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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描述大唐帝国官僚组织的《唐六典》的记载，至此书编写完成之前，曾来朝贡的民族或是国家共有三百个，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征战，到了编纂时，剩下的国家约有七十余国，他们有着各自的领土，并成为唐的四蕃。
此外，玄宗天宝年间，在高句丽出身的高仙芝将军经历连云堡战役的一番苦战后，也有拂林（大秦／东罗马）、大食（阿拉伯）等七十二个国家的人自西域向唐朝臣服而来。
即使这些国家未必都有完善的国家体制，但光是数量就多到非常惊人，且无论“朝贡”这个词是不是中国王朝的普遍用语，也不会改变交流国家数量很多的事实。
不只是官方的朝贡使节来到中国，也有非常多外国人带着各种动机与目的前来；因为他们，唐的首都长安流淌着一种所谓的“异国风情”。
1、从昆仑奴到新罗婢大唐帝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互相交流的场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此阔步而行；此处不但是人种的博览会场，也堪称是某种展示场所。
不只是从西域而来的波斯人、粟特人，甚至连黑皮肤的昆仑奴也来了：
呈现出当时黑人存在的，就属张籍一首名为《昆仑儿》的诗最为有名。
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将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
此外，如同唐代出土、为数甚多的“黑人俑”般，黑人在唐代社会中并不是什么稀奇的存在，只是唐代的昆仑奴并不是非洲人，而是来自东南亚或南亚国家，且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以贡品的方式流入中国。
如果只看脸的肤色，长安大街就跟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大街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就像这样，大唐帝国充满了外国使者、留学生、留学僧、商人、奴隶、旅行的观光客等，对于到四十几岁才出国的笔者来说，只能用“惊奇”来形容唐代的这种景象。
在这些外国人之中，以来自朝鲜半岛及日本的众多求法僧最为人熟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罗僧的活跃；新罗僧侣来到唐朝留学后，有法号记录者就有一百三十位，大唐帝国史书（《旧唐书》及《新唐书》）中留下姓名的人数虽然只有两千六百二十四人，但这已是相当高的记录。
记录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内的五十八名僧徒中，有八名新罗人、一名高句丽人，他们是进入唐之后又再次向西域出发的人，然而新罗僧的比例有六分之一，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是多么的庞大；又《景德传灯录》中记载的一千六百名禅门僧徒中，非唐人者有四十三人，其中四十二人为新罗人。
在武宗时发生的会昌灭佛期间，停留在长安左街（即万年县）的许多寺庙中、被神策军叫去审问的外国僧侣就有二十一人，其中新罗僧有十名，几乎占了一半。
此外，像日本僧侣圆仁一样，在作为外国僧侣却因拿不到祠部的牒而还俗，或是被驱逐回本国的人之中，也有非常多的新罗僧侣。
还有一件特别值得关注的事，那就是滞留在唐的人之中，有新罗出身的奴隶（新罗奴）。
新罗奴在当时又以被称为“昆仑奴”、“新罗婢”而闻名，与此相关的是唐朝后期中国的海盗船出没在朝鲜半岛沿海掠劫新罗人，并将其卖到山东地方为奴，还有这样的事件难以根绝的记述。
当时因为海盗们与山东地区的藩镇有所联结的关系，唐以允许新罗请求的名义，要求新罗派兵，于是新罗方面便派了三万甲兵前来。
虽然这种外国奴隶存在的现象并非唐朝独有，但跟前代相比，在数量上特别显著却是事实；究其原因，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异国情趣”不无相关，而透过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能一窥唐代社会人种构成的多样性。
在进入大唐帝国的人之中，虽然一定有亡国、俘虏等身不由己的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乃是出自个人想法而来到这个国度。
大唐帝国就是这么一个“开放的帝国”、“开放的社会”。
2、外国人在唐朝也能做高官成为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是“机会均等”，让人民依据实力、技能获得评价。
不管是国家有需要或是个人的成就动机，在踏上国土后都不应受到差别待遇，像高句丽人高仙芝、波斯人阿罗喊，都是因其特殊身分或特殊才能而在唐朝廷中活跃的典型人物。
在洛阳附近大量发现了当时移民者的墓志铭，正如这些铭文所显现的痕迹一般，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都各自获得了成功。
外国人透过“宾贡及第”的科举，各自开启了飞黄腾达的为官之路；在这当中，有四名新罗人特别值得注目。
首先是金云卿，他在穆宗长庆年间（八二一至八二四年）及第，并就任兖州都督府司马一职，直到武宗会昌元年（八四一年）归国为止，二十余年间都在唐朝廷中担任公职，甚至到了难以分辨他是新罗人还是唐人的程度。
崔致远在僖宗干符元年（八七四年）及第后担任宣州潥水县尉，并在高骈的手下服侍他，十年间担任淮南入本国兼送诏书等使、前都统巡官、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等职务，僖宗中和四年（八八四年）时回国。
金绍渤于干符末（八七九年）及第并担任太学博士，至僖宗文德元年（八八八年）回国为止，共任职十年。金文蔚在昭宗干宁年间（八九四至八九七年）及第，前后担任工部员外郎、沂王府谘议参军、允册命使等职，至昭宗天祐三年（九〇六年）回国为止，任职九年。
就像这样，在唐的外国人们透过“宾贡及第”获得官职，并度过官僚生活。
宾贡科及第的外国人被称作“登仙籍”，新罗出身的合格者有朴仁范、崔致远、朴充、金夷鱼、崔承祐、金可纪、崔彦撝（崔慎之）等，在他们之中，崔致远在唐时间有十八年，崔彦撝有二十四年，金可纪则在唐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除此之外，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大食的李彦升、康国的康谦等外国人也都特别活跃。
七一七年（玄宗开元五年），阿倍仲麻吕十七岁时为了到唐留学而离开了祖国，在唐进入太学就读，进士科合格后升至左补阙，在那之后获得“晁衡”这个中国名字。他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在唐朝廷中任职五十余年，天宝十二年（七五三年）暂时回国后又重新回到唐朝，最后在代宗大历五年（七七〇年）于长安去世。
活跃于肃宗时期的康谦通过宾贡科入朝后升至鸿胪卿；李彦升在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年）获得汴州刺史暨宣武节度使卢钧推荐而被提拔，隔年在进士科以优秀的成绩合格，这部分与一般外国人所经历的宾贡科路线不同。
3、唐朝的留学生除了上述介绍的人之外，在唐活动的还有高句丽、新罗、百济、日本、大食、波斯、安、康、天竺等各种国籍的人，他们大致上都透过宾贡科活跃于唐朝廷，世界史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让外国人考国家考试，并正式成为公务员呢？
因此，大唐帝国中充满着自外国以公费或自费而来的留学生们，他们主要在国子学中学习，太宗贞观年间扩大了文教的大门，增建了一千两百间学舍，并有八千余名来自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句丽等地的外国学生在此寄宿。
但并不是只有京城才有留学生，地方州、县学也有很多留学生，特别是来自日本、新罗的留学生数目是最多的。
不只是贵族世家出身的子弟们，以个人名义来留学，国家也将这种留学视为一种奖励，敬宗宝历元年（八二五年）五月，甚至有新罗王上奏要求太学生崔利贞、金叔贞、朴质业等四人归国，再将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等十二人编为宿卫，并安排他们在国子监好好学习。
文宗开成二年（八三七年），在唐的新罗留学生有两百一十六人；开成五年（八四〇年）四月，第一批因新罗国灭亡而回国的留学生也有一百零五人。
一般来说，这些留学生有着十年限满还国的规定，他们的人数时常维持在一百至两百人之间，学费与生活费是由新罗和唐政府共同分担，即书籍购买费用是由新罗政府负责，衣食等生活费用则是由唐政府来负担。
为什么新罗学生会这么多呢？
关于这个问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宾贡科及格的多数新罗留学生中，他们大多是被主流排挤出去，到了新罗后期甚至被截断出路。对于这类新罗人，到大唐帝国留学成为让其身分产生巨大改变的机会，在这个地方可以实现他们在祖国无法实践的梦想。
4、唐朝的“质子外交”接下来是“宿卫”以及“宿卫学生”的问题。
所谓的“宿卫”是指保卫宫殿的任务，唐代担任宿卫的武官（宿卫官）范围非常广，折冲府的卫士在系统上又可以被分成三卫北衙禁军，他们会轮流上番，然而唐代所谓的“宿卫学生”，是指臣属于唐的国家将其王子作为质子，也就是作为人质派到大唐帝国的都城、长期滞留在此，并且担任宫殿宫卫这种具亲卫性的宫中守备军。
唐朝对他们采取开放性的态度，并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这也可以看作是大唐帝国包容性的特征之一。
宿卫学生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是宿卫跟学生的合成，所以并非只是单纯限定在军事上的角色而已，而是来到唐朝学习、具备综合概念的外国人。
对唐来说，如果宿卫具有夸耀大唐帝国威望的意义，那么透过学生吸取先进文化的派遣国，自然也有其目的。虽然这类肩负多重意义的学生可以说是一种人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将其视为朝贡使，是一种进行国家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盘性又多样性交流的外交使节。
宿卫学生并不是在唐朝才突然出现，而是早自古代中国就有的一种由国家之间交换质子的形式；可区分为中国内部各势力之间彼此交换的内部人质，以及在对外战争之后，与外国交换的外部人质，而在唐代交换的理所当然是外部人质。
外部人质最具代表性的，要属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西域十八国的国王将其子送入中国当作人质，并自请成为都护这件事，然而，东汉时代看到的外部人质尽管在名称上有些相似。
唐代质子的特征是，虽然大部分的周边民族几乎都向唐派出了质子，但与古代中国质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多必须负责宿卫的任务；在新罗和渤海，则是以一种定期化的制度来进行运作。
其他国家则是在和唐朝缔结关系的过程中派遣质子，但当此关系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不须再派遣；正因如此，从派遣国的想法，就可以看出其各自不同的特征。
此外，这些蕃人、蕃客出身的武士又与一般宿卫不同，异族（蕃人、蕃客）出身的武官全都可以免除宿卫一职，当然，预期的情况是在稍微确认之后就进行任用，]但宿卫并非义务。然而，对于宿卫学生来说，宿卫是很重要的义务。
在宿卫学生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特征：
第一，唐代的宿卫学生几乎都是周边王国要求唐朝提供名额、从而派遣过来的人；
第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皇帝的宿卫任务。
唐朝当然是希望一边统治派遣国，一边又因为这些质子担任皇帝仪仗队的角色而为中国皇帝增添声威。唐太宗昭陵的十四君长像，或是唐高宗干陵的六十一蕃臣像。虽然唐曾一度要将宿卫质子送还本国，并将此制度废止，但唐与外族为了能够炫耀威望，以及持续获得情报等攸关自身利益的缘故，这个制度直到唐末都无法被废止。据统计，共有二十三国派遣宿卫学生至唐。
另一方面，唐代，外国人，特别是由胡人担任宫廷宿卫、仪仗的例子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并非始自于唐，而是自北朝时期就有的事情。北魏初年就已有了先例，前期时有粟特安氏一门，即安同、安原、安颉祖孙的前例，后期则有史宁等事例。
虽然北魏前期的禁卫武官主要是出身自拓跋鲜卑或是其他附从的部族，但北魏并不是挑选在政权建立时就合作过的主导势力的成员，反而是只以容貌或是能力为主，选择那些毫无任何关系的人。
比起出身叛乱家门者，选拔没有特别背景、只对皇帝竭尽忠诚的人反倒会更加有利，也更容易确保他们的忠诚。当然这也跟帝王自身的个人取向是有关联的，比如隋炀帝或唐太宗就很常任用胡人宿卫，随伺在诸多卫府中。
与唐朝敌对的势力派遣质子来唐的例子极少，例如东突厥汗国从来都没有派过，回纥只在安史之乱时有过，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作为对立关系存在的两股势力，与作为信物而交换的质子是不一样的。
从这方面来说，唐代的宿卫学生与古代中国在敌国之间以作为“人质”交换的质子是截然不同的，反而可以将宿卫学生看作是增添了北方游牧要素，并在唐代出现的一种特有制度；同时，仔细思考与宿卫学生相通的“质子外交”衰退后，到了宋代便转变为“岁币外交”这一点，唐代的宿卫学生有着与大唐帝国的时代性合而为一的意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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