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旧式农民战争。在这一历史运动中,天国妇女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实践的总体和本质来说,太平天国仍然维护了封建主义的男女不平等,而决不是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受到原始基督教宗教平等观念的很大影响,在其文书中出现了一些貌似主张男女平等的词句,并且由于战争规模和进程的客观需要,妇女被动员直接参加作战和劳动。这整体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使人们认为太平天国实现了男女平等。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历史原因(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1)

太平天国的钦定文书中多次提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这一直被认为是太平天国主张男子与妇女平等的理论基础。但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思想上其实一向是信守“男尊女卑”,轻视妇女的。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历史原因(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2)

洪秀全曾有一次对杨秀清说:“我昨上高天,见天父天兄,坐旁一是孔某(即孔子),一是女子,心疑天堂那得女流,因问天兄,天兄云:“此即凡间所称观世音’。”因为观世音也是“天父之女”,并且“在凡间劝入为善”,所以才得以女子身份进入天堂,假如是普通妇女,以洪秀全看来,是没有上天堂的权利的。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历史原因(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3)

洪仁玕在谈到不拜儒教圣贤时也说:“在有志有为者,亦以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特欲法彼之仁义忠信孝悌廉节而已,独何必效妇儿之行而拜彼哉!”在他看来,“丈夫之行”是理应与“妇儿之行”有区别的,妇女之行不能成事,也不足效法。尽管这里洪仁开论及的是对儒教的态度,但他同时表露了贬低妇女的思想倾向。

因为妇女地位低下,无足轻重,她们就没有发言权,只能附属和服从于男子。早在1852年太平天国颁印的《幼学诗》中,就特别强调“妇言终莫听”、“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

1857年颁刻的《天父诗》又以天父名义强行判定凡事“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妇错无哥错”。

既然妇女是男子的附属品,她们的所谓贞节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天国规定,“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皆称贞人”,因为“妇女以贞节为贵者也。”并且由此规定,妇女在丈夫死后不得再改嫁。洪秀全在得病以为自己将亡时,就对其妻赖氏说:“尔为朕妻,尔不可嫁。”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之类封建礼教的直接继承。洪秀全曾经下诏说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在天国领袖们看来,夫妇的次序绝对不能颠倒,男女的地位也绝对不能混同,否则便是“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这里,男女不平等思想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历史原因(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4)

妇女是男子的从属品,这就决定了,一面是限定妇女要“顺从”、“贞节”,一面是天国上层领导妻妾。

洪秀全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定都天京后,他深居于“大小臣工,到此止行踪”的天王宫中,由数以百计的嫔妃服侍他,而其他男子不得进入。幼天王在自述中也说他自己共有八十八个母后,且在他九岁时,洪秀全就给他配了四个妻子,称为幼王娘娘。杨秀清、石达开等天国诸王也都是嫔妃成群出入呼拥,并且“在女馆中搜求童女,初名选美女,继称选王娘。”这表明,天国领袖们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并没有超越封建帝王的眼界。

洪仁玕的儿子记述陈玉成在苏州会见李秀成的情况时,曾说;“至苏之日,忠殿设宴相款,予亦在座……酒半,忠府女乐八人,来相侑觞,既令伴宿。”太平天国的王府中甚至备有妓乐,那么,妇女解放又何从谈起?

天国领袖们非但可以拥有众多的妻妾,而且对待她们的态度同主人对待奴仆别无二致。

在《天父诗》中洪秀全给他的嫔妃们定下了无数清规戒律,要求她们“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天王旨到金锣响,立即跪接呼声和”。他还规定了所谓“十该打,”凡是嫔妃“服事不虔诚”、“硬颈不听教”,甚至“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皆在该打之列。谁在平时多说一句话,也就该“五马分尸罪不赦”。“天父”是太平天国的最高崇拜者,《天父诗》是天国人士必须遵奉的信条。而在五百多首《天父诗》中,却有四百多首是洪秀全借天父名义来训诫后宫嫔妃的。这也就足见其“男尊女卑”思想的深顽。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历史原因(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5)

杨秀清曾有几次劝奏洪秀全:“娘娘服事我二兄,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触犯我主二兄。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犯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再犯使得。”

由此看,嫔妃因犯小过而被洪秀全靴踢、杖责是经常的事。上行下效,天王如此,下面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关系,还有何平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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