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组通报了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调查处理情况。调查显示，供养人吴啊萍是真实的个人，据吴啊萍供述，她到南京后了解到侵华日军战犯的暴行，知道了松井石根等5名战犯的罪行，遂产生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缠绕；在接触佛教后，产生了通过供奉5名侵华日军战犯“解冤释结”、“脱离苦难”的错误想法；同时了解到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女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女性的善举，因受战争刺激，回国后在家中自杀，想通过供奉帮其解脱。
这个理由很多人看了觉得很荒诞，但是个人认为这作为极端案例来说恰恰是可靠的，特别是如果在闽南地区生活的人来说，浓重的传统和高度复杂的宗教活动氛围下，总会有几个离谱的个案出现。这种风气，其实很多北方人理解不了。
2021年9月德尔塔疫情时的闽南地区
福建民间传统上就有比中原更重的宗教氛围，这种宗教氛围很可能与福建本土严峻的人地关系压力，以及靠海航海进行生产活动中巨大的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福建与中原沟通不便，文教虽不算太差，但与中原江南这种文明重镇还是有不小差距。社会内在压力大，以及与文明核心区有所距离，导致福建民间信仰特别丰富，让同时期的文人士大夫都惊讶不已。
明成化年间成书的《八闽通志》中就有记载“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在在有之。”1871年陈寿祺在《重纂福建通志》写道，“闽人好鬼，习俗相沿，而淫祀惑众”。福建民间社会的过度祭祀是有历史的，士大夫们看了都想吐槽。
福建在近代以来的开埠也并没有改变这种传统，因为开埠带来的殖民主义并不会那么深度地重塑整体社会。而土地革命时期也与福建关系不那么密切，作为“兵家必不争之地”，福建很少经历剧烈的战争和革命，整体民间社会结构也没有经历太大的冲击。时至今日，福建的民间宗教氛围比较浓，其中占大头的是佛教，其次是基督教，再次是道教。以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备案宗教场所数量来统计，福建省仅佛教场所就有3396处，相比之下江苏省1135处，广东省1554处，西藏自治区1765处，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南省才609处。如果去浙江的普陀山，福建游客甚至不比浙江游客少。
在浓重的氛围下，这种民间信仰在基层社会中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几乎是必然，绝大部分信众其实也并不是多虔诚或具备多么丰富的宗教知识，只是相对其他地方福建人还是更重视这种仪式。在社会内部参与人数较多、氛围较足的情况下，里面会有一些离谱的事情其实是种必然事件。如果在福建生活过特别是闽南地区生活过，在乡村或者城市里的家长里短中听到有关“怪力乱神”的内容比例并不会低。
福建人当然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供奉战犯这种离谱操作，越是宗教氛围重的地方，宗族、宗教组织、其他社群其实规范越多，加上国家的法律法规，这反而可以在氛围较重的地方控制社会个体的离谱操作，维持信仰体系的完整性和正当性。而且福建人本来就是政治比较冷感的群体，就算要“淫祀”也根本想不起日本战犯这类人。
由于同根同源，台湾的民间信仰与福建是高度类似的，而由于台湾控制比较松散，台湾省的民间信仰里供奉的人更是乱七八糟，可以说看见什么就可以供奉什么。
供奉二战日本兵的台湾省台南镇安堂寺庙
因此，这位吴啊萍我们可以看出是个个例。吴啊萍祖籍是泉州晋江，“啊萍”其实按照闽南语发音应该写作“亚萍”，“吴亚萍”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合理很多了。这说明的是吴啊萍的家长和户籍登记人员的普通话水平确实不太行，也可以反映这个家庭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吴啊萍到了南京后，南京民间信仰氛围没有福建那么重，因此个体的离谱行为反而没有了社会内部的相关约束，也没人跟她在信仰上解释清楚“解冤释结”、“脱离苦难”不能这么用（大概也只有这个角度她才会信）。加上遇上了只读过小学的僧人灵松，最后这种荒唐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种事情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不过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狗血。吴啊萍是个个案，不过这么离谱的事情本来还是可以有机会阻止的，佛教寺院本身过度商业化，其实才是这个狗血事件背后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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