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27年发生过一件事：
妇女节当天，渴望妇女解放的女性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武汉街头“集体裸奔”。
她们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向封建陋习和男尊女卑宣战，
1920年，在当时中国最繁华的上海，政府曾公然以法令的形式，公布实施“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的规定。
这个法令的大致意思是，女性不能穿着奇装异服，如果穿着过于暴露身体部位，特别是包括裸露胳膊、大腿或者低胸等服装，都是属于不成体统的违法行为，都将面临被逮捕入狱的惩罚。
短短七年的时间，女性就选择如此偏激的方式解放自身，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扭曲历程呢？
2
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得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满清王朝也被民国政府所取代，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着不同的改变。
各种新制度和新主张，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演着“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好戏。
在三民主义的倡导下，反对封建毒瘤的变革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女性解放和女权平等。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长期形成的女性缠足“裹小脚”就成为了举国上下“反封建拥民国”的正确选择。
缠足裹脚确实是对女性长期无视和摧残的集中体现，它象征着女性是没有独立人格的，附属于男性的物品。
女性没有一丝的自主权，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取决于男性，为了男性的审美和观念，女性只能牺牲自己的身体，忍受各种束缚与折磨。
对于民国初期的女性解放来说，禁止女性缠足裹脚的“放足”，既是社会进步也是积极变革。
为了彻底消除女性缠足裹脚，民国政府颁行政令，明文规定“不得娶足不放松之女为妻”，虽然这样的政令或许有些过火，但是也足以看出，当时全社会对于女性缠足裹脚的反对热情之高涨。
禁止了缠足裹脚，女性从身体上开始有了自由和解放，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然而政府的下一个法令却是强硬要求女性“束胸”。
这个法令让民众非常疑惑：
束胸和缠足没什么两样，这不是又回去了吗？
3
实际上，“束胸”远没有“缠足”那么历史悠久。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男尊女卑和三纲五常以外，对于女性至多是要求不得穿着裸露，很少出现强制女性紧裹双乳，女性要像男人一样“平胸”的要求。
在唐宋等朝代的书画作品上，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封建王朝对于女性乳房也是没有强制束胸的。
民国初期毕竟还是处于动荡之中的，国民政府虽然比封建王朝更先进，但是作为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国民政府，毕竟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所以从客观上无法真正做到女性解放和女权平等。
人们只是看到了女人裹小脚，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陋习，简单地以为不裹小脚，就是女性解放。
让女性与男性在身体外貌上尽量相近，就是男女平等，一刀切式地认为这就是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汹涌地在旧中国传播，很多人以西方为天堂和圣地，盲目且不加甄别地全盘西化。
这其中就包括从英国传入的，使用小马甲和小坎肩，通过非常紧致的内衣，用纽扣进行固定，从而对女性乳房进行“束胸”，使得女性的乳房收紧，从而让坚挺的乳房变成“飞机场”。
正是因为这种盲目的崇洋媚外，使得这种舶来品，首先在大城市的女学生与高知阶层女性中，受到争相效仿并继而散播开来。
虽然已经是民国新政府，但是这其中仍然有不少人，还是封建旧思想的支持者，认为女性穿着暴露或者袒胸露乳，有违封建道德和封建体统。
女性的这种束胸，又恰恰给了这些封建遗存们，继续打着民主和解放的名义，实施禁锢和摧残女性的新机会。
4
1918年上海的一位江姓议员就认为：女性穿着大变，裸露胳膊、大腿和低胸等，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有伤风化且冶容诲淫。
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政府的肯定，这才有了“裸露就要入狱”的禁令。
该禁令一出，不要说低胸服装，就连睡觉都需要穿着很长的背心。
为了避免因为暴露身体而被逮捕入狱，很多女性都只能选择将自己的乳房“束胸变平坦”。
而对于没有束胸的女性，则还要被无情地贴上了“天乳犯”的侮辱标签，或者被误认为风尘青楼女子。
当时的街头一景，更是可以看到女人们，不论是坐立行走，还是家里屋外，也大都是低头含胸的姿势，只有这样才尽可能显得自己前胸的平坦。
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不由自主地散发着，阴沉、胆怯和不振。
原本因为禁止裹脚所带来的女性解放的进步步伐，被天乳犯和束胸运动，一下子倒退回另一个侵害女性的极端，让女性解放的双乳承受了更加深重的苦难。
就在禁令发布不久后，《民国日报》首先发起了对过分束胸的质疑，该报认为，女性的这种不科学的束胸，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
欧美人体型比亚洲人体型大，这种方式对于欧美的女性而言，对她们更丰满的乳房，起着一定的承托和稳固的作用。
然而，亚洲女性乳房本就相对娇小，如果再被这些紧身马甲长期紧裹，必然因胸腔挤压和心脏的血液循环不畅，导致乳房畸形和病变，尤其特别容易诱发肺部疾病。
这样对于一个国家的人口延续是不利的。
除此以外，有远见的知名人士，也对这种封建残余和影响民族的极端做法提出了批评和质问。
5
1921年，胡适先生也在公开场合，明确阐述过自己对待束乳的观点。
他认为乳房自然而然地生长发育，而人为地将乳房紧裹并压平，违反乳房发育的自然规律。
不论是出于部分女性所认为的“平坦美”，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遗毒使然，都是对女性自己和未来孩子的不负责任，如果这种不良风气不加以阻止，将来谁还能做母亲呢？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虽然有政府的禁令，也有政府要员的帮腔，但是作为已经从放足中解放出来的女性，身受西方与东洋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影响，已经不可能再受困于“束胸”的陋习。
她们要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对束胸提倡天乳的变革，获得真正的女性解放。
于是，在1927年的武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女性街头集体裸奔”事件，正式点燃了“天乳运动”的熊熊烈火。
持续近一个月的女权解放运动，不断将反对束胸的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
这一震撼世人的创举，也引起了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反思。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从德国留学回国的朱家骅博士，正任职于广东省民政部门。
他始终关注着，几年来愈演愈烈的“天乳运动”，并一直致力于彻底革除，强制女性束胸平乳的封建陋习。
那个年代的广东，始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发祥地，任何民主所推崇的思想和观念，总是很容易在这里找到生长的土壤。
在朱家骅博士的努力下，广东省政府率先于1927年7月7日，将《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公诸于世。
提案里要求以布告的形式全省下发，在三个月内广东省全境实现“妇女禁止束胸”，对于三个月后发现仍然束胸的，将罚款五十大洋。
为了保证解禁政令能够被贯彻执行，广东省政府还别出心裁，设立了“天乳运动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但履行政令监督，而且还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发六言昭示，利用舆论对广大民众进行普及教育。
该提案在广东省的通过和实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将“天乳运动”推向了风口浪尖。
随后，各地名人学者纷纷撰文批判束胸危害，专家也从身体健康角度警示大众，各地政府也跟进和效仿，陆续推行了类似的以“放胸”为目的的政令。
“天乳运动”是由女性自觉发起的，旨在真正冲破封建陋习，实现女性解放的第一次成功的觉醒和抗争。
随着“天乳运动”的胜利，外国的“义乳”也就是乳罩，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女性所接受。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第一城市的上海依靠着发达的经济和商业影响力，透过电影明星效应，将“抛弃束胸选择义乳”的生活理念，带给了旧中国的女性。
6
如今，我们用一百年后的视角去回看这段历史，对当初在“天乳运动”中，勇于抗争而裸奔的女性们钦佩之余，也不禁感慨。
不论从进步的放足，被倒退的束胸而取代，再到最后“天乳解放”的胜利，这些政令的背后都是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
从不许婚嫁到逮捕入狱，再到罚款五十大洋，两次颠倒的“纠错”政令，让我们看到了民国政府的民主虚伪与历史狭隘。
对比之下，旧中国的女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里，才真正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新中国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保障下，中国女性才第一次真正的实现了，男女平等和女权解放，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将军更是层出不穷。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女性活跃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但可以参政议政，甚至可以在高精尖的航空领域。
女研究员、女工程师和女航天员，也是新时代的女性典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女性独立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
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的祖国而感到自豪。
,
