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人写文章，进而收点谢礼或酬金，这事儿其实古已有之。比如被汉武帝废掉的陈皇后曾花百万金请司马相如写《长门赋》，尽管这篇文章的真伪存在争议，但当时就有“千金难买相如赋”的风评，所以稿酬这事儿在当时应该是存在的，只是并不普遍。而东汉的蔡邕疑似有替人写墓志铭而收受谢礼的记载，估计在当时已经逐步形成风气。
洪迈在《文字润笔》一篇中说“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这里的晋，估计是指晋书中记载的陈寿索要润笔之资的事儿。《晋书·陈寿传》中，有人请陈寿为其父立传，陈寿说：“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这是目前最早的有关润笔之资的记载。
而到了唐朝，润笔之资才真正普遍起来。
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收润笔费的。基本就两种。一种是为人写的文章词赋之类。另一种则是写碑记、墓志铭等。
第一种基本是因为自己写不了，没那个能力，所以找人，比如陈皇后请司马相如写《长门赋》。
第二种则基本都是赞颂先祖的，所以自然写的人名气越大越好，这样才能让死者及后人更为体面，冯梦龙就曾说过“随你恶如盗跖，少不得一篇极好的文章送归地下”。而韩愈则是有名的写墓碑的大师。他曾给一个叫王用的人写墓碑，然后自己还记了账，在《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中，明确记下了润笔收入：“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 韩愈有个学生叫刘义，有次去韩愈家里，看到韩愈家中放了许多润笔的来的财物，就“持愈金数斤去”，说这些东西都是拍死人马屁得来，就当作老师给自己的生日贺礼吧。
司马光曾说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他那么大的名气，找人写碑文的人自然很多，以至于刘禹锡在纪念他时说“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所谓一字千金，不过如此。
拿人手短，收了润笔费，有些政治任务自然也得做，所以在收了五百匹绢之后，韩愈写了《平淮西碑》这样歌功颂德的碑文，说来也是平常之事了。
自然也有例外，比如友情。他给柳宗元写墓志铭可以确定是没有收费的，但这显然只是少数的例外。所以顾炎武、章太炎都曾批评韩愈不忘利禄、追逐润笔之资。不过讽刺的是，章太炎曾收了三万银洋（也有说是五万）的润笔费，为杜月笙写了《俠而儒者》。
当然不是都像韩愈这般“不忍须臾之穷”。比如萧俛，唐穆宗让他给王承宗写碑文，萧俛说：“这人没啥可写的，我写了，人家就会给润笔费，可这钱我拿着不安心”，最终穆宗也就罢了。
唐文宗的时候，宰相裴均的儿子找到韦贯之，希望能给裴均写墓志铭，但韦贯之鄙视裴均的为人，说：“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写”。
而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中说元稹生前委托白居易为他写墓志铭。在元稹死后，白居易依约写了墓志铭，元家答谢了价值六七十万的财帛器物，白居易再三推辞，不得已才收下，然后把这笔钱用来修缮香山寺，也算是给元稹积了功德。柳玭书法甚好，被贬为泸州刺史后，东川节度使顾彦辉请他写一块功德碑，柳玭说：“如果您给润笔费，我就不能写了”，当然这是气节使然还是其他因素，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宋朝，润笔的风气依然流行，但有些人不愿意谀墓，所以不写墓志铭。比如苏东坡，虽然也接受润笔，但不写墓志铭，仅给富弼、司马光、赵抃、范镇、张齐贤五人做了墓志，且都不收润笔，另有两篇墓志铭也是替张齐贤作的。苏东坡在翰林院的时候，曾有诏要他给枢密院的赵瞻写神道碑，他也推辞不写。曾肇（曾巩的弟弟）和彭器资是多年好友，彭器资死后，曾肇给他做墓志铭，彭的儿子送来大量金银作谢，曾肇坚持不收，说：“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所以才为你父亲写墓志，你非要给这些东西，这不是对长辈的礼数”。
润笔的存在，看起来像是文人鬻文谀墓，有失斯文。但其实也是文人社会地位较高的体现，总的来说，主动索要润笔的相对较少，基本是主家主动给付，当然，随着风气的流行，该给多少，其实也不用文人明说了。
不管怎么说，润笔作为一种现象，和当今的稿费还是有着较大的不同的，毕竟润笔的那些作品，都不是拿去卖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也是另一种文学意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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