的争议。有的认为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其主要依据是《明史・郑和传》的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联合印度等国对付帖木儿帝国；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推动了中外贸易。不过这些观点要么有失准确，要么不够深度。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覆盖天下的朝贡体系，梁启超曾评价：“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当然有附带寻找朱允炆的一个小目标。至于联合印度对付帖木儿和推动中外贸易，就基本不可信了。
从汉代以来，中国对外形成了两条交流通道，一条是经过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西亚等地的“陆上丝绸之路”，另外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但是明朝建立以来，北有蒙古威胁、西域有东察合台汗国，明朝的势力范围最西只能到达哈密。明朝通过陆地线路和西域中亚、西亚的交流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明朝的发展方向只能向海上。
永乐盛世
明朝能够在海上发展，就离不开海上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发展。在明朝前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造船国家，也是造船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早在唐代，中国就出现了水密隔舱、车船、 、平衡舵、开孔舵等船只。宋元时期，中国古代的船只基本定型，出现了福船、沙船、广船等著名的船只类型。在结构上，多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使得船只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不易漏水。在南宋时期，中国的船只就能载重万石以上，载人多达千人。船上设施齐全，适合长期航行。由于船只大，结构好，因此能够在大洋中应对“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恶劣环境。航海技术上，主要采用海道针经结合过洋牵星术。在白天，主要依赖于指南针指引方向，晚上则观看星象和水罗盘来判定方面。这在当时也是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早在元朝时期，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曾经航行到了非洲等地。
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1405年六月，郑和的船队从苏州浏家港出发，开始了第一次远航。这次远航经过中南半岛各国，穿过马六甲海峡，最终在1407年才返回。随后，从1408年到1430年，郑和又6次率领船队远航。郑和的航海运动规模十分庞大。在船队规模上，第一次就有62艘船，人员达27000多名。这些大船长四十四仗，宽十八丈（疑为八丈之误），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此后，郑和每一次下西洋，其船只都保持在几十只，人数2万以上。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军队，其他还有官员、各国使臣等。
郑和在七次下西洋，其主要的活动有：一，访问各国，建立朝贡体系；二，进行了朝贡贸易；三，稳定秩序，平定内乱，调节纠纷。郑和船队没到达一国，都要对其进行访问，七次下西洋，郑和总共访问了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地域范围从东南亚到到印度洋沿岸和东非。有人认为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过好望角一带。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也会派遣使者跟随船队到达中国进行访问。通过这种交流，使得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得到了加深，而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形象也被世界认同。
郑和下西洋对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关系和政治局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下西洋之前，南洋地区的海上交通线路被海盗陈祖义控制。他有战船近百艘，属下万余人，横行于日本、中国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劫掠船只超过万只，攻陷城镇达五十多。在三佛齐渤林邦国国王麻那者巫里去世后，陈祖义自立为王，更加猖狂。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陈祖义阴谋袭击郑和船队，被郑和识破，双方展开海战，陈祖义的海盗集团当时被击杀5000多人，陈祖义被俘虏，最终带回明朝被斩首。经过此战，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秩序得到了改善，史称“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除了击杀海盗之外，郑和船队还调节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当时马六甲多次被暹罗侵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马六甲的酋长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从此暹罗不敢侵扰。郑和从未主动挑起和各国的争端，一般都是被动反击。如第一次航行，途经爪哇岛“麻喏八歇国”时，两国东西交战，其中西王误杀郑和船员。事后，西王派使谢罪，郑和没有进行报复。第三次航行时，锡兰（斯里兰卡），国王进攻郑和船队，被郑和击败，其国王被明朝废除。第四次航行时，郑和船队经过苏门答腊，这里刚好发生了政变。其苏干剌夺取了王位，但是明朝并未承认其正统地位，称为“伪王”。他便率领大军截杀郑和船队，最终被郑和军队生擒。
旧港
郑和的船队还会奉命对沿岸的国家进行了名义上的册封。如在第一次消灭了陈祖义之后，就册封旧港的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第二次远航过程中，册封古里国王，并刻石立碑以纪念此事；第三次远航册封了马六甲国王；第四次远航册封了占城国王；第五次远航册封了印西南的柯枝国王。这种册封极大满足了明朝追求“天朝上国”的虚荣感。
除了进行政治活动之外，郑和船队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朝贡贸易。郑和的船队满载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麝香、铁器、金银等。郑和船队每达到一个地方，就要求当地派遣使者来“朝贡”。当地的官员、使者或者商人则主要向郑和的船队“进贡”一些地方地产来换取所需，如名贵的木材、香料、宝石、珍珠、珊瑚等。郑和的船队在马六甲设置了官厂，这里成为了明朝和各国进行了朝贡贸易的中心。
三，郑和下西洋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增加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 费信著有《星槎胜览》 ，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这些作品介绍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地理、政治、风土、人文、语言、文字、气候、物产、工艺等，为中国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郑和下西洋还留下的《郑和航海图》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记载东南亚到东非沿岸的530多个地名，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
郑和航海图
但是，这些史料基本只有部分人士知道，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十分有限。明朝后期的严从简曾写下《殊域周咨录》，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介绍。然而这本书的记载却是错误连篇，如说苏门答腊就是古代的大食国（阿拉伯），在安南越南藩朗东北，靠近雪山、葱岭；又说锡兰（斯里兰卡）是古代的狼牙须国（位于泰国），说苏禄（菲律宾西南）和琐里（印度东南）是邻国；甚至还说葡萄牙是喃勃利国(在苏门答腊岛西北角)更名。可见明朝后期的中央官员都已经不了解海外的世界。
郑和下西洋除了带来了海外的珍奇之外，还引进了一些工艺技术和原料，对明朝手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从西洋进口的苏麻离青被中国的工匠们用于陶瓷制作，形成了永乐和宣德时期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该时期的瓷器还吸收了阿拉伯和波斯艺术风格，产生了新器型和新纹样。不过在总体上，郑和下西洋对国内的工商业的推动是十分有限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以官方贸易取代民间贸易，也是海禁政策的一部分。
明朝推行了朝贡贸易，通过“薄来厚往”的政策来推动“万国来朝”。在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朝贡贸易的体现。由于明朝对朝贡使团进行了丰厚的回赐，使得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纷纷派遣使团来朝贡。如马六甲王在永乐九年率领妃子、大臣等400多人到明朝朝贡，永乐帝进行了大规模的赏赐，有“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袭，金银器，帷慢衾稠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泽金文绮二、金织通绣膝欄二”。为了得到这笔丰厚的“赏赐”，外国的许多商人也打着使者的旗号来和明朝进行贸易，其结果表面上是世界向明朝朝贡，实际上成为了明朝向世界朝贡。
这种朝贡的贸易的结果就是明朝得到了“天朝上国”的美名，而其他国家则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明朝给予他国大量的赏赐，造成了铜钱不断外流，国内铜钱稀缺，物价上涨。侍讲邹缉曾经上疏:“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除了连年累月花费大量的赏赐钱财之外，郑和持续二十八年的下西洋活动所产生的耗费也惊人的。罗登懋著《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写道:“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赞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永乐帝时期，大臣们纷纷上书“外国取宝之非”，建议停止下西洋的活动。
1421年，由于财政困难，永乐帝一度停止了下西洋。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明宣宗在继位后一度恢复，下令郑和进行第七次远航，随后明朝感到财力已经无法支持远航活动，于是下西洋最终被停止。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但是在成化年间却找不到了。当时的车驾郎中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即使还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可见下西洋是对于明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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