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清醒
专访 作家 梁晓声
吴小莉：你阳光吗？
梁晓声：忧郁的阳光。
吴小莉：您还享受写作吗？
梁晓声：享受啊，我头脑中还有一些素材纠缠着我，不把它从头脑中搬到稿纸上安放，我就睡不好......
吴小莉：您真是人间清醒。
梁晓声：没有这点清醒的人， 还当作家干什么呢？
当贫与富的差距最近距离呈现眼前，
曾经的穷欢乐会被扫荡得荡然无存
梁晓声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大家庭，父亲是哈尔滨一家建筑公司的三级抹灰工，一家7口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1968年，梁晓声高中毕业后，在北大荒度过了7年的知青岁月。这期间，他创作了第一部小说《向导》，随后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吴小莉：小时候的穷对您意味着什么？
梁晓声：穷当然是最不好的一种感受，当一个环境封闭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只生活在“光字片”，孩子们和孩子们之间可能还有着一种穷欢乐。
当我们最初进入到市里的时候，我们哈尔滨的楼房有些的窗是很漂亮的，是俄式的，看到了和“光字片”不同的房舍，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站在那么漂亮的阳台上，望着街景的时候，你整个作为少年生活的、曾经的快乐，可能会被扫荡得荡然无存。当贫与富的生活差距，最近距离地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有着一种几乎咄咄逼人的、无声的力量。
吴小莉：作为一个个体，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
梁晓声：我们那个时候有可逃循的地方，我在少年和小青年时期是逃到文学里了，我的精神和心灵可以规避的一个地方。
吴小莉：安放的地方。
梁晓声：你想象那么一种情况，在那么破旧的一个家里边，你做着晚饭，然后锅里边是粗粮，苞米或者高粱米在熬着粥，炉火在你面前闪着红光，灯泡的度数又很低，这时候你一边看着锅，一边坐在火膛边的小凳上，同时看着一本喜欢看的小人书，灶口的红光会耀在书页上......
你沉浸在这个书的故事里，那会在你的记忆里留下很好的时光。因为人的心性不可能总是绷紧着，总要给他们有一个可以使心灵停泊在港湾的一个地方。
什么是“成功”？
活出个样来，就是好好活过
吴小莉：有没有哪一部作品，或者文学里面的某一个人的作为，是您特别想成为的？
梁晓声：首先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我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主教。他会把分配给主教的官邸，让给穷人做收养院，然后他搬到穷人们住的收容院；他还要养奶牛，挤出的奶要给穷人们；关键是当冉·阿让从他那里偷走了一些银器的时候，他会说那本来就是属于人民的，他们派人取走了；米里哀主教的衣服会补了又补……
吴小莉：那您的侠士精神呢？
梁晓声：我的侠士精神应该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学。比如《聊斋》有一篇叫《王六郎》，一个渔夫在河边碰到一个溺死者的鬼魂，自称王六郎。有一天，王六郎就跟渔夫告别，说他不久之后就要投生。第二天，王六郎又出现了，渔夫就很奇怪地说你昨天不是去投生了吗？他说昨天我眼见的情形是有一个女子抱着一个孩子，我不能以我一命来换对方二命，何况还有一个孩子。渔夫问王六郎，那你下一次机会呢？他说下一次机会可能几年之后，可能十年之后，可能百千年之后，可能没有。严格说，我读了这样的一段书，当时我好震撼。我突然会觉得会有人是这样的吗？哪一个鬼魂不盼望着投生？而投生的机会意味着什么？可是这个人放弃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后来读书多一点，我可能会喜欢胡适、蔡元培，我觉得能像他们那样做一个知识分子，带给别人一些理解、一些宽容、一些温度，也不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不理解、不包容。这一辈子只有一次能够向那个层面接近一点，临死的时候也会觉得我这一辈子真的是好好地活过。我认为好好地活过不是说我快乐过、我享受过、我的一切愿望成功了等，我认为也包含我想活出个样来。民间说的“活出个样来”可能更多的是指 “成功”，我心里想的“活出个样来”，就是在我们物质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我还想活到像那些榜样式人物 ......
吴小莉：活出个德性来。
梁晓声：靠近。
今年年初，由梁晓声的小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这部电视剧让无数人留下感动泪水的同时，也给梁晓声带来了大量社会媒体的赞誉和关注。
吴小莉：我给您看几个观众的反馈吧，“从《今夜有暴风雪》就开始看您的小说，文学功底扎实、表达情感深沉，他应该是老知青，有生活有思考”；他说“您很深刻，是个纯粹的文化人，不管作品能卖多少钱，从来不是一个文化商人”......
梁晓声：这都是表扬的话吗？
吴小莉：表扬的话，您听得多了。
梁晓声：我一般能有耐力听十分钟，但超过十分钟就不行了。
吴小莉：您为什么不敢接受别人对您的表扬呢？
梁晓声：孩子们听大人表扬多了，他们也会不好意思的，一个大人如果不再变得不好意思了，那这个大人一定是很油腻了。
吴小莉：您反而去看批评您的人？
梁晓声：也不太看。亲爱的同志，因为我才不在意他们的批评。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最清楚，然后至于别人说的，你们如何看我，与我何干？全人类的文学，它最好的时期是跟文化启蒙运动同步重叠的那一个时期，那些作家、那些文学作品所推动社会文化向前的能力，是我们后来一直受益的。到今天，我们依然享受的是文化启蒙的成果。正因为伴随着启蒙，哪怕是一首诗、一幅画，比如说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它都会有着超出一幅画的作用。我们今天的时期，几乎人人都是启蒙者，人人都想启蒙别人关于世界的事、关于自身的事、关于人类的发展，人人都好像站在宇宙看地球看得那么清明，活到今天，我的一个清醒就是再也不装自己很深刻的样子了。
吴小莉：您以前装过深刻吗？
梁晓声：装过。
吴小莉：哪个年代？
梁晓声：得奖之后。得奖之后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个“装深刻”非常像我们曾经说过的某些诗人最初写诗的时候“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所处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家都想被认为是深刻的。
文学的天赋没那么高级，
我不主张把文学看成一个多了不起的事
吴小莉：那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需要这么深刻？
梁晓声：自媒体时期。你突然发现有那么多的妙言隽语在自媒体中产生，他们的语言能力和传达出的看社会和人生的智慧性，一点也不低于作家。
吴小莉：您说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些大家已经出现过，接下来的这些，都是在启蒙运动之后的铺垫产生的一些作者。您觉得年轻作家们怎么样自处？
梁晓声：年轻作家们倾尽写作这件事，能被认为是作家就已经够了。现在作家变成了一个职场，有写的、有评论的、有出版的，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合力，就是我们一定要护着这个职场，可不能被边缘化，不能被平凡化，这个职场一定要依然有着神秘感。而我想说，在今天这职场就是一个平凡的职场。一个年轻人通过写作，哪怕编出一些穿越的故事，大家还喜欢看，解闷了，大家说网络作家也罢，说是像我这样的常青树作家也罢，我们居然还被看成是作家职场上认真对待写作这件事的人就够了。
吴小莉：他需要天赋吧？
梁晓声：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人有千般百种的天赋，而文学的天赋只是这其中的一种而已。而作家自己也不要想象自己深刻，不是给一个人写作品，不是写给人类中多少人间清醒者这些万分之几的人来看，一部好的小说标准就是连初中生和高中生都能看明白。哪个中学生、高中生看不懂《静静的顿河》、看不懂《战争与和平》、看不懂《悲惨世界》、看不懂《红与黑》？那些作品是面向大众的。我不主张把文学这件事看得多么了不起。
吴小莉：现在在创作什么？
梁晓声：现在在完成的是一部年代小说，可能年代更长，应该从1931年开始写过来，写到2000年前后，背景放在东北哈尔滨。
吴小莉：有70年的跨度。
梁晓声：要写三代人，书的名字定为《父父子子》。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始终是悲情多于豪迈，中国各方面都发展得向好起来，实际上是由几代中国人，包括海外的游子们、华人们对祖国的倾注、对祖国的帮助。我觉得反映这一部分的作品相对是少的，因此我要通过我的这部书，把这部分也带出来。
吴小莉：您通常都有创作期、酝酿期，我们很好奇您是酝酿期比较痛苦，还是创作期比较痛苦？
梁晓声：亲爱的同志，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很享受那个想象的过程，一个人物在你的想象中变得清晰了，人物关系也变得丰富了。你逐渐由一个人物、两个人物构建出一个想象中的小社会，我很享受这一点。
曾经也会为名利而写作，
后来我会叩问自己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吴小莉：这一个作品从1931年开始，把这个年代记录下来，您会不会觉得是您的一种使命？
梁晓声：最初开始写作是由于喜欢，这种喜欢使自己有了一点小名气，是一种满足，这会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就是为名和利来写作，到后来的话会叩问写作的意义。那么到今天，亲爱的同志，这一切包括你说的使命感、责任、“书记员”都会淡化了，我已经73岁了，这一切都会变成一个什么状态呢？你就想象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开一个面点铺，他已经做到70岁了，这时候只想是哪一天关上门，对得起到我这买面点的这些顾客，我不可能一直做到死。
因此我今天要做的，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创作《父父子子》，它并不是说我73岁的时候，还有多么强烈的时代的责任感，我一定要把那个完成，告诉人们多少事，而更像是我头脑中还有这样的一些素材，它纠缠着我，不把它从头脑中搬到稿纸上，我就睡不好。
就像面点师傅的一缸面还在那里发酵，很好的一缸面可以做成好的面点，我就不能关门，所以就把这面揉了吧，我就把它做了吧。
吴小莉：您还享受写作吗？
梁晓声：享受！在这个过程中，会跟自己说，这可是我最后的活。其实手力、腕力各方面可能已经不如从前了，只是凭经验会多一些，咱最后的活也别做得太差，因为咱们要关门了。
我在加快步伐做一件什么事呢？缓缓地朝文坛、朝出版、朝文学、朝你们说的读者或者观众或者写作这件事转过身来，然后去走到民间，走到一个小镇，走到一个没有人能认识你的地方，你去散散步、买买菜，最好谁都不认识你，那最后的人生才是我个人觉得充分享受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