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遇险”九十年代初，我的家乡兴起一股去北京种菜热，一个村的几家或十几家在北京郊区集中租地种菜这些种菜的乡人都是拉家带口，在菜地里搭窝棚居住，种得菜直接拉倒市场出售，收入相当不错于是各个村一窝蜂往北京跑，据说有一个村就剩下了七八户人家，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农村信用社发展70年?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农村信用社发展70年
“北京遇险”
九十年代初，我的家乡兴起一股去北京种菜热，一个村的几家或十几家在北京郊区集中租地种菜。这些种菜的乡人都是拉家带口，在菜地里搭窝棚居住，种得菜直接拉倒市场出售，收入相当不错。于是各个村一窝蜂往北京跑，据说有一个村就剩下了七八户人家。
一年夏天，乡信用社组织各村的信贷员到北京种菜的乡亲那里吸收存款。到北京后把信贷员们送到田间地头动员乡人存钱后，社里的干部就开车旅游去了。父亲办完业务，在北京等了好几天，社里的车还没回来，不放心家里（毕竟家里还放着一个保险箱），于是和邻村的高叔决定坐班车回去。班车中途上了几个青年（这种个体班车招手就停），没走多远，这几个人开始抢劫，让乘客们把钱都掏出来，并挨个搜身。车后坐着两个土的掉渣的老农帽子，这几个抢劫的压根就没搭理。而父亲那个用了十多年的破皮包里装了二十多万现金，估计能买两辆他们坐的班车。
奇葩的“合作基金”
我在九十年代就离开家乡，父亲的一些事情知道不是太多了，只是一年年老去，信用站的活儿虽然挣得不多，毕竟轻车熟路也不太费事。
九十年代中期的农村却出现了一个很奇葩的事物：合作基金。这个所谓的合作基金是归乡政府直接领导，也和信用社一样吸收农民的存款，每个村的经办人是村里的会计。由于合作基金存款利息比银行利息高，一时间倒是吸引了不少人去存款。但这个“合作基金”管理非常混乱，比如信用社贷款额度占存款的一半，另一半属于预备金，而这个“合作基金”几乎是有多少存款就可以贷出多少钱，而且乡政府还随意占用资金，搞得乌烟瘴气。那时的乡政府确实很穷，老是占用老师的工资，有时候老师四五个月都不开资，“合作基金”也成了乡政府的“提款机”。由于管理松散，村里的会计都可以占用“基金”的资金，会计赵四好赌，先后输了四万多，大部分是挪用“合作基金”的存款。就这样搞了几年，“合作基金”实在搞不下去了，只好取消，存贷款都归到了信用社。
“尘埃落定”
2000年，父亲年龄渐大，信贷员的活儿被辞退，仅仅给了1300元的补偿金。200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取消农村信贷员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也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在当时贫穷落后及金融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在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扮演着农民银行的角色，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不可替代。而农村信贷员是联通农户和信用社之间的“桥梁”。初期的乡级信用合作社只有几个正式职工，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都是由信贷员来完成。信贷员制度的优点是扎根乡土，信贷员一般在村里有很高的威望，在村子里能受到广泛的信任，否则，村民会把钱存到别的村去。因此，信贷员一般比较固定，村民可以放心的把钱存在信用站；信贷员对贷款的村民也是知根知底，也保障了贷款业务的安全。当然，对有困难的贷款村民也是适当的照顾，每到年底，总有几个还不上贷款的村民找到父亲，“叔，今年没挣到钱，贷款怕是还不上了”，父亲沉思良久：“把利息还了，重立借据吧”。确实有许多贫困户贷款还了许多年才还清，比如，父亲前边那个信贷员病故后发现有几笔存款没入账，被挪用，他的家人立了贷款借据。他家的大小子黑子两口子，去内蒙放了十多年羊才把这笔贷款还清（大概就是黑子娶媳妇欠的债，他家老二没还过）。而另一方面，在外打工回来过年的村民，一到家就把带回来的钱存起来，父亲真的是数钱数到手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深厚的乡土情节，只有把钱存到村里的信用站才放心）。存起来的不仅仅是钱，还有那一分份喜悦、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打工的经历、浓浓的乡情。
农村信贷员制度的取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一方面，农村人口萎缩，固有的客户群逐步消失，另一方面，金融业日渐发达，制度日趋规范，农村信贷员制度已经落伍，但是农村信贷员对中国农村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他们是一个有着百万人的群体，中国农村曾经的“财神爷”，他们的大多数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三十年，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但这群六七十岁的老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也从来没被社会关注过，我们的社会欠他们一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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