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到南方去
口述 | 范俊义
采访 | 黄昕宇
范俊义今年44岁，一头蓬松的长发扎成马尾。他打鼓29年，是一名职业音乐人。他加入了五六支乐队和乐团，其中最知名的，是歌手腾格尔的苍狼乐队。同时，他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打击乐专业教师。作为一名行业内的资深鼓手，他也是一些乐器品牌的代言人。
和许多职业音乐人一样，在事业有成之前，范俊义有多年在酒吧、夜总会驻场的经历。
范俊义是内蒙临河人，15岁进入临河曲艺团学鼓，曾随团辗转内蒙、山西二三线城市及乡镇演出，随后加入一支当地流行乐队，开始在歌舞厅驻场。九十年代，在南方经济特区，经济急速发展，娱乐业随之繁荣，无数歌舞厅、夜总会吸引了全国各地搞音乐的年轻人。范俊义也和乐队的兄弟们一起南下打拼，经历了九十年代海南娱乐业的兴盛和衰败。之后，他又辗转北京、青岛、深圳干场子。直到2001年加入腾格尔的苍狼乐队，他的乐手生涯才发生转折，生活稳定下来，事业逐步发展。
以下是他的口述。
2015年，范俊义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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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过去的内蒙古临河市，现在已经改为巴彦淖尔市的临河区。
八十年代末，来自安徽的段永亮在临河成立了临河市曲艺团，他过去是说相声的，后来做演出，在成立曲艺团之后请到天津一个有名的老相声艺人赵学礼，一起到各地演出。现在叫巡演，过去叫走穴，走各个二三线城市和乡镇。不仅演相声，还有那时刚兴起的流行歌舞，还挺新潮。1990年招收学员前，他又专门去了几次北京，费尽周折，终于请到侯宝林的师弟王世臣，来我们临河市曲艺团作为艺术顾问。当时培训项目有相声、还有歌舞和乐器。培训三个月，接着一年实习期，实习合格可以留团演出。招生启示写着：姜昆、侯耀文等等是艺术顾问。
那个年代，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一说能见到名人，大家就很兴奋。我姐姐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她决定报名，我父母就让我跟我姐一起报名。那年我十五岁，是团里招收的第三批学员。
我们家是农村的，但爸妈都喜欢文艺，我妈喜欢唱样板戏和晋剧，我爸自学笛子、二胡。我们家八十年代末买了一台音质不错的录音机，父母都喜欢听音乐，那时候开始流行通俗歌曲了，我记得有那英的《山沟沟》、崔健的《一无所有》、童安格的《借我一点爱》都很流行。我特别喜欢听流行歌曲，觉得跟以前听到的民歌很不同。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唱得很好，也爱唱，但十几岁变声后高音就唱不上去了，后来也就很少唱了。我当时自学了霹雳舞，还在学校表演过。所以我妈让我去报曲艺团时我并不是很想去。我妈说，你报舞蹈，再报个鼓。我说我不喜欢鼓，我妈说你试着学学就喜欢了，结果就按我妈妈的意思报了。
鼓就是架子鼓，也叫爵士鼓，当时一共有十几个人报名要学鼓，老师拿来十几副旧鼓棒发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练。我在家用鼓棒打纸箱子，铁桶，还有旧的铁茶壶，只要有空就练，中午回家吃完饭也不休息，把我父母吵得睡不成午觉，有一次实在是太吵了，妈妈说：你就不能歇一会儿？我说：你不让我练，我怎么进步啊？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到团里让团长审查，看完之后他说所有学鼓的就我练得最好，我很开心。我当时打的是：单跳大概150速度的四连音，另一个是前八后十六节奏型，也就是人们说的马蹄点儿。于是让我用一套特别破旧的鼓练习，不支砖头不挨桌子都立不住，但当时已经心满意足了。团里当时租的院子在市里，我每天早晨从家里骑五六公里自行车，一到那就把那套鼓摆起来，开始练，中午回家吃饭前还得拆掉，免得影响同学出入，因为鼓就在男生宿舍的门旁边，下午来了再摆起来练。就这么自己练了一个月，我就可以和团里乐队合作了，他们排的一些歌，我听几遍就能打下来。当时排的歌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歌声与微笑》，这首歌也是团里演出时的开场曲。
接着我就开始跟团演出，一走就是两个月，从临河出发，去包头、呼和浩特一带的区县、乡镇演出，一直演到山西。我们当时是学员，没有演出费，两个月下来一人给了二十块钱补助，确实太少了，当时团里一个女歌手也是学员，拿到钱当场就撕了，觉得很心寒。
团里演出换场地时就租大巴车，那会儿我们叫大轿子。有时候是“敞篷车”，就是拉货的东风汽车，十几二十人连人带演出设备一起挤在后面。有的车刚刚拉过面儿煤，一路风吹，到地方每个人脸都是黑的，互相在那儿笑。我们去演出自己带铺盖，演出的地方一般是当地的露天剧场，男学员晚上留下看舞台和设备，就睡在舞台上。那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记得路上给我妈写信，最后一句话说，“天气挺冷，我穿得挺厚”。其实就没带什么厚衣服。不知道会走两个月。
团里每天发四块钱伙食费，那钱就够吃个方便面，有时候我们看场地，露天剧场也没有水，就找附近居民要点热水，拿刷牙杯泡方便面吃，结果水是温的，方便面根本泡不开。差不多就吃了。有一回到了伊盟桥头镇，属于沙漠地带，缺水特别严重，没有地下水，生活用水都是马车和汽车运来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白要。白天燥热，我渴得不行，剧场外正好有个推自行车卖冰棍的人叫卖，我就把手上的钱都买雪糕了，吃了几根，甜的，根本不解渴。我只好找了家面馆，求人家让我喝点水。人家看我一十几岁小孩，就同意了。我用那个舀水的小瓢一口气喝了得有五六瓢，生怕自己渴死。第二天拿到伙食费还专门去那家面馆吃了碗面表示感谢。
我觉得当时演出效果还是可以的，舞台后面有纱幕，背光面光和侧光。我们有宇宙灯，就是一个圆球上有十几个彩色灯孔会转的灯。还有一个效果很好的灯，那会儿我们叫“雪球”，是一个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大圆球，表面贴满了很多特别小的正方形的镜子，用一个白光灯照着它会反射出很多白色的点，像在下雪，所以叫雪球。我们在地上放一个宇宙灯，舞台中央的正上方挂一个雪球，灯光一开，雪球一转，那个舞台气氛就出来了。
小地方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演出，每次演出来看的人都挺多的，还有人不想买票，干脆翻围墙进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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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艺团出去演出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我们这些学员一般都是农村孩子和草原上的牧区孩子，能吃苦，很希望表现好能留下来，以后从事文艺工作，总比回家种地放牧好，所以都挺任劳任怨的。
回到临河后我们继续演出。我们当地把赶集叫做“赶交流”，有卖吃的，穿的，玩具，综合市场，什么都有，有演杂技的，也有文艺团体搭着帆布大篷演出。我们团里在当地请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二人台班子，每次演出前有一个“打嗵”环节，就是以民族小鼓的节奏为基础，各种锣、镲一起即兴表演一段。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很快把每一个的打法都学会了，最喜欢打小镲，因为它有独特的技巧。小镲有弹性，打完一下会有“当啷啷啷”持续的震动延音。他们觉得我挺有天赋，想教我学二人台，还有人要介绍我去巴盟晋剧团，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还是喜欢现代流行音乐。
但没多久，我就被临河市乌兰牧骑（后来叫临河市歌剧团）的键盘手郝军发现了。他们有一支流行乐队，在歌舞厅伴奏，算我们当地最好的乐队之一。他们正好缺鼓手，让我跟他们排练了一次，就把我拉进乐队了。就这样我离开了曲艺团，因为还在试用期，离开时团长很不高兴，没办法，我想追求更好的发展。
乐队是四个人，吉他、贝斯、鼓和键盘。其实键盘是比较洋气的说法，那时候我们还叫电子琴。原来在曲艺团有一台电子琴，我特别想弹一弹，每次特别积极帮团长他们干了什么体力活，趁他心情好，我就提，可不可以让我弹一下琴，提了五六次，只有一次团长勉强答应了。那叫一个开心。
郝军有一台琴是卡西欧670，还有一台雅马哈38，那时候在我们当地都算非常不错的琴了。郝军教我怎么扒带记谱，但他是个弹键盘的，不会打鼓，只能凭感觉教我一些东西，其他的我就自学。进乐队后第一个演出的歌舞厅叫大世界歌舞厅，当时在临河市是最好的，鼓是价值12800的一套日本产的黑色珍珠鼓，那打起来真是跟我原来在曲艺团打的破鼓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白天就在歌舞厅排练，老板会要求我们排新歌。我们本身就很喜欢音乐，一出新歌赶紧买磁带来听，扒歌，照原版写下谱然后排出来。那时候排一些《昨夜星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之类的流行歌，还有潘美辰、苏芮等等的歌。
我在歌舞厅一天挣十块钱，一个月有三百。那时我姑在粮油公司上班，属于国家正式单位，工资一个月一百五，我比她高一倍。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以后，乐队队长郝军就说，咱们干这行不能穿得太普通了，形象很重要，毕竟要上舞台的。带着我们去买衣服，我就听他的，买了一双一百五的皮质的白色波鞋，买了一条一百多白色牛仔裤，还有一件像丝绸材质的上衣，风一吹特别飘的那种。这样一身穿上就时尚多了。
郝军特别有魄力。九十年代初，夜总会在南方特别火，尤其是深圳，“1979年，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深圳是经济特区很发达，夜总会场子也好。他直接跟人联系，听说深圳有个场子有机会，就去深圳了。一到那里，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夜总会在深圳下面的一个县城里，也不是很好的场子。他在那儿遇到一个湛江的歌手，说海南特别好，也是经济特区，歌舞厅行业非常发达，他俩就直接去了海南，一看确实特别好，他很快联系到一个场子。那时大家家里都没有电话，电报五毛钱一个字，他很快发电报给我们，非常简短，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过来。
对我们内蒙这种内陆小地方的人来说，海南一听就是个好地方，有海，而且南方经济特区对我们诱惑很大。我们马上去买票准备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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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吉他（张港）、贝斯（那日苏）三个人从临河出发，三个人连行李带琴和效果器一共拎了九个包，坐了六天火车一天船，整整七天，几经周折才到海南。
从临河到广州的火车票101元一张，没有直达车，到了呼和浩特签字盖章，换趟车继续走，到北京又签一次，到郑州再签一次。我走的时候我奶奶给我带了一袋子煮鸡蛋，我为了省钱没舍得吃，想留着饿了再吃，结果火车上热，到北京拿出来发现九个鸡蛋都坏了，把我可惜坏了。到郑州我们都已经累坏了，下了火车感觉两边路都还在往前晃。“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当时电视广告天天放这个。贝斯手带了2000块钱，他没带贝斯，我们和他一起去亚细亚商场用2000块买了把贝斯。
终于到了广州，车站人特别多特别乱。我们把包放在脚边，有一个当地人走过，很自然地拎起我的包就走，连跑都不跑。我喊，“干嘛，这是我的包，放下！”他就看了看我，不大情愿地放下，也不跑，特别自然，继续在边上转悠。我一看他们一伙大概有八九个人，人太多了，可能身上还有刀什么的，怕打起来吃亏，也不敢跟他们计较。他们打量我们，三个年轻小伙，也就没再找我们麻烦。
那时晚上十一二点了，贝斯手打了个摩的去码头看第二天去海南的船票，回来说最早一趟早上七点多开船。我们当时就商量，在广州住旅店太贵了，直接在火车站附近的凳子上躺会儿，天亮直接坐公交车去码头。当时我已经五天没有踏实睡觉了，特别累，找了个两人坐的石头凳子，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睁眼一看，裤子两边兜的位置都被用刀子划开了，我第一反应就是找我那双一百五的白色波鞋。鞋和衣服都在地上扔着。再一看，贝斯手旁边压着九个包，全部被割开翻遍了，他还在打呼噜呢。我赶紧把他叫醒，他看自己的裤子、衣服、包都破了，就从破包里翻出针线，开始缝包。吉他手不知道上哪儿了，那时没有手机，我们只好在原地等。一会儿他回来了，裤子也是破的。因为我睡的时候他说不困，自己晃悠了一圈，走困了，也找个地方躺下睡了，当他醒来时，发现他妈妈在他内裤里加了一层布，缝进去的一千块钱没了，兜里的打火机和香烟也都没有了，瞬间觉得天昏地暗。后来我们听说广州火车站那时候非常乱，有人用那种喷雾，像古代的蒙汗药，人吸入后至少昏睡两小时。我们估计就是睡着时被喷了，所以被割破衣服翻遍包根本就不知道。
那时我们三个人身上只剩下我带的五百块，出门前我妈妈把我裤子的裤腰拆开，把钱放进去缝上，在腰带里面压着，所以才没有被偷走。那时也没办法了，天都亮了，去海南要紧。我就赶紧打了个的士，我们拿上破包上车赶到码头，船票一人七十，坐了23个小时的船，中途在船上点最便宜的饭吃了一顿。
到了海口，我们给郝军打电话，说我们到海口了。他说，你们到了啊，我正准备回去呢。原来我们路上花了七天，他之前找的场子已经试了其他乐队，已经开始上班了。但来都来了，没办法，我们只能先投奔他去了。码头那儿就来了个骑三轮车的海南人问，“你们要到哪里，我送你们去好啦”。南方口音特别重，好像香港片里听到的。他就把我们拉到郝军住的地方，找了个最便宜的一天五块钱的旅馆，硬板上铺个草席。放下东西到路边摊一人吃了一小碗牛腩饭，四个人就找工作去了。
晚上我们到一个叫桃园歌舞厅的地方，说我们是内蒙来的乐队，问需不需要。运气很好，老板正好想换乐队，第二天我们去试，他一看挺好，让我们隔天就来干活了。我们一起排的都是大陆流行歌，南方这边歌舞厅流行的全是张学友，赵传，庾澄庆一类港台的，我们只会五六首，而一晚上得唱三十首歌。我们真的是在一天内最快速度把二十几首歌记下来，跟歌手排练，开始在这家歌舞厅驻场。
我们就住在歌舞厅里。晚上演出完，舞台上、舞池里或者卡座沙发上，想睡哪睡哪。天很热，也不用铺什么，躺下就睡了。吃饭就吃员工餐，我在那里第一次吃到苦瓜，海南也叫凉瓜，我们北方没见过这种瓜，我看它翠绿翠绿的很漂亮，就盛了一份苦瓜炒肉。一吃，怎么这么苦啊，还把肉都弄苦了，特郁闷。后来发现南方人喜欢吃凉瓜，下火，慢慢我也变得很爱吃。
当时是夏天，歌舞厅营业结束后就把中央空调关了，里面又闷又热，只能开窗通风。一开窗蚊子就来了。我在沙发卡座上睡。卡座那儿全用塑料做的绿叶子做装饰，虽然是假的，也很招蚊子，我没办法就忍着让蚊子咬。吉他和贝斯他们俩人睡舞台上，支了四个话筒架，用幕布那种薄绸子盖在上面当蚊帐，睡在蚊帐里。有一天晚上两三点，贝斯手起来上厕所。那天月亮很亮，他走回来一看，突然不敢进去睡了。话筒架架起来的幕布是深粉色，月光照在舞台上，那个帐篷有点发红，看起来跟棺材一样。
1993年底在海口的海边，范俊义和乐队的朋友们，从左至右：张港，旺那日松，郝军，那日苏，范俊义。
1993年，范俊义在海口
1994年，乐队在海口（上：旺那日松，下：那日苏，左：张港，右：范俊义）
1995年乐队在三亚，从左至右：旺那日松，张港，范俊义，那日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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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一到海南，我发现满大街都是长头发。那时摇滚兴起，两股尖儿黑背心，浅色或蓝色的牛仔裤，高帮军勾鞋，大长头发，再戴一墨镜，这就是最正的摇滚范儿。那时全国各地好多搞音乐的都集中到海南。在那个环境下，形象上得像那么一回事儿，不能输人。于是我也开始留长头发。
当时海南经济繁荣，娱乐业极其发达，来歌舞厅消费的有钱人特别多，有投资房地产的，有私企大老板，还有很多做国家项目的公务人员。我们刚到海南是夏天，穿短袖短裤都热得不行，我一看这些消费的人怎么都穿西服打领带，不热吗？后来一想，人家住的地方有空调，去的地方也有空调，一出门就上小汽车，也是空调。
大部分人花公款，钱都不是钱，一晚上消费两三万很正常。那些客人，真的像港片里那样，坐下来，把像个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往桌上一立，特别牛。给歌手小费是用盘子盛的，一出手，几千块钱现金转一盘子。歌舞厅的MC还会说，几号桌某某先生给小费多少钱。别桌的人都往你那儿看，太有面子了，头都是上仰着的。有的人一激动就再来一盘子。我听说有一次一个大场子来了个有钱老板，要点歌，另一个大老板先点了，他就说，先唱我的，我给你加钱。那个一听也加钱。两个人较劲，一直加到15万，其中一个带的现金不够了，没拼过，特生气，还打电话让人给他送钱呢。
服务员里会说话，会跟大老板来事儿的，一拿小费就上千块。有聪明的，很快就能到大老板公司里谋个职位，爬得很快。
当时一说海南，就觉得是宝地，钱多机会多，有本事有胆量的人都往那儿跑。海南是特区，从大陆去海南，要在边防局办特区通行证，到那儿还要办暂住证，如果被查到没证必须补办。后来人太多了，如果被查到没有暂住证，会被拉到一个地方干活，挣够回去的路费，直接遣送回去。
我们在歌舞厅干场子的乐手歌手，得参加海口市文体局组织的考试，办演员证，否则不让上岗。我还考了个甲级。特区工资高，刚开始我一天挣30块钱，一个月900，在那里只属于中低档。1992-1994年海南最大的四个场子是望海楼、狮子楼、东湖和中国城，望海楼的乐队一个晚上最高能拿2000，每人500。那时海南大的歌舞厅都是几千万的投资，场地大，音响设备都是最高级的，请的乐队也都是高手。我去看他们演出，觉得特别酷，效果简直比磁带还好。因为竞争很激烈，我们也想尽快提高业务水平，每天演出完，就到结束比较晚的场子，在舞台侧面看那些最好的乐队演出，去学习。
1993年零点乐队跟东方歌舞团去海南演出。零点1996年首张专辑《别误会》在北京发行，主打歌曲《别误会》成为年度最流行单曲之一，1997年凭借一首《爱不爱我》大火起来，是我们临河那儿出去的最有名的代表乐队。零点的吉他手是我们乐队吉他手的师父，我们贝斯和键盘跟他们也认识，所以他们到了海南，还特地来看看小兄弟们演出。我们觉得大腕来了，特别想请顿饭，可惜他们时间安排不过来。于是在他们离开前，我们去超市买了得有两千多元的吃的，全挑的最贵的进口食品，几十一盒的巧克力买了好几盒，拎了两大袋东西送给他们。一方面表示一下对前辈的敬意，另一方面，我们也拜托他们，能不能帮我们弄点音乐资料。
当时能跟着学的音乐资料除了磁带只有录像带，在乐手圈属于稀缺资源，相当于习武之人的武林秘籍。哪个人要是买到或翻录一盘好的教材录像带，有无数人找过来，关系好的兄弟才会免费让你拿去翻录，不熟的都要请吃饭套近乎。零点乐队当时马上答应帮忙。后来我们吉他手回老家时顺便去北京，找他们翻录了几盘录像带。
我们在歌舞厅住了半年后开始租房。我和吉他手合租一间月租300块8平米的小房间，后来又合租一个小阁楼里的小房间，站着都直不起腰，夏天蚊子多，点蚊香都没用，一喷灭害灵把人都要熏死了，得开窗晾好久。键盘和贝斯也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里，我们每天一起做饭吃，一起骑自行车上班。我们键盘买了录像机，几个人反复看那几盘教学录像带。
1993年年底键盘手郝军退出乐队自己发展，我们贝斯手从呼和浩特叫来了新的键盘手旺那日松，继续我们的音乐之路。
一天最期盼的时间就是吃夜宵的时候。海南的夜宵摊太丰富了，打边炉，吃鸡肉，还有炒粉、海南鸡饭，各种当地菜。海南的炒空心菜太好吃了，我有两个一向只吃肉不吃菜的朋友，一吃空心菜根本停不下来。到海南开饭馆的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所以四川火锅、东北菜、湖南菜，全都有。海南夜里的大排档真是一景，太热闹了，晚上凉快，一桌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着，小风一吹，真是最好的消遣。我们每天十一二点下班了，就到大排档喝到快天亮了，看天色放光，行了，回去睡觉。
大排档什么人都有，我们见到各种大文身，满背的鱼啊龙啊骷髅头啊，什么都有。有一次我们吃夜宵，忽然来了几个人，看着就不像普通人。结果是特警，走到一桌的面前冲天开一枪，喊，“谁都别动！”有个人站起来就跑，特警马上上去拿凳子一下放倒那人就抓走了。后来听说那人是个杀人犯，犯案后逃到海南。
当年海南的气氛真是不一样，鱼龙混杂。听说有不少安徽和东北的犯了案后逃到这里的黑社会。也听说过雇凶杀人的案件，大白天，一个骑公路赛摩托车的追上一辆的士，隔着玻璃一枪把人给打死了。摩托车没车牌，那时也没有监控。犯人直接坐船往广东一走，根本找不着。
那里有很多游戏厅，我们有时候去换币玩雷龙、俄罗斯方块之类的游戏。有钱人去游戏厅玩牌机，赌博，拍对了，钱翻倍，拍错了，就一分都没了。那里工资高，玩的东西也多，有的乐手钱多了就有了惰性，有的人沾染了赌博或者毒品，手上的活就渐渐荒废了，人的状态也越来越糟。
我们几个都是比较自律的，也比较踏实，在每个场子干的时间都比较长。工资稳步上涨，从30一天，到60一天，后来90块钱一天，再后来100多又到200，慢慢的我就攒下钱了。我是农村家庭的孩子，当时来海南拿的500块钱，还是家里拿了200，又找亲戚借了300才凑上的。挣了钱，我不想乱花，就想着寄回去补贴家里。那几年我也过得很节省，最大一笔开支是花1200元买了一台山地车，那感觉就跟现在买汽车差不多。剩下的钱我基本都寄回家里，头三年寄了四万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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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泡沫经济，没过几年就崩溃了。开发的一大片的房地产，楼里都长草了，就看到空楼架子，就荒在那里。我们在歌舞厅干场子的乐手，工资都往下降，然后渐渐发不出来了，夜总会一家一家倒闭，大家也都渐渐离开了。
1998年我们回到呼和浩特，在机场附近一家夜总会干活，工资一天五十。我们住在机场职工宿舍，生活百无聊赖。白天出门，年轻人都上班了，看到的都是老人孩子放风筝，有一天我也去放，缠了别人的线，还被老头狠狠瞪了一眼。突然从海南这么浮华的环境回到内蒙，钱也变少了，挺不适应的，有种从头开始的感觉。
不过干了这么多年乐手，认识的人也多了。这年下半年，朋友叫我到北京发展，还是干酒吧。在北京我认识了一些玩金属和摇滚乐的地下乐队，不干场子，他们玩原创，很难出来，几乎没有收入和经济来源。那会儿在北京大多数玩摇滚的都叫“穷摇”。我们干场子的酒吧乐队，相对来说比较挣钱。最起码得有稳定收入才能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当时有很多人都是挣不到钱，在北京无法生存就回了老家改行了。
90年代末，北京有个很火的酒吧叫男孩女孩，2000年初他们在青岛和深圳相继开了新的分店，要找好的乐手过去热场子，把新店生意带起来，朋友就把我推荐过去了。第一年我先是去了青岛。有一天我和我爱人去逛超市。我走着走着，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他说，小伙子我看你面相特别好，我给你看看相。我跟他摆手。他就说，我看你真的不一样，算完了你不给钱也行。他这么一说我就告诉了我的生辰八字，他给我看了手相，他说，明年阴历十月份的某一天，你的命运就改变了。他说得特好，我觉得应该给点钱。我身上就一百块钱，拿给他，他给我找了五十。我爱人走过来，一问什么情况，听说我花了五十算命，说，你神经病啊。
青岛的新店带起来以后，2000年末我又去了深圳新店。2001年十一月份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贝斯手电话，说腾格尔的乐队正准备换鼓手，你如果明天天黑前能赶来就能跟腾哥合作，你要来不了，他肯定就找别人了。电话一挂我马上订了第二天的机票。到北京后过了两天腾哥和乐队排练，排练结束后他很满意，对我竖着大拇指说了一句，“哎呀，这才叫鼓手！”
我们那个年代的乐手不像现在，做得好了可以成为明星鼓手，可以做大师课，做个人演示，给一些品牌做代言。对于我们这样干场子的乐手来说，只能一直干场子，没有什么出来的机会。干这行是很不容易的，各处漂泊，遇到受骗、被拖欠工资的情况也特别多。有时候，招乐队的舞台总监拿钱跑了，我们乐手拿不到钱，找老板，老板说你去找招你们的人，最后这钱就拿不回来了。走这行也很看运气，音乐行业是很艰难的，有很多出来闯荡的同行，最后在大城市混不下去，回到家乡放弃了这个职业时，是很灰心丧气，也很没面子的。对于当时的乐手来说，能给明星大腕当乐手，就是最好的出路。
我的音乐生涯就从那时起改变了。那正好是阴历十月份，跟那个算命的说的一模一样。我从此加入了腾格尔的苍狼乐队，一直合作至今。
现在苍狼乐队的键盘、贝斯、鼓都是我们当年海南的人马，吉他手张港结婚后回老家发展了。我现在不干场子了，目前我参加的乐队、乐团有五六个，同时在现代音乐学院教课，也带自己的学生，工作上安排得挺满的，收入也比较稳定了。
但之前很多年，我都在各地酒吧、歌舞厅干场子。我们那个年代从事音乐行业的人，很多人都有过干场子的经历，像杨坤、沙宝亮、羽泉，都是干场子磨练出来的。九十年代我们在海南时，刀郎也是在歌舞厅驻场的键盘手，艾斯卡尔是驻场歌手。我们有一次去狮子楼找朋友，他让人出来带我们进去，带我们进去的人就是当时在那儿驻唱的歌手黄绮珊。那时不像现在，有选秀，有各种机会，很多音乐人都是这么磨练出来的。我想到自己从15岁学鼓到现在，29年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一直以音乐为生，觉得很幸运，也很感慨。
2004年，苍狼乐队在美国，从左至右：范俊义，贝尔，刘晓光，腾格尔，张全胜，那日苏，荒井壮一郎。
范俊义。
—— 完 ——
题图为1994年范俊义在海口。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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