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机遇很重要，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封建帝王都是如此。乾隆皇帝就是机遇好，祖父、父亲鞍前马后累个半死给他留下一片大好江山，加上他本人也争气，开创了封建王朝的鼎盛。不过，嘉庆皇帝就没这个机遇了，他即位时，空有盛世的壳子，再怎么勤奋努力也只能看着大清王朝日落西山了。
客观地说，嘉庆帝在在清十二帝中算不上出类拨萃，但也并非是一无是处，至少比其后的道光、咸丰要强。他亲政以后，也想重续“康乾嘉盛世”，主要还是没有赶上好时候。但是，要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乾隆，好像也说不过去。因为乾隆去世后，留下的江山还不至于无法挽救，只不过，嘉庆帝有个重大的坎怎么也迈不过去。
了解清史的读者都知道，从乾隆中晚期以后，官场腐败成风。从中央到地方不能说是无官不贪，但也是十之有八。腐败之风的风靡向来是封建王朝的固疾，要想根除绝非易事。可远的不说，他爷爷雍正即位时不也是这个局面吗，康熙晚年的官场腐败情况同样严峻，但在雍正帝的整顿下，照样回到了正轨。
因此，腐败问题并非是嘉庆面临最艰巨的任务，事实证明，嘉庆帝在反腐倡廉上也颇有手段。最关键也是最让人容易忽略的还是自康熙以后，迅速增长的人口问题。
清代之前的历史，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大约三千万，汉武帝时大约三千六百万，唐玄宗时大约五千万、明末时大约六千万。也就是说，从公元前221年到17世纪的这两千年时间中，中国的人口增长才翻了一番。而到了乾隆六年时，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亿。
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了乾隆六十年人口增至2.9亿。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他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达到了3.5亿，道光时期增至4亿。从乾隆朝到嘉庆朝人口一下子增加了两倍有余，对于小农经济社会来说，这才是致命的。
这就让人不懂了，两千年时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反而不及几十年的，难不成乾隆、嘉庆时期的人们生育力就那么强吗？这显然不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千古一帝康熙爷的“功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九日，康熙帝宣布了一道重要的上谕，即“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并将其定为祖制。这就是说，此后生育的人口，一律不征收人丁钱粮。
人丁不征粮对于百姓来说是从不敢想的大好事，康熙帝制定这一策略的时候，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但任何体制时间久了都会出现弊端，后人若是不去主动改变他便会成为阻碍，要不怎么说是“与时俱进”呢。
有人会说，人口增长会带来消费，也会促进生产。若是有这种看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小农经济时代，这么多人吃饭，中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流民的出现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要原因。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而同时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这就得等于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三倍。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地方政府的亏空，他们只能向农民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都出现了。农民承担额外的赋税要比正税多出数倍、十数倍。这就让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聚众闹事，重则揭竿而起。
嘉庆帝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但他是大清最高的统治者，这个时候绝不能再穿新鞋走老路了，对于康熙帝不合时宜的祖制应该加以变通，废除永不加赋的祖制以限制人口的增长。遗憾的是，嘉庆帝最缺少的就是这种打破常规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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